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俊志:论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生成理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05 次 更新时间:2015-01-11 19:3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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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志  

  

   内容摘要:作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历史制度主义不但提供解释公共政策和政治行为的制度分析框架,而且还据此而提出了相应的制度生成理论。历史制度主义首先批判了新制度经济学制度生成理论的目的主义和平等主义假设,其次还批判了理性设计理论的功能主义假设。在此基础上,历史制度主义在比较历史分析的视角之下提出了自己的冲突加设计的制度生成理论及三个具体的制度生成模式。在对政治转型的研究中,历史制度主义的关键节点理论对于思考当代中国的制度转型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解释制度的生成和变迁,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中,无论是作为先驱的卡尔·马克思还是马克斯·韦伯,都倾注了大量的精力来研究某种制度,尤其是当代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如何出现的。所不同的是,马克思所强调的是社会经济因素,尤其是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对政治制度形成的重大作用,而马克斯·韦伯则在更大程度是从合法性与合理性基础的转变中来观察现代政治制度的产生的。自现代政治科学产生以来,作为其诞生标志的旧制度主义就非常重视对制度生成的研究。但是,由于政治科学在产生之初还没有完全断绝与传统政治哲学的关系,旧制度主义者们在研究政治制度的形成时要么深受社会契约论的影响而陷入形而上学的推演,要么则只是具体地描述某一制度如何产生而不能提供实证意义上的理论上解释。作为旧制度主义的反动,行为主义虽然力主对政治的科学研究,但由于过分重视对行为本身的研究而基本上没有发展出成熟的制度生成理论。即使在行为主义的影响下试图对制度的生成进行解释的学者,也大多在社会中心论的视角下,力图通过社会结构的变迁来解释制度的生成和变迁,而并没有研究制度自身的生成和变迁的规律。

   作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历史制度主义的一个重要特色就在于,它非常强调政治制度对公共政策和政治行为的塑造作用。因此,有人据此而认为,历史制度主义的重点是在强调既存制度对公共政策和集团活动的影响而不是制度自身的生成和变迁,因此历史制度主义虽然强调了政治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对于制度本身的生成和变迁的研究是极为缺乏的。事实上,笔者认为,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说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生成和变迁理论已经发展到了十分精致的程度,但是,通过对历史制度主义有关文献的解读,我们仍然可以提出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生成和变迁模式,这种制度的生成和变迁理论无论是对于发展社会科学的制度理论,还是深化对现实制度的理解,都是极有意义的。只不过由于历史制度主义本身采用了比较历史分析的归纳方法,其制度生成和变迁理论的理论化和精致化程度还不能十分令人满意。

  

   制度生成的前提: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批判

  

   当然,现代社会科学真正从制度自身的生成变化规律角度来研究和解释制度生成和变迁理论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兴起以来的事。正是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通过产权理论、囚徒困境和交易费用角度对制度产生的解释,启发了一大批社会科学家们来解释政治制度的起源。在政治科学中,深受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影响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功能主义的视角下提出,一套制度的产生和存续依赖于它所带来的相对于其它制度而言更多的好处,也即,制度的产生和存续是因为相关的利益主体为避免两害达到两利而形成的一种自我约束的契约式规则,这种规则能够为相关个体带来较之于其它制度而言更多的好处。如谢浦斯勒(Shepsle)和韦恩加斯特(Weingast)就提出,美国国会委员会制度就是一种政客们相互合作的事前协议。制度的稳定是因为它带来某种结构诱致的均衡。

   历史制度主义者们认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这种制度起源模型虽然为政治科学的制度起源提供了精巧的解释,但是同时也存在着某些不可避免的缺陷,有时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制度的起源。历史制度主义首先批判的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功能主义视角。由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解释制度的起源和存续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既存制度的影响来展开的。但是,解释制度的存续却并不一定就等同于解释制度的起源,即某一制度的存在也许可以被解释为是为相关的行动所带来的好处,但是在现实的政治运作中,由于意外后果的大量存在,我们并不能完全根据结果来推导起源。而且,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这种框架也不能解释为什么说在现实之中还存在着大量的无效率的制度。其次,历史制度主义认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这种解释也带有目的主义的色彩。因理性选择的制度主义倾向于假定制度的创设过程是高度目的性的,制度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行动者的控制之下而展开的,行动者能够正确地探测到他们所建立的制度所产生的影响,并创设出相应的制度来达到这种目的。制度的创设过程中尽管有可能存在着目的性的成分在内,但是由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们将制度的创设者们都看成是具备有控制事件进程的英雄,而有时又将他们的目的看得过于简单。其结果就是,他们往往没有注意到行动者在动机上的复杂的一面和行动者没有能力制定事件进程时制度的产生状况。再次,历史制度主义还认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这种解释带有一定程度的自愿主义的色彩。也就是说,他们倾向于将制度的创设过程看成是一种半契约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相对平等和独立的行动们自愿达成一致。但是,在现实的政治运作中,由于权力的非对称性特征,参与某一制度的创设者们的地位却并不一定是平等的,有些个体也并不一定就自愿参与某一制度的创设而往往有可能是被强制带进某一制度的创设活动之中的。所以,历史制度主义认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这种制度起源的解释框架所提供的解释力是限的,它只有可能适用于那些行动者都习惯于展开策略性行动,并且为维护制度的均衡而有着大致平等地位的场景之下,如立法机关和某些国际场合或者为了提高某种可以明显提前预知的效率而大量竞争性地选取某种组织形式的场合。

