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工昌:林张之争背后的社会考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89 次 更新时间:2015-01-09 17:4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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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工昌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79页  赵一凡等

   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

   通常说来,严格的产权制度和良好的法治环境是保证创新的基本前提。在中国,这两者都还很不健全,相比上海和长三角,深圳和珠三角可能问题更大,从创新所需的各要素讲,前者看起来都要比后者都更齐备,“20世纪末,由于国有经济改革和法制环境的改善滞后,它在对内对外经济上的表现都较长三角地区有所逊色”(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171页,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2010年1月第一版)。但就像美国创新文化的大本营的硅谷不是出现在知识密集的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一样,中国最具创新性的地区也不是知识密集的北京或上海,而是深圳。根本原因在于,经过了市场经济最充分发育的深圳比上海有更多机会孕育具有市场所赋予它的那种内在的创新生态,也就是创新文化。它也再次印证了一个真理,如果说,企业的真正强大靠根植于市场的创新文化的话,那么这种创新文化所凭依的不是政府超越性手段的神性嫁接,而是市场竞争的自然抉择。

   我们说,这种创新文化远不止是企业具体的技术创新过程,更主要的是,它已成为带动一个地区制度创新的主要动力。今天我们仍然有很多人说深圳经济特区是计划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的一个制度性试验区域,其根本的独特性在于产业发展过程中拥有领先于内地实施市场经济体制的占先优势(曾智华编著:《解读中国奇迹 经济特区和产业集群的成功和挑战 》96页 ,

   中信出版社),但实际上这种占先优势在90年代已基本消于无形,相反,“浦东开发开放后,中央政府先后于1990年、1992年和1995年三次比较集中地赋予浦东一系列特殊政策。这些政策,不仅比照了国家在经济特区和经济开发区实行的特殊政策,而且充分体现了与“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目标相匹配的“比特还特”的原则(参见上海市现代上海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副研究员严爱云:“浦东开发开放的历程与经验”,《现代上海研究论丛7》 )。这里要说的是,深圳特区从它成立的那一天起就一直顶着巨大的质疑,有时甚至面临着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验,它的许多政令的出台在经济上是具有开拓意义,但在政治上则是要冒着巨大的风险的。而上海浦东新区特区政策的出台则是在来自上海的领导掌管国家权力后确立的,政策上不仅畅通无阻而且得到了高层的大力支持的。

   如果说在浦东发展历程中曾探索尝试的保税区模式、出口加工区模式和高科技园区模式都已为各地所借鉴,这一模式对苏南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意义就是拓展了这样一种兴建工业区的具体的经济样式的话,深圳对全国的开拓性贡献主要在制度改革示范。深圳特区发展的根本原因是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变革。深圳市地方政府作为改革实施主体,在改革实践中努力解放思想,敢于尝试,在改革过程中创造了许多第一。正是在市场制度的摸索试验中,创造出了新的发展路径,并在中国相继的改革和城市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它在土地制度改革、价格机制改革、分配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为全国作出了开拓性的示范作用(曾智华编著:《解读中国奇迹

   经济特区和产业集群的成功和挑战 》67至68页 , 中信出版社)。

   必须承认,以上海为龙头苏南为主要实践对象的有为政府、市场按政府的归划来布局的典型的新结构主义模式在90年代以后20年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首先表现为对经济发展尤其是起步阶段非常关键的外资的大规模的有效吸收。“成规模的外资为什么落户江苏,主要进入强政府控制的上海和苏南?因为外资和上海、苏南这种强政府之间的交易成本最低;以获取超额利润为目标的垄断资本之间最容易达成有利于双方的契约关系。为什么从八十年代直到九十年代后期外资基本上不进入自由市场制度最好的浙南、岭南,尽管那里是中国自由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方?因为那里是成千上万的小经济,交易成本太高。”(张晓山:

   《解读苏南》序言,温铁军等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1-04-01)其次就是以县域经济为特色的集体经济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国家统计局组织 2004年开始的中国百强县县域经济与县域基本竞争力排名榜前几名一直为苏南所垄断,直到2014年年百强县最新排名前5位还是全在苏南(早期曾有多家机构组织过评价,但影响最大的分别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组织的评估,国家统计局仅2004年、2005年组织过二次评估,其后终止。中国县域经济网(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自2000年开始至今,每年组织一次,截至2010年共发布过10次评估报告,但其公正性存在诸多疑点,随媒体暴露渐渐淡出。维基百科 中国百强县)但到了近两年,它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路透社最新一篇题为“中国江苏将陷入债务噩梦?”的文章,为我们展示了债务大省江苏正经历的艰难时刻: (赵士勇:江苏6个地级市负债率超100%  学者称是危险信号    2013年08月07日:华夏时报)深圳用益信托网数据显示,2012年,江苏省的各级政府占据了中国售出的投资信托基金的30%。万德数据显示,去年,江苏政府通过金融机构售出了3430亿元债券,这一数字3倍于中国最富的省广东省的数据。上个月,中国央行的一位官员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候说:2013年前5个月间,江苏占据了地方债务增量的40%。2012年,江苏GDP增幅由5年前的15%下降到了10%,政府财政收入增幅由2007年的42%大幅下降至14%。( 焦子岭:中国江苏陷入债务噩梦?华尔街见闻 2013年7月25日)债务危机的根源在于把资金投入到了前几年政府大力推行的产业中。人行南京分行行长周学东2013年6月表示,1-5月,江苏新增不良贷款占比全国约40%,且不良贷款主要集中在光伏、钢贸、造船等产业中。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苏南制造空心化加剧”(21世纪经济报道 2013年8月13日)

