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军:国民革命前日本海军在长江流域的扩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0 次 更新时间:2015-01-10 20:2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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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军  
日舰停靠口岸主要有江阴、镇江、南京、大通、芜湖、安庆、九江、大冶、汉口、沙市、宜昌、岳州、长沙,此外还有彭泽、嘉鱼、监利、新堤、调关、湘阴等处。在长江上的日舰十分蛮横,如“隅田”号在江西任意“入湖晋省”,以至于别国军舰在被地方官劝阻开入鄱阳湖时,“多以‘隅田’藉口,强行人湖”。

   (二)“巡航警备”在日本海军对辛亥革命浪潮施压中的多面展现

   1911年,辛亥革命的浪潮从长江流域涌起。此间,日本海军声称,日本“在长江及其附近拥有很大的特殊利益”,故在列强施压的行动中,日本海军应居于重要地位。日舰较之别国军舰,行动更为迅速。1911年5月19日,“第三舰队”司令官得知长沙保路运动“气焰颇盛”,即令在上海的“隅田”号开往长沙,还要求“征用日本籍轮船汽艇,以本队军舰之兵器人员加以临时武装,作为暂用炮艇”。武昌起义爆发时,“隅田”号正在汉口,其迅速开到武昌窥探,“与别国军舰一同派兵登岸,把守租界”;而旗舰“对马”号,则于10月12口抵达汉口,其载有陆战队员130人,远超英、美、德舰所载人数;“第三舰队”司令官被推举为各国海军最高指挥官,该舰舰长则作为各国陆战队司令官指挥租界“防卫”。日本海军的迅速行动,使其一度在驻汉口各国海军中占据主导地位。随后,日本加紧增派军舰,到11月中旬,在汉口驻舰六艘,在上海、吴淞、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大冶、沙市、长沙各驻舰一艘,总数是平口的三倍多,仅次于英国。截至1912年2月上旬,日舰在长江流域驻泊口岸与英舰相当,但因其溯航重庆的能力尚弱,总体上居于第二位。为保持日本海军的优势地位,I911年10月下旬,日本向英国提出在汉口的“各国舰队首席指挥官”位置“以两国之任何一方占据”,得到英国的积极支持;到1913年10月,“所有各国驻泊沿江保商兵舰,多已驶回本国,惟日本藉口该国商人在南京被戕之故,不但不退去兵舰,且有增加”。

   面对革命浪潮,日本海军省规定:为了庇护日侨和口船,日舰“可采取认为必要的方法,且在必要时使用兵力干涉之”;同时,还开列了在长江流域“有必要予以特别保护”的对象,即作为汉冶萍公司向日本借款抵押的九江和大冶的铁矿山,大冶铁矿运输矿石的铁路和缆车轨道、车辆房屋,下陆机械修理厂、萍乡煤矿、汉阳铁厂、以股票作为对日借款担保的南浔铁路,以及向日本举债的既济水电公司、武昌纺纱局、扬子机器局等,还特别强调“大冶与我国关系最深,故要以兵力占领”。

   日舰奉命在长江各口岸竭力庇护日侨,同时还为日本商船充当后盾。1911年I1月2日,因长沙港守军鸣枪,流弹落到日船“湘江丸”上,驻泊该港的“隅田”号舰长提出“严重抗议”,迫使当局“道歉”并表示严处当事者。此后不久,在汉口的“第三舰队”司令官又“以近来武昌方面屡屡对外国军舰、商船加以炮击,而派‘神风’号载参谋到武昌,与黎(元洪)面会,责其不法行为,令其道歉,保证今后不再对外国舰船加以炮击”。1911年11月下旬,镇江革命党人与海关人员一同临检日本商船,亦遭驻该港的“如月”号舰长“抗议”而被迫中止。由于日本在长江流域重点维护的“权益”集中于武汉和大冶,日本海军除了长驻军舰之外,还于1911年10月12日至1912年1月3日、1912年2月5日至1913年4月6日之间分别派陆战队驻扎。在武汉,日本海军是外国租界的主要“防卫”力量。1911年10月12日,“第三舰队”司令官阻止两艘舰在租界附近江面对武昌进行炮战,理由是这会给租界带来危险;10月14日,又不许湖广总督瑞潋所乘“建威”号等停泊德、日租界江面;10月16日,要求清政府海军在“向叛军进攻时勿将军舰配置于炮火可能危及租界的位置”。对于汉阳铁厂,日本海军也有“保护”预案,在该厂被革命军占领的情况下,要求日方充分保护”,并严加监视。1912年1月初,日本陆军派遣队侵入汉口、接手租界“防卫”后,日本海军听到所谓中方转移汉阳铁厂重要设备的讹传,便马上敦促该队阻止。即使在革命高潮后,驻泊汉口的日舰舰长仍于l914年3月17日与陆军派遣队司令官和代理总领事订立《关于警备的协定》,保证在危急情况下“掩护在武昌、汉阳的日侨撤退”;对于陆军“守备”日租界和向汉阳铁厂、既济水电公司、东亚制粉会社,以及必要时攻击“暴徒”之“重点”,都尽可能予以支援。

