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清商远路自徘徊

——怀念田余庆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2 次 更新时间:2015-01-10 22:4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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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新  

   二十多年来,田先生时时刷新我对于人生的理解,我看到了学者的纯粹和人生的朴素。他经常聊起过去的人和事,固然也流露对于恶政当道的愤怒,但对那些在极端时代做了许多坏事因而后来恶名昭著的人,他似乎总有一种深深的悲悯,甚至以同情的语气讲述他们的人生遭际。反过来,一些后来被评价很高的名流人物,到了田先生的回忆里,原来也做过许多他们后来竭力回避或予以否认的事情。我甚至觉得,田先生研究历史上群体和个人在时势变局中的反应与选择,多多少少隐含着他对自己人生所见所闻所思的总结。

   我1989年秋季回到北大读研时,对于历史学不要说不入门,就连历史系一般本科生的水平也达不到,两个导师的论著,田余庆先生的我只读过《中国史纲要》,祝总斌先生的我只读过《北大学报》上的两三篇论文。入学不久,大概基于本研究方向的一个传统,祝总斌先生带着我去拜望周一良、田余庆两位先生。表情凝重、浓眉微锁的田先生,一开口就浇了我一头凉水:“从中文系、外文系改到历史系来的,少有成功的先例。”那时我并没有铁了心要长久学历史,田先生的话倒也没有让我太沮丧,不过内心还是有一点抵触,觉得他不免小看人。相比之下,笑意盈盈的周先生的话就好听得多:“中文系的门槛高啊。”那时我绝对没有想到,就是这个第一次见面让我多少有些排斥感的田先生,成为我后来人生中最亲近、最重要的人之一。

   研究生的第一年,只是跟着祝先生读《资治通鉴》,听各种必修和限选课,和田先生基本没有接触。让我慢慢领悟到历史学自有独特魅力的,最初就是祝先生讲授的政治制度史,有了制度史的知识和视角,读《通鉴》和正史就不那么艰难了。一般听过祝先生讲课的,终身难忘他的博学、缜密和通达,更不要说直接受惠于他那仁圣风范的言传身教了。这一年里,有一天我偶然在《历史研究》上读到田先生的《隆中对再认识》,大吃一惊,原来历史论文可以写得这么引人入胜。于是找来《说张楚》《论轮台诏》以及刚出版的《东晋门阀政治》,读得昏天黑地,如痴如醉,常觉心潮澎湃,喘不过气来,不得不休息一下。这种阅读体验,我以前除了读小说,只在读梁任公《清代学术概论》时感受过。

   我开始有“入门”的感觉,是研究生第二年的第一学期。那时田先生正在写《孙吴建国的道路》和《暨艳案及相关问题》,他就着这个机会,召集几个研究生开了个《三国志·吴书》读书班。先是他自己选读一两个列传,从文献解读到史实考证,再到历史意义的阐发,再到论文的写作,是一个完美的示范。随后由我们学生轮流自选《吴书》中的某个列传,用同样的方式来讲读。我记得参加那个读书班的还有张伟国、何德章、罗永生等几位,先后在二院的小108和古代史教研室进行。田先生具体讲了什么,我自己和其他同学怎么选读的,我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那几个月我有了醒过劲来的感觉,终于模模糊糊地明白了什么是“历史地看历史”。就是这个冬天,田先生突发心脏病。我们几个学生商量,继续这个读书班,去医院看望时,向他汇报了读书班仍在进行的情况,他还挺高兴。

   经过了这个“入门”的阶段之后,我开始考虑是否要一辈子做历史,具体地说,就是接下来是否读博士。在多年的自我期待中,我从没设想过要成为一个学者。就此前有限的接触,似乎学者人生也不见得有什么吸引力。现在田先生、祝先生等人为我开启了理解学术魅力的门窗,但我是不是准备好了要终身投入历史学的行业中呢?职业历史学家的身份,意味着一种我很不了解、也未必向往的人生。进入硕士论文写作阶段,见田先生的机会多了一些,对他个人的了解逐渐增多,我慢慢地窥见了一个学术人生的新天地。那里没有我少年时代所向往的激烈慷慨、风谲云诡、人山人海和生死契阔,但却有我同样迷恋的透彻、从容、醇厚与仁义情怀。即使在最初接触的两三年,田先生已经向我展示了学术人生可以有多么美好,当然,那之后的二十多年,我只有越来越庆幸自己及时地走上了这条路。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过自己喜欢的生活,是田先生引领我进入了学术人生。

