姚大志:何谓正义:罗尔斯与哈贝马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81 次 更新时间:2015-01-11 22: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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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大志  

   在大西洋两边仍然健在的思想家中, 罗尔斯和哈贝马斯可以说是最有影响的两个人。罗尔斯出自英美分析哲学的传统, 但是他提出了一个超越分析哲学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体系, 这种新自由主义目前在西方处于统治地位。哈贝马斯既是当代欧洲思想的杰出代表又是欧洲思想的支配者, 他兼收并蓄,用英美的语言哲学来改造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批判理论。

   罗尔斯以“正义理论”著称于世, 哈贝马斯与之对应的是“社会交往理论”。罗尔斯正义理论的主题比较集中, 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哲学。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则内容广泛, 难以概括, 姑且称之为社会哲学。然而, 两者的理论体系有一个交汇点, 它就是正义问题。两个人不仅提出了不同于对方的正义观念, 而且还对对方的正义观念提出了批评。
一、 正义是程序的还是实质的?

   罗尔斯在《正义论》( 1971 年) 中曾反复重申, 他所说的正义是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什么是纯粹的程序正义? 我们从它与完善的( 或不完善的) 程序正义的比较来加以说明。
罗尔斯枚举了一个完善的程序正义的例子。假如一小群人要分一块蛋糕, 公平的划分是每个人都得到平等的一份。这样一种程序将保证分配的公平: 让任何一个人来划分蛋糕, 并且他拿最后的一份。因为他只有平均地切开蛋糕, 才能确保自己得到可能最大的一份。

   不完善的程序正义的例证是刑事审判。任何一个审判的目的都在于, 只要被告犯有被控告的罪行,这名被告就应当被宣判为有罪。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法律规定了合理的审判程序。但是任何审判程序都不能确保每次审判都能达到正确的结果: 一个无罪的人可能被判有罪, 而有罪的人则可能逍遥法外。

   这两个例子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即它们都具有一种判断其结果是否正确的独立标准。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完善的程序正义”有一个确保能够达到正确结果的程序, 而“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则没有这种可以达到正确结果的程序 。[1]

   与完善的或不完善的程序正义相比, 纯粹的程序正义没有这种判断其结果是否正确的独立标准。罗尔斯认为赌博是纯粹程序正义的典型例证: 如果赌博的程序是公平的, 而且人们自愿参加赌博, 其中没有任何欺骗, 那么赌金的任何一种分配都是公平的。如果说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只有一种判断其结果是否正确的独立标准, 但没有能够达到正确结果的程序, 那么与其完全相反, 纯粹的程序正义则只有一个达到正确结果的程序, 但没有判断这个正确结果的独立标准。所以, 对于纯粹的程序正义来说, 其程序一旦被实际执行, 它所达到的任何结果都是正确的 。[2]

   罗尔斯的正义在其《正义论》中具体表现为两个正义原则。第一个正义原则适用于社会的政治领域, 它用来确保公民之平等的自由。第二个正义原则适用于社会的经济领域, 它用来确保公民能够得到平等的分配。第一个正义原则体现了“自由”的价值, 第二个正义原则体现了“平等”的价值。罗尔斯说正义是程序的, 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它是形式的。从康德主义来看, “形式的”就是普遍的。对于罗尔斯, “自由”和“平等”具有普遍的价值, 他的正义理论也是普遍主义的。

   按照程序正义的观念, 正义是正义程序之结果。只有程序是确定的, 而结果则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 如果程序本身是正义的, 那么它所达成的任何结果都是正义的, 无论它们是什么。但是, 在设立正义程序之前, 罗尔斯实际上已经对“自由”和“平等”这两种价值具有了坚定的承诺, 而程序只不过是把这两种价值推演出来并加以制度化而已。换言之, 只有体现“自由”和“平等”的原则是正义的, 而不是任何原则都可能是正义的。这样, 正义就不是正义程序之结果, 相反, 程序变成了为达到某种预定结果而选择的设计。在这种意义上, 罗尔斯的正义不是程序的, 而是实质的。

