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哈耶克思想研究与相关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68 次 更新时间:2005-08-15 21:4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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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正来 (进入专栏)  

  对我来说,最富启示性的发现之一就是,越趋近西方,亦即越趋近自由制度依然比较稳固、信奉自由信念的人数依旧相对众多的国家,那里的人们越不真正准备对他们自己的信念进行重新考察,越倾向于作出让步或进行妥协,也越倾向于把某种他们所知道的自由社会的偶然历史形态视作一种终极标准。另一方面,我也发现,在那些直接经历过全权式政制(atotalitarianregime)的国家抑或在那些类似全权式政制的国家中,只有为数极少的人从这种经验中更为明确地认识到了自由社会赖以实现的条件和自由社会的价值。F.A.哈耶克(“自由与交流”)

  《自由与秩序: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这部专题性研究论文集,主要收录了我近年来有关哈耶克自由主义社会理论的一些研究论文和个人认为极有助于理解哈耶克思想的一些翻译文字,还收录了一份我根据自己的阅读范围编辑的或许对研究者有所助益的有关研究哈耶克社会理论的英文参考文献。实际上,早在1987至1988年哈耶克思想透过一些域外的学者的引介而在中国学界颇具影响的时候,我已开始阅读哈耶克的IndividualismandEconom-icOrder一书,此后又断断续续地研读了哈耶克所撰写的一些论著,但是并没有在此一方面进行专门的研究。我真正下决心研究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社会理论大概是在1994年,并在翻译哈耶克的名著《自由秩序原理》(TheConstitutionofLiberty)的过程中研读了哈耶克的绝大多数论著和一些被公认为重要的研究哈耶克思想的二手西文文献,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哈耶克社会理论的专门研究。

  这里需要严肃指出的是,尽管哈耶克有关自由市场的思想或许因其与当下的中国经济改革或转型的推进有着某种“经验性”的关联而在当下的中国学界开始重新占据相当重要的支配地位,但是我开始研究哈耶克自由主义社会理论的那几年,却是哈耶克思想的影响在中国学界大大减退的年代,一些论者甚至认为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思想对中国已失去了重要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为什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投入如此之多的精力去研究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社会理论,当然也就是一个有必要给出解释的问题了。显而易见,这里所涉及的问题绝不是可以简单地通过个人研究自由或个人知识兴趣所致这样一些论辩予以充分解释的,因为它所关涉的毋宁是研究者个人的知识支援与作为研究对象的哈耶克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进而更关涉到研究者个人根据其知识支援所理解的哈耶克社会理论在其特定时代所具有的意义。因此,只有把这个问题置于我们所置身于其间的时代场景的变化和学术趋向之中,方能凸显出它所可能具有的意义,进而达致一种更为有效的解释。这种解释的获致,不仅可以经由回答我为什么在这种背景下研究哈耶克思想的问题而为自己的反思工作提供一种知识上的关系结构,而且也可能为读者理解我所做的哈耶克研究提供我个人的问题脉络。

  个人以为,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社会理论一方面因苏联和东欧的解体及体制转轨而使其对唯理主义的建构论的尖锐批判和对法治下的个人自由及整体秩序的主张得到了某种正当性的证明,进而在西方国家和东欧等国家重新赢得了一席支配性地位:“1989年苏联帝国社会主义暴政的终结,也许是在他的人生旅途尽头最值得他欣慰的事情,而且许多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自发地成立了各种‘哈耶克俱乐部’和‘哈耶克协会’。他们找不到比他更好的镇山之主了”(《通往奴役之路》“导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然而另一方面,他的社会理论又因以意识形态为标识的冷战的结束而失去了曾经使他的理论话语得以型构的某种重要的对立性参照系,甚至连它的“存在性基础”都在各种后现代话语的质疑或询问中仿佛被颠覆掉了。这种由现代性的延续和后现代论式的质疑构成的“复合性”时代无疑是一种极为繁复的境况,而依我个人的观点,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社会理论也正是在此境况中获得了它所具有的新的意义,因为它在现代性持续渗透与后现代话语询问甚或解构功能的复杂重叠的过程中开放出了一系列我们必须直面的极具重要意义的理论问题。