   这里地处苏南的明星城市无锡对光伏企业尚德的扶持就是一个典型。它完全符合林毅夫“产业甄别和因势利导”的产业政策,即优先支持对经济发展能有最大贡献的技术的创新和产业的升级。光伏产业在人们印象中属于高科技产业,并且它投入大所需用工多,对于带动当地GDP和就业的提升,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而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与高新技术、清洁能源等概念紧密相关,既符合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政策要求,又与发展环保的绿色GDP潮流相吻合,因此备受地方政府的招商青睐。早在2007年前后,国内就有100多个城市在建光伏产业园。无锡尚德依托强势的地方政府的支持依旧疯狂扩张,很快它成了“中国太阳能电池板行业产能过剩的典型。该行业在国家补贴下不断扩张,结果在国外市场需求枯竭后陷入严重供过于求的局面。”( 露西•霍恩比  :“无锡政府拟投资1.5亿美元拯救尚德”,英国《金融时报》2013年11月01日)毫无疑问,无锡尚德陷入如今的困境,是政府长期对重点领域过度投资的结果。但政府的重点投资并没有使这家企业真正在市场的竞争中壮大起来,相反它却变得越来越依赖政府。尚德财报坦率指出:“我们产品的需求取决于政府补贴。”尚德提交给监管部门的文件显示,官方补贴包括来自政策性银行国开行(CDB)以及更加商业化的上市银行中国银行(BoC)等银行的廉价资金,以及税收优惠。(桑晓霓 :“尚德重组考验中国增长模式转型” 英国《金融时报》 2013年08月08日)这样政府花大力气扶持的

   “新兴战略产业”不仅没能如政府所愿带动一地产业链的兴起,反而成了政府手中的一个烫手山芋,不仅扔不掉,反而被它绑架了政府。这就是隐现于国内很多企业的一个潜“逻辑”,就是在赢得政府支持后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迅速做大,到了足够大之后就顺利的

   “绑架”政府了,因为你已与政府的政绩、形象还有为了扶持你先期投入的巨大的资金税收交通设施,还有为了企业所进行的征地搬迁,移民安置甚至为其所做的就业承诺等完全挂住,尤其是后者,解决的不好,引起原住民的不满而导致的社会事件,常常成为衡量一个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标准。所以此时的你无论出什么问题,当地政府都不会坐视不管。这在很多企业那里都被当作生存之道。过分迷信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有为的手”,最终害了不少企业,还有政府。为了本地GDP、就业、金融乃至民生稳定,政府被迫咬牙吞下所有的苦果。

   值得一提的是,林毅夫在辩论中提到了“企业家也会利用各种理由寻租、绑架政府来谋利,2008年这场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就是华尔街的金融寡头绑架美国政府政策的结果。政府也要提防被企业家绑架。”如果说美国有资格绑架政府的是华尔街的金融寡头的话,那么在中国。有资格绑架政府的,除了垄断的大型国有企业,就只能是政府与银行花大气力扶持的官商之间已相互深入渗透的这样一些被寄予厚望的明星企业。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该破的不能破,该进的不能进。这样地方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也最终蜕变为过剩产能的重要推手,“有为之手”变成“无能之手”,进而也成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际阻力。

   作为中国最具活力的长三角经济发展的支柱实际上也是全中国经济发展风向标的苏南所出现的问题,“很清楚地说明了在现有的发展模式下,中国经济已经接近其增长的极限。由于制度的问题,中国经济实际上是以低效率的方式复制了战后“东亚经济奇迹”。 要解决中国经济的深层问题,尽快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变,关键还是在于政府能否转变职能,从竞争性的经济活动中退出来。我们需要一个“经济利益中性”的政府。它应该做的就是维护和完善市场经济制度,而不应该试图以各种理由干预其运作。任何以国家利益为理由的政府干预必须要有清晰的界定,必须通过有公众参与的听证程序,而且,由此产生的经济活动的性质应该明确属于公共产品或服务的生产。大量事实说明,依赖各种形式的补贴,通过政策鼓励和廉价信贷,支持大型国有企业在所谓战略性产业中的发展,得到的是增长率,损失的是效率。地方政府之间锦标赛式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战略性研发投资亦如此。它一是离不开粗放式发展的性质,二是离不开扭曲的激励机制,因此也必然导致低效率。所以,我们必须警惕那些主张应由政府出面进行结构调整的观点。试图再用政府干预来解决曾由政府过度干预所造成的问题,最终只能使问题更加恶化。”(伍晓鹰

   :“中国经济难题不可再依赖政府干预  FT中文网2014年4月10日)

   苏南的新结构主义试验证明,在强政府(或者被称为“有为政府”)苏南的现在,政府的重要性变得越小,就越容易代表一种可供选择和补充的价值体系,必须要在政府的有效介入与市场的自由运行之间确立一个度。这个“度”究竟有多大空间,决定着中国经济未来变化的格局。如果我们放眼全国,情形也是如此。李克强总理在天津出席第八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说,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本届政府把简政放权作为“先手棋”,从去年新一届政府成立到现在,取消和下放的审批事项已达600多项。这是政府自我削权,也可以说是自我革命,是非常不容易的。我曾经用“壮士断腕”这样的话来形容,实际上这的确要有勇气和智慧来推进。(“李克强与出席达沃斯论坛的代表对话交流(实录)” 华夏经纬网

    2014-09-10)总理的话与前文伍晓鹰先生的观点其实是一致

   的,以新结构主义运行下的“有为政府”因嵌入市场过深已又严重阻碍了市场的正常运行,亟需“改革来激发市场活力”。

18大决议精神的出台无疑是看到了在日益扭曲的发展环境下市场突围的无力,前所未有的强调市场在经济生活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在面临改革转型的关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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