   哈贝马斯正确地看到了罗尔斯正义理论中所包含的这种矛盾, 他在《事实与规范》( 1992 年) 以及其它一些文章中, 批评罗尔斯的正义表面上是程序的, 而实际上是实质的。
在哈贝马斯看来, 所谓“程序的正义”意味着正义是程序的结果, 即“什么是正义的”不是先定的, 而是通过公民之间的对话、交流、讨论、协商之后所达成的共识决定的, 或者是由“多数决定”的民主原则决定的; 所谓“实质的正义”则意味着对某些价值( 自由、平等或权利等) 的承诺, 这些价值是普遍的、先在的和确定不移的, 而任何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都是这些价值的体现和保证。哈贝马斯认为, 真正的正义应该是程序的, 而不应是实质的。

   对于哈贝马斯, “程序的”就是“形式的”。而且, 哈贝马斯认为, 伦理学的主要问题就是正义。因此,在罗尔斯那里作为“ 正义理论”的东西在哈贝马斯这里就变成了“形式伦理学”。
“形式伦理学”也被哈贝马斯称作“对话伦理学”。哈贝马斯主张, 正义原则是不能通过道德推理得来的( 像罗尔斯那样) , 而是由所有相关者在对话、协商、交流、谈判过程中达成的。为了达成共识, 道德对话需要某种公平的对话程序。在哈贝马斯看来, 这种公平的对话程序是由“对话规则”构成的。

   公平的对话规则一共有三条:

   (1) 每一个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都应该被允许参与对话。”

   ( 2)A. 每一个人都被允许对任何主张提出疑问。”

   “ B. 每一个人都被允许在对话中提出任何主张。”

   “C. 每一个人都被允许表达其态度、 欲望和需要。”

   (3)“不允许以任何内在的或外在的强迫方式阻止言说者履行其由第一条和第二条所规定的权利 。”[3]

   第一条和第二条对话规则为人们进行道德辩论提供了公平的标准。它们表明, 道德对话的理想程序应该确立每一个人的自主性和自律性, 应该平等地对待每一个道德对话参与者, 应该使每一个人在道德决定中都具有公平的机会。第三条对话规则试图消除欺骗和权力对道德辩论的影响。在哈贝马斯看来, 这些对话规则不仅保证对话的参与者能够达成道德共识, 而且还能够保证, 当参与者的意见同达成道德共识相矛盾的时候, 他们必须放弃自己的意见 。[4]
哈贝马斯“对话伦理学”的第二条规则企图向西方伦理学传统挑战, 而提出一种独特的道德哲学。哈贝马斯的著名研究者麦卡锡这样评论第二条规则: 他在这里强调的重点“从主张每一个人所毫无矛盾地愿望的东西就是一种普遍的准则, 转移到主张所有人都一致愿望的东西就是一种普遍的规范。” [5]前者追问一个道德主体所遵循的最高道德准则是什么, 这是康德伦理学的问题。后者追问一个交往共同体的成员们所一致同意的普遍规范是什么, 这是哈贝马斯提出的问题。对于前者, 康德通过一种独白式的思想实验来解答; 对于后者, 答案存在于道德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对话、协商和辩论中。

   哈贝马斯在第二条规则中所关心的主要东西是人们在道德辩论中如何达成共识。用哈贝马斯的话说, “对话伦理学”的第二条规则是指一种程序, 即“通过对话来获得规范的有效性要求。就此而言, 对话伦理学的基本特征是形式的, 因为它不提供任何实质性指导方针, 而仅仅提供一种程序: 道德的对话。”[6]

   这反映了哈贝马斯关于伦理学本质的看法: 伦理学的道德对话并不产生出任何规范, 而是对正考虑加以接受的规范之有效性给予检验。伦理学或道德对话并非从道德真空出发, 而是从某些现实的道德规范出发。道德对话所涉及的内容是由道德对话之外的生活世界提供的, 道德对话的参与者存在于这个生活世界之中, 并以这种生活世界为前提。因此, 哈贝马斯认为, 伦理学的真正任务是提供一种程序,这种程序一方面保证道德对话的开放性, 即公平地对待所有对话参与者, 使其能够公开表达自己的真实意图和真正动机; 另一方面它保证道德对话的自由性, 即能够使每一个人自由地对道德规范的有效性提出疑问, 赋予每一个人以提出建议和拒绝建议、 接受规范和拒绝规范的平等机会。
形式伦理学的实质问题是: 什么东西构成了道德规范的有效性?