   大冶铁矿被日本视为其在长江流域头等重要的“权益”。因此,武昌起义刚刚爆发时,日本驻华公使就要求速派军舰加以“保护”,日本海军也计划直接占领。因该矿对日本输出铁矿石没有中断,陆战队兵力又难以同时兼顾汉口与大冶两地,才使其出兵计划有所延迟。1911年12月下旬,湖北当局宣布大冶矿务局“理合由鄂军政府管辖”。“第三舰队”司令官立即派人逼迫黎元洪收回指令;日本海军省则于1912年1月初作出向大冶派驻陆战队的决定;尽管黎元洪被迫召回了没收大冶铁矿的人员,但一支由47人组成的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仍然于2月5日开到大冶,随后“建造兵房”,驻扎一年两个月之久。此间,湖北军政府一再谴责日方所为“与约章殊相违悖”,要求其撤出陆战队,日本海军却置之不理。

   1911年10月17日,日本海军大臣传令“第三舰队”司令官:“如有清国官宪或叛徒投身于我舰艇、要求保护,可根据外务令的精神予以处置。”该舰队遵令而行,首先对藏身汉口日租界、请求日本总领事派舰护送其逃离的汉阳铁政局总办李维格提供“保护”,11月7日,派“满洲”号将其送往上海,途中还在大冶让日本技师西泽公雄上舰,就确保汉阳铁厂向日本供应生铁、中日在上海浦东“合办”新的大铁厂等事宜,与李密谈。11月16日,“满洲”号途经安庆时,又“收容”了逃亡的安徽巡抚朱家宝。12月1日,两江总督张人骏、江宁将军铁良、江南提督张勋等逃到日本驻南京领事馆,而驻泊该地的“秋津洲”号“收容”了他们,“第三舰队”司令官还令将他们送往日本。此外,日本海军对其认为有潜在利用价值并有留日经历的革命党人,也紧盯其动向,甚至提供“保护”。如身为阳夏战争总指挥的黄兴,11月29日兵败后乘日船离汉,12月1日抵沪,日本海军于第一时间获悉,并提供了“保护”;1913年7月下旬,黄兴反袁失败,“第三舰队”司令官又传令在南京的“龙田”号予以“收容保护”。“二次革命”中在湖口起兵反袁失败的李烈钧等人,于1913年9月8日乘日船到汉口,亦由“伏见”号护送到大冶,转乘日船去日本。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海军完全丧失抵御外侮的能力,但在华日舰仍严密监视其动向,即使在辛亥革命高潮期间,也将其一举一动详加记录、随时上报。究其原因,如同“南清舰队”司令官武富邦鼎所言,这是图谋将中国海军的主导权“完全收于日本海军之一手,以作为将来在清国扶植我利权的一种手段”。从1911年l1月上旬开始,长江流域的舰陆续起义,后来南京又成为革命中心。12月中旬,“第三舰队”司令官向海军大臣汇报,认为中国海军“在和平光复后会有一大革新”。12月25日,在上海的加藤中佐又报告孙中山正物色外国人做海军顾问、海军大佐太田三治郎欲利用深得孙中山信任的池亨吉谋取该职。日本海军省认为有机可乘,于1912年年初派高级间谍、海军少将外波内藤吉来华,密令其与革命军的海军保持“声气密切相通,为今后加深清国海军对我海军的信赖之念、以我海军势力为模范打下基础”。