  与我当时开始反思自己所提出的在国家与社会的框架下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主张紧密相关,哈耶克的社会理论所开放出的“自由主义社会理论在其对立性的参照系或极权暴政国家趋于消失的境况中还具有何种意义”这个在我的知识支援或脉络中极为重要的问题便凸显了出来。实际上,这个问题也已为当时流行于中国学界的相当多的论式所关注。然而不无遗憾的是,一部分论式在对这个问题做否定性回答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将这个问题转换成了一个视之为当然的理论依据,进而在处理哈耶克自由主义社会理论(包括其他自由主义理论)的时候采取了一种相当简单化的否定态度;另一部分论式则在对这个问题做肯定性回答的过程中也同样不知不觉地将这个问题转换成了一个前质疑的理论根据,进而在对待哈耶克自由主义社会理论的时候也采取了一种颇为简单化的肯定态度。前者从后现代思维方式出发,极为有效地质疑了构成现代性论式之基础的“国家与社会”或“国家与市场”等二元核心范畴,并由此否定了以这些二元范畴作为“存在性基础”或以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为其对立性参照系的自由主义话语(包括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社会理论),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后现代话语在质疑或解构现代性话语的逻辑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深陷于现代性话语逻辑的巢穴之中,并且在未经详尽分析和研究的状况下就简单地从形式上根据自由主义社会理论与其参照系之间互相依赖的逻辑关系而对自由主义理论(包括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社会理论)所具有的意义进行了实质性的否定。后者则主要是以现代性思维方式和特定空间的政治状况为出发点的,这种在“国家与社会”或“国家与市场”框架下以严格限定国家权力的自由主义观点为支撑的主张对于正在推进市场经济改革和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国来讲无疑具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我们必须指出的是,现代性话语在严格限定国家权力的过程中却不仅忽略了对“国家与社会”或“国家与市场”论式的反思,而且还未意识到各种后现代论式就此提出的质疑所具有的意义,最为重要的是在将权力宰制仅归于国家的同时而完全否定了权力宰制亦将透过各种社会等级组织和各种社会力量(特别是媒体的力量)而盛行于社会内部的事实。正是对哈耶克社会理论开放出来的上述问题的关注以及对上述两种论式各自所存在的局限的认识,促使我在回答这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之前先行进入哈耶克社会理论在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或保守主义等相关学术论辩之脉络中的“知识增量”部分,力图对哈耶克理论本身的内在理路有一较为深刻的把握;而收入本论文集中的《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自由秩序原理〉代译序》这篇长达6万言的论文便是这一努力的结果,同时也是我为正面回答上述问题所做的一种知识上的准备工作。

  当然,我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社会理论的研究并没有就此止步,成果便是在前此研究的基础上又经过一年时间的研究而写成的《知与无知的知识观:哈耶克社会理论的再研究》这篇长达7万字的论文。坦率而言,我之所以进一步关注和详尽研究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社会理论,实是与中国学术界在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或自由主义)重趋重要时所出现的某些简单化的或庸俗化的处理方式紧密相关的——这就是我早些时候在《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一文中所讨论的那种完全以经济需要或政治需要为标准来捍卫或否定某种社会理论的知识趋向。

  众所周知,这些年来,随着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重新流行”,捍卫自由主义与反对自由主义的论战又以多种形式凸显出来,甚至成为当下知识界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公共性理论话题;然而与此一公共话题的普遍流行构成鲜明对照的则是有关论者对他们所捍卫或反对的自由主义本身——特别是其间的理论问题的——基础性研究的严重缺失,而这种情况在哈耶克自由主义社会理论的基础性研究方面则表现得尤为突出。我在《知与无知的知识观:哈耶克社会理论的再研究》一文中明确指出了这种滞留在意识形态的“标签”层面而无视那些“标签”实无法涵盖的不尽相同的知识理路以及相关理论问题的取向:

  “当然,促使我从这样一个角度对哈耶克社会理论进行探究的一个直接的原因,乃是汉语学界中所存在的一种非常普通的现象,即论者在解释哈耶克的理论时,往往在意识或不意识的情形下就趋于以某种‘同质性’的标签遮蔽哈耶克繁复且无法化约的社会理论建构过程:不是简单化为‘功利主义’,就是化约为‘保守主义’;不是庸俗化为‘经验主义理论’,就是简单化为‘主观主义理论’;毋庸置疑,这样一种以贴标签为特征的‘庸俗化’或‘简单化’的思维取向,亦即我所反对的‘印象式’理解方式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取向,不仅在实际上遮蔽了哈耶克社会理论内在演化发展的繁复过程,而且还在公共话语的建构过程中炮制出了因各自理论分析框架或意识形态取向而定的无数个同质性的甚至彼此相互冲突的‘哈耶克理论’。这里至关紧要的,也是往往为人们所熟视无睹甚或不意识的,就是在这些作为结果的无数‘虚构’的哈耶克理论的背后,各种借‘哈耶克理论’为名的理论主张实际上正在为各自知识的‘真理性’或‘正当性’展开话语争夺,甚至在更为深刻的层面上展开着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论争;此处不争的是,要害并不在于不同论式中的‘哈耶克理论’之间的差异,而是隐含于各种论式背后的不同的意识形态担当以及由此而采取的不同的理论解释框架之间的较量。显而易见,就揭示各种‘哈耶克理论’论式背后的不同意识形态担当和相应的不同理论解释框架以及它们之间展开的话语争夺而言,对它们进行详尽的知识爬梳和知识社会学分析无疑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这并不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的旨趣毋宁在于对各种有关哈耶克的‘同质性’论式进行解构,而采取的方式则是直接对哈耶克社会理论的建构过程以及构成此一过程的核心概念进行梳理和探究,因为通过对哈耶克理论的演化过程本身的揭示,可以映照出各种‘宣称的’哈耶克理论在公共话语建构中的‘策略性’或‘工具性’。

  此外,促使我从时间这样一个角度对哈耶克社会理论进行探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而这个原因则与哈耶克本人所具有的两重知识性格紧密相关:一方面,哈耶克是本世纪最为重要且最具原创力的社会理论家之一,另一方面,他又是本世纪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最为重要的捍卫者之一,是各种形式的集体主义的坚定批判者和古典自由主义的弘扬者,而这构成了哈耶克社会理论研究中意识形态的封闭性与其学述研究的开放性之间的高度紧张。长期以来,这种紧张因其意识形态的封闭性而对人们确切认识哈耶克社会理论在学术研究层面的贡献构成了一种障碍,而对于那些持非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论者平实地理解他的社会理论在知识上的贡献也构成了一种障碍;更不能忽视的是,哈耶克在主张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方面的封闭性,实际上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构成了那些自视为‘自由主义者’的论者沉湎于意识形态脉络下的问题论辩而无视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知识洞见的当然理由。需要强调的是,我并不主张社会理论应当或可能与意识形态截然两分,而毋宁在于指出我们不应当把哈耶克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封闭性视作我们无视他的社会理论的意义的理由。然而囿于篇幅,本文不打算对哈耶克意识形态的封闭性与其社会科学研究的开放性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行分析,也不旨在对那些因哈耶克意识形态的封闭性而被人们所忽视的知识洞见予以专门揭示,而是一如上述,直接对哈耶克社会理论的建构过程以及促使这种过程发生转换的核心概念进行厘定和分析。”

  需要指出的是,我对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除了与上述中国学术界中发生的“外部”问题以及我对它们的认识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以外,还直接与我个人多年来一直在研究的另一个理论论题紧密相关,即有关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社会学研究。我经由长期的研究后大体上认为(参见拙文《否思社会科学:学科的迷思》和《否思社会科学:国家的迷思》,分别刊载《中国书评》1998年5月号和8月号),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合着发展政策的意识形态化,中国社会科学也得到了一定意义上的发展,其重要特征之一便是所谓中国社会科学学科制度这种知识制度化的进程日益强化;尤为重要的是,由于经济资源相对有限以及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作用,各门学科中的知识行动者在为分配或争夺资源而宣称各种学科知识的有效性的过程中,更是强化了这种学科结构作为一种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制度安排的正当性。然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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