   就我学生时期的学业及留校后的科研教学来说,田先生对我最直接的影响是那种持续的压力。他对年轻人总有很高的期望,对我也一样,而由于我常在他身边,这种期望就成了巨大的压力。虽然我的抗压能力不弱,但自知之明还是有的,有时会有深深的、无处可诉的愧疚。1998年夏天我陪他去南京参加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的年会,晚上去鼓楼上喝茶乘凉,闲聊中他说,你留校好几年了,该出一点有份量的东西了。对于一个东游西逛还没有找到出路的研究者来说,“有份量的东西”似乎是遥不可及的。我说,您呀,对我要求不要太高了。没想到他忽然严肃起来,说道,我可以对你要求不高,但你对自己不能没有高要求。这个话让我想了很久。2003年出《拓跋史探》时,他在前言结尾处写道:“北大的罗新君与我长年相处,协助我搜寻资料,斟酌意见,操持各种繁杂的修改事务和电脑作业,而且反复再三。罗新现在远在哈佛大学访问研究,我期待他带回成果。”书出版后,他让正在北大读研究生的刘聪寄了三本给我。刘聪在附信里说:“同学们议论,说罗老师若是读到田先生这句话,会不会吓得不敢回国了?”很惭愧,那年夏天回国时我并没有带任何像样的成果。

   我见过田先生修改别的同学的论文,密密麻麻的,有的都改花了,需要另写一页。但他看我的论文,基本不作文字的修改,总是和我谈议题的延伸意义,可能他觉得思考深度不够是我的主要问题。因为我本科是学文学的,早年曾痴心创作,读史不免为文字或故事的表象所障,思考问题容易停留在较浅层次,说话也常流露轻脱的一面,田先生非常耐心地、有针对性地引导我,对我的影响可说是至深至久的。比如,他看了我的硕士论文初稿后,对我说,就这样吧,剩下的时间去读别的书。过了几天他听一个同学说我的论文没有打草稿,本来是表扬的意思,但他立即把我叫去,要求我改写一遍,哪怕只是誊写一遍,说应该养成任何文稿都多次修改的习惯。我写博士论文时,每交一章,他都会反复询问还有没有可以深挖之处。那时我学力太浅,难以理解“深挖”的真实涵义,实在不堪他的追问之苦。但工作以后,我逼迫自己在讨论任何问题时都多想一层,看能不能在通常的解释之外找到更有深度的理解。我自己没有意识到,有一次徐冲提醒说我特别爱用“深刻”这个词,那么至少间接的成因是田先生多年的训练和压力。

  

   很多人都称赞田先生会带学生,我根据切身体会和多年观察,感觉他是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因势利导。我一开始对西域史地有兴趣时,他是鼓励的,认为这样可以开阔视野,后来见我用力太猛,又提醒说不要偏离中原太远,不可忘记了拓展视域以反观中国史的初衷。这十多年我在内亚史方面用力稍多,略有所见,他一方面肯定,另一方面提示说,研究内亚史具体问题时,也要多想想与中国史的关联。正是在这样的提示下,我开始思考中国史中的内亚性问题。田先生在关键时刻的警示,帮助了我始终立足于魏晋南北朝史来观察周边,而不是游骑无归,“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发展成半吊子的中亚史家或阿尔泰学家。他并不认为魏晋南北朝史比西域史地或内亚—阿尔泰研究这些学科更重要,而是因为他了解我的训练背景和知识局限,知道我的长短和特点,才会及时提醒。据我观察,他对其他学生学术发展的建议和提示也都是基于学生自己的特点。比如李万生博士论文关注的是侯景之乱时期的河淮地理问题,田先生觉得万生硕士时在陕西师大有过历史地理的训练,以此研究侯景问题,可能会别有所见,所以是很鼓励的。到万生博士毕业,论文也快要出版的时候,田先生就劝他另寻题目,拓宽研究范围。田先生是这样说的:“做研究应该多一些切入点,就像村屯邑居,要多挖几口井,你到现在只挖了这一口井(侯景)。”