   哈贝马斯认为, 道德规范的有效性在于它的普遍性。关于道德规范的普遍性, 形式伦理学主张: 第一, 从形式上说, 这种普遍性不是先验的、 形而上的和决定论的, 而是经验的、 选择的和通过对话协商达成的; 第二, 从内容上说, 道德规范的普遍性建立在参与者的普遍利益的基础之上, 这种普遍利益构成了人们为何遵守道德规范的动机。

   从康德伦理学的传统来看, 道德规范的普遍性只能是形式的, 而不能具有实质性内容。如果将“利益”引入伦理学, 那么就会导致一种两难的困境: 是坚持道德规范形式上的普遍性, 还是坚持道德规范内容上的确定性?
康德认为, 普遍性与内容的确定性是不相容的, 两者不能兼得。坚持道德的普遍性, 就必须放弃道德内容的确定性; 反之亦然。当然, 康德坚持的是形式上的普遍性。
罗尔斯不满意康德的形式主义, 他提出, 道德原则既可以是普遍的, 又可以拥有内容上的确定性。

   哈贝马斯坚持道德规范的普遍性, 这点他与康德和罗尔斯都是一致的; 他也主张道德规范应该具有内容, 这点他与康德不同但与罗尔斯一致。哈贝马斯不同意罗尔斯的地方在于, 他认为道德规范的内容不是确定性的, 而是选择性的, 是通过对话协商达成的。哈贝马斯的立场处于康德和罗尔斯之间: 比罗尔斯要弱, 但比康德要强。哈贝马斯这样评价自己: “对话伦理学提出了普遍性的、 从而很强的论题, 但是它的位置对于这些论题所要求的来说则是相对较弱的。” [7]

   对于哈贝马斯的批评, 罗尔斯写了一篇标题为“答哈贝马斯”的文章来回应, 此文发表在《哲学杂志》1995 年 3 月号, 并被收入 1996年版的《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对自己的辩解和对哈贝马斯的反驳主要有三点。

   首先, 罗尔斯说明了什么是“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他提出: “我把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区别看作是一种程序的正义( 或公平) 与该程序之结果的正义( 或公平) 的区别。” [8]罗尔斯的这种说法意在强调程序正义同实质正义不是对立的, 而是相互关联的。
其次, 罗尔斯进一步解释了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关系。他认为: “一种程序的正义总是依赖于该程序之相应结果的正义, 或者说依赖于实质正义” 。[9]罗尔斯的这种观点是正确的, 尽管它同较早的《正义论》相反。在《正义论》中, 罗尔斯主张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观念, 在这种观念中, 实质正义原则上依赖于程序正义。

   最后, 罗尔斯指出, 没有纯粹的程序正义。他认为:“就政治正义而言, 不存在任何纯粹的程序, 并且也没有任何程序能够决定其实质性内容, 从而, 我们永远依赖于我们关于正义的实质性判断。” [10] 罗尔斯反驳说, 哈贝马斯自己的正义观念也不是纯程序的, 而是实质的。

   二、 是理想语境还是理想处境?

哈贝马斯与罗尔斯的理论目标是不同的。
哈贝马斯意图建立一种合理的对话、 交流和协商程序, 人们通过这种合理程序来达成共识, 而正义是由这种共识决定的。
罗尔斯则希望承担一种更具雄心的工作, 即阐述一种实质性的政治正义观念, 这种政治正义观念一方面独立于任何形式上的学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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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学刊》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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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李博阁 2015-01-12 09:19:32

  不难看出,作者总是拿现象说事,把西方自明的本原即大前提忽略了。
  创造者的自由属于自明的正义。如同西方人都有同一个自我即本原,不接受任何给定性,也不存在任何抽象的痕迹,因此这一本原的正义是绝对具体的普遍,而不是自然感官的具体,也不是抽象的普遍。但是由于创造的结果各不相同,也就是说,意识之前的正义与正义的结果(可知的正义)完全背反,不是一回事,不可以混为一谈。
  因此,正义有二个背反的含义:一是绝对具体的正义,二是相对抽象的正义。只能二元论,并且,正义的道德伦理一开始就是这样确定的,自由先于高于思维,思维先于高于存在。反之,被造性先于高于创造性和一元论的就都是流氓的正义和罪恶的正义。只是因为在意识之前的正义是生存的,在意识之后的正义是抽象静止的,它们绝对背反。因此生存的正义总是意味着反正义的正义,只有悖论才能保证正义自身的存在。由此导出,没有反对派就没有政治智慧,也就没有正义。
  所以,脱离了本善的正义将变成本恶的正义。你要找到自我成为创造者才能有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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