   监视中国社会状况和列强在华动向、获取相关情报,是日舰在中国江海“巡航警备”的日常任务之一。在辛亥革命高潮掀起之后,日本海军为了伺机扩充在华权益、插手中国内政,更是大肆展开谍报活动。长江流域的“第三舰队”司令官不仅随时向海军大臣等电告各种情况,还在1911年10月16日至1913年10月6日间,陆续寄出《关于清国事变的警备报告》(1913年8月12日改为《关于支那事变的警备报告》)共238号;1911年11月10日起先后寄出《关于清国事变的密报》若干号。这些报告、密报扼要叙述在该舰队“巡航警备”区域内发生的战争、事变、交涉、日舰和别国海陆军的行动,内容主要来自各“警备舰”从驻泊口岸发出的电报和报告、日谍提供的情报,从中可见这些“警备舰”在对革命浪潮施压的同时,还充当了特殊谍报点,刺探、搜集驻泊口岸情报,并通过舰载无线电台传递给旗舰或在上海的海军武官。日本海军的首脑机关,也极为看重来自“第三舰队”等方面的情报,分别于1911年10月14日、24日开始编印《湖北事变通报》(后改为《清国事变通报》)、《清国革命乱特报》。中华民国成立后,日本海军进一步强化谍报活动,于1912年1月1口派外波内藤吉少将来华,令其“滞留于上海,视需要往来于长江沿岸及闽浙沿岸”,与日本驻华文武官员、“第三舰队”司令官、所在地日舰保持联络,“观察周围官革两军形势,调查各外国相关态度及动向,且按需要探求将来增进帝国地步之手段,加以报告”。

   (三)日德开战后实行无“巡航”的“警备”

   长江流域的日本海军在对辛亥革命浪潮施压过程中,军事实力大增,其“巡航警备”所涉范围之广也是前所未有。但到1914年,日本伺机夺取德国在华及太平洋的势力范围,由此,其海军在华兵力部署和运用也发生了变化,8月25日,日军向胶州湾大举出动之后,除将不能航海的三艘河用炮舰留在上海之外,不再派日舰到长江“巡航”。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17年8月北洋政府对德、奥宣战。

   这一变化并不意味着日本停止对长江流域的“警备”。实际情况则是:早在1912年1月,一支700多人的日本陆军派遣队就侵入汉口,当日舰离开时,日本势力依然盘踞在对长江流域保持威慑的口岸;日舰在攻取胶州湾之后,也可迅速开进长江,与驻汉口日军协同动武。可见,即使没有日舰“巡航”,长江流域仍处于日本的威胁下。这种威胁的存在,于1915年5月上旬日本海军为配合其政府逼迫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而采取的行动中充分显示出来。当时,日本海军省令“第二舰队”司令官亲率两艘军舰和一个水雷战队速往长江口,此外还向长江口派出一个战队,同时要求驻上海海军为日舰进入长江流域准备领航员、提供情报、与在长江外的舰队保持呼应。5月6日,日舰在中国沿海的配置是:长江附近战舰八艘、驱逐舰十艘,此外马公附近战舰五艘,秦皇岛附近战舰三艘、水雷艇四艘。各路日舰都进入临战状态,其中“第二舰队”的作战计划要点是:“尽快控制江口要地,进而破坏长江干流水陆防御设施及敌舰艇,扼制从外海通往汉口的水路,以确保通航自由、保护居留民、与汉口驻屯军联络。必要时掩护陆军溯江而上,与之协同作战。”直到5月9日,袁世凯被迫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各路日舰才奉命返航。

   但日本对无日舰“巡航”很不甘心。在“第二舰队”从长江口返航后,驻上海的海军少佐中岛晋上书军令部长称,It舰离开长江流域导致“不知我兵力之大的该流域支那人日益发生轻蔑帝国之念”,要“不失时机地采取让我舰队进人的手段,使日本人在长江一带安堵,得以自由发展”。1916年4月,日本海军开始策划恢复在中国南方江海的“巡航”,拟编组“第五战队”,以其与一个驱逐队“主要负责长江一带的警备”。

  

   三、北洋政府对德、奥宣战后“巡航警备”的强化

   (一)“巡航警备”强度加大

   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对德、奥宣战。由此,中日两国在名义上同属协约国,但这丝毫没有使日本放缓对中国的侵略步伐,日本海军借机将其在中国南方江海,特别是长江流域的“巡航”恢复,并进一步强化。

1917年2月27日,日本海军将留在上海的名义上解除了武装的三艘河用炮舰编入“第五战队”,“令其担任长江流域警备”;日本国内舆论也叫嚣将这三艘炮舰“重行武装”。8月11日又宣称:“在支那对德宣战实施后,我舰船在该国港湾进出停泊将恢复到与平时同样的地位,从而不必基于中立规则受到拘束。”北洋政府宣战后,日本海军分别令“隅田”号在上海附近、“伏见”号到汉口、“鸟羽”号到重庆担任“警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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