   不过我必须说,田先生对我最大的影响也许还不是,或不仅仅是在学术方面。我之所以走上学术之路,不仅因为感受到了历史学的魅力,还因为看到了学术人生的可贵。这两个方面田先生都起了决定性作用。其实大多数学者的人生并不一定令人羡慕,学界生产的大多数论著也未必值得喜爱,可我的幸运在于,初涉学术之时,我就遇到了田先生。那种安详淡定、远离流俗的精神和生活状态,让我有一种找到归宿的踏实感。二十多年来,田先生时时刷新我对于人生的理解,我看到了学者的纯粹和人生的朴素。他经常聊起过去的人和事,固然也流露对于恶政当道的愤怒,但对那些在极端时代做了许多坏事因而后来恶名昭著的人,他似乎总有一种深深的悲悯,甚至以同情的语气讲述他们的人生遭际。反过来,一些后来被评价很高的名流人物,到了田先生的回忆里,原来也做过许多他们后来竭力回避或予以否认的事情。我甚至觉得,田先生研究历史上群体和个人在时势变局中的反应与选择,多多少少隐含着他对自己人生所见所闻所思的总结。

   这十年来,很多人鼓励田先生写回忆录,都觉得以他的丰富阅历、史家见识加上出类拔萃的文笔,肯定会写出有历史价值的回忆。他一再拒绝,说出来的理由是自己一介书生,人生平淡,没有经历什么特别的波澜。但我感觉,田先生不肯写回忆录,除了谨慎的性格原因外,还有他对于自己所经历的20世纪悲剧般的历史似乎不愿进行系统的反思。以田先生的思维和写作习惯,他写回忆录必定与研究历史没有什么不同,而研究自身经历过的20世纪,和研究遥远的中古不同,似乎难以避免会时时沉浸在巨大的疼痛之中。除非万不得已,他不大愿意写怀旧思往的文字。这些年他只写了不足十篇的回忆短文,都已集入去年出版的《师友杂忆》。他在序言里说:“杂忆所及北大师友,多是受过苦难的,尤其是翦伯赞先生,是大苦大难。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容不下这样一批有过辉煌但已年迈的文化人?”这个感慨的背后,是无可言说的愤怒和无边的悲凉。这二十年来我大概是和田先生联系最多的人之一,聊天不算少,但我对他过去的经历还是所知有限,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并不那么喜欢怀旧,我猜想那还是因为“过去”本身过于沉重了。

   有个道理我是近几年才明白的。我有时会讲自己在北大同事中的朋友圈子,田先生也问得特别仔细。我告诉他,我和丁一川、张帆、陈爽是读书时的狐朋狗友,常年一起鬼混,亲如兄弟,后来又和同事李新峰、郭润涛等成为好友,形成了一个感情很深的小圈子。田先生评论说:“你们现在很幸运,同事也会成朋友。”我非常吃惊,多年同事成为朋友,难道不是很正常吗?他说,经历了50年代至“文革”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同事变成朋友是很难的。后来又听他讲50年代北大的“洗澡”,即使在老教授们之间,一些过去每周一起下馆子的亲密朋友,也被发动起来互相批判,互揭隐私,多年友谊一朝荡尽。他举的一个例子就是对杨人楩的批判,最激烈的攻击就来自一个老友。后来政治形势越来越紧张,同事之间哪还敢有什么私交、私情?私下说话也都是字斟句酌,唯恐一言不慎,哪天被揭发出来成为罪证。我这才明白,怪不得我一直觉得北大的同事之间过于“君子之交淡如水”,原来也是一个历史阶段的遗产。

田先生的政治史研究都局限于中短时段,着眼点也都是时势推动下个人或小型人群的政治选择。在《东晋门阀政治》中,虽然他为这些历史人物的重大行为整理出了一个政治史的解释线索,但他回避了对“时势”本身的深层次解释。那时他对“历史进步”还抱持一定的信心,考察时势成因的动力比不上对发展趋向的期盼,因此会有全书最后一段那种俯瞰历史的浪漫和激情。到了《拓跋史探》,他似乎要提供一个更深的阐释,探明历史中的那些野蛮、血腥和黑暗,如何又发挥出推动历史变动的力量。基于这种理解,我在2008年为《南方周末》推荐阅读书目时,列入了《拓跋史探》。我是这样解释的:“熟读过田余庆先生《东晋门阀政治》和《秦汉魏晋史探微》的朋友,很多都容易对《拓跋史探》持一点保留,认为无论在选题上还是在具体的考证上,甚至是在文字表达上,都没有能够超越《东晋门阀政治》。当然,《东晋门阀政治》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重要收获之一。而《拓跋史探》是属于新时代的,尽管显露出作者老年写作难以避免的种种遗憾,但凝聚着深刻的时代体验和历史反思。与《东晋门阀政治》的乐观昂扬不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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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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