   与此相反的是,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并不像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那样倾向于在一个制度真空的前提下来研究制度的起源问题。在他们看来,在现实的制度产生和变迁活动中,我们并不能去假定一个制度真空的存在,事实上现实之中的任何一种制度产生之时就已有先在的制度存在。因此,他们更倾向于去从一个充满制度的世界之中去探测一种新制度是如何产生的。在这一前提之下,社会学制度主义在研究制度的起源时就主要是探测新制度的建立是如何从既有制度世界中借用某种制度模版(InstitutionalTemplates)的,他们常常强调的是既有的制度世界限制制度创设的方式。在以"社会适应逻辑"(LogicofSocialAppropriateness)而不是理性选择理论的"效率逻辑"或"工具逻辑"(LogicofInstrumentality)的支配之下,他们更多地研究并比较成功地解释了在社会和政治运作中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无效率制度的产生和存续问题。

   历史制度主义虽然与社会学制度主义一样都致力于在一个已经充满制度的世界中来探测制度的起源,他们也承认社会学制度主义对于某些制度起源解释的有效性,但同时也认为社会学制度主义关于制度起源的分析有过于苍白之处。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深入到现实之中来具体研究某一制度的起源,他们略去了制度创设或改革过程中必然要涉及到的相互竞取利益的行动者之间展开权力冲突的程度。在历史制度主义者们看来,无论是组织之内还是组织之外的行动者,都与某一公司或政府是否要采用某种新的制度有着相当大的利害关系,改革的引发常常会在这些行动者之间引出新的权力斗争,如果制度分析仅仅强调某一制度的扩散过程是极易忽视这一极其重要的方面的。与此同时,社会学制度主义者由于过分关注制度本身的扩散过程,他们有时候也就难免会陷入只关注宏观过程的危险,以致于将卷入制度创设过程中的行动者置于视野之外,从而导致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制度起源研究存在着一种"没有能动性的行动"。所以,在研究新制度的起源时,我们不仅应该从整体上关注作为一个解释过程的意义、模版和象征框架的出现方式,而且还应该将其作一个由有关参与其中的行动们的争论斗争和冲突的过程。与社会学制度主义所不同的是,历史制度主义尽管也是在一个充满制度的世界中来研究制度的起源,尽管他们也关注既存制度是如何限制着新制度的起源,但是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同时也关注既存制度是如何为新制度的产生提供机会和激励的,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所着重考察的是既存制度下的权力关系在新制度的创设时是如何给予某些行动者或利益主体较之于其它行动者更多的权力,从而使其有可能创设出新制度的。

   由此可见,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形成理论基本上是融合了两大分析框架。第一个框架是谢茨施耐德在六十年代提出的冲突分析框架,即"一切政治组织形式都倾向于发展某些冲突倾向而抑制另一些冲突,因为组织本身就是对某种倾向性的动员。某些议题被组织化进入政治过程,而另一些议题则被排除在外。"在这种分析框架之下,只有组织存在的地方,就必然存在着权力的不平等分配,就必然为产生出为权力而冲突的潜在可能性,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冲突都能进入政治过程,因为组织本身就倾向于将某些人和某些议题置于有利地位而将另外一些人和议题置于不利地位,制度常常庇护某一集团而将另一集团置于不利地位。历史制度主义这一假设的意味是,任何制度都存在着引起潜在冲突的成分,因而任何制度都存在着变迁的可能。第二个框架就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框架,即历史制度主义在强调行动主体权力地位不平等的情况下,承认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将个体视扩大自身利益的行动者的观点,视政治主体为竞取利益和权力而斗争的行动者。他们要分析的,正是这种不平等的制度格局是如何导致新制度产生的,旧的制度是如何影响到新制度产生的。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分析制度起源时使用演绎法所不同的是,历史制度主义在更大程度上是通过归纳法来搜寻历史过程中的行动者为何会如此行动的证据。由此也就决定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起源研究虽然较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而言有更强的现实主义程度,但是模型的构建却并没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那么精巧。

   在认识了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起源研究是融合了两种框架之后,我们基本上可以在理论上将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起源观概括为:制度起源于既存的制度偏见所引发的冲突;或者旧制度在新环境下所面临的危机,从而引发出原有制度之下的政治主体产生改变现存权力的企图。在为建立新制度而展开的斗争中,既存制度在引发出冲突的同时,已经将一部分人置于有利地位而将另外一部分人置于不利地位;由于冲突的双方都受到了既存制度的约束或激励,因此在冲突双方的头脑中都存在着原有的制度模版,他们的思维模式和认知状况也都有可能受制于原有的制度,所以,在冲突过程中所建立起的新制度虽然体现了强势一方的利益,但是建立的新制度的中必然还会残留有旧制度的成分。

  

   理性设计的限度:对功能主义的批判

  

由于历史制度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认为制度并不起源于合作而起源于冲突,他们在研究制度的起源时还重点批判了理性的制度设计理论。在他们看来,新制度的建立虽然存在着制度设计的成分在内,但是制度起源的动力并不在于理想化的设计,而在于旧制度所引发的冲突,理性的制度设计在新制度的形成过程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皮尔森(PaulPierson)为此而指出,如果功能主义式的理性设计理论能够成立的话,就必须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制度本身必须是工具理性的产物,即某种制度的设计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第二个条件是制度的设计者必须要具有充分的远见,能够预测到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以利用制度来做顺利的处理和应对;第三是制度的运作必须要在意料之内,即没有意外后果发生。事实上,在现实的制度设计和运作过程中,这三个条件都是很难完全满足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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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则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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