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工昌:林张之争背后的社会考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90 次 更新时间:2015-01-09 17:48:14

进入专题: 经济学   林毅夫   张维迎  

刘工昌  
毅夫及其合作者希望通过上述这些“因势利导”的激励措施,可以帮助发展中经济体的企业实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经济结构的变迁,以达至整个经济体的“有活力的可持续增长”(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9,第135-138)

   简而言之,整个理论的含义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着要素相对价格和最优产业结构。因而当企业所选择的产业和技术都与经济体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符时,经济将会最有竞争力。

   “如果发展中国家能顺应自身的比较优势,发掘后发优势潜力,采纳和适应新技术,则完全可以在未来数十年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迅速增长……如果低收入国家的政府能采纳新结构经济学的建议,建立有利于自身比较优势的私营部门发展的政策框架,填补领头龙留下的空间,则有望在未来数十年里达到8%甚至更高的年增长速度。”(林毅夫:《从西潮到东风》,中信出版社,2012.9,108页)

   有一个地区可以说是最完美的实现了林毅夫这一设想的精神,那就是被誉为长三角龙头的苏南地区(一般说来,长三角的浙江因其民营经济特别发达,与强政府主导的上海及苏南有明显区别的,温铁军先生曾著《解读苏南》指出了这一点)。在这里我们以龙头中的龙头昆山市为例。苏南是长三角的龙头,而昆山又是苏南的龙头,长期占据中国县域经济的头把交椅。那么作为一个既无国家政策法令的荫庇且乡镇企业原先并非领先的地方,昆山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由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曾智华等编著的《解读中国奇迹》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答:

   80年代初,昆山县政府作出将经济发展道路从以农业为主转向以工业为主的决策。后来在县城东南自费开辟一个3.75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区,这就是后来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雏形。其批准时间比国务院批准成立的第一个经济开发区还早一个多月。((曾智华编著:《解读中国奇迹

   经济特区和产业集群的成功和挑战 》18页  中信出版社)借助台湾新竹工业园区的经验,于2000年4月申请获批成立昆山出口加工区,大大提升了加工贸易产品的进出口通关速度,进一步提升了对外资企业的吸引力。还创办了国家级留学人员创业园,周庄传感器、玉山模具园、巴城软件园等高科技特色产业园区。全区紧紧围绕电子信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民生用品四大支柱产业构建产业集群,同时以光电、半导体、新能源等相继建成投产,标志着昆山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突破。2006年8月建成全省唯一的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产业的省级花桥经济开发区。(同上 142---143页)

   为了最大限度的吸引外资,除了国家开发区对外资的优惠政策,昆山自己出台了许多出口加工优惠政策比如“境内关外”政策,即:“四不”、“四免”、“一保”、“一退”。“四不”:一时加工贸易业务不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二是海关不实行“登记手册”管理。三是国家对加工区内加工产品不征收增值税、消费税。四是与境外之间进出的货物不实行进口配额许可证管理。“四免”:一是生产所需进境的机器、设备、模具及其维修用零配件,予以免税。二是基建所需进境的各项物质,予以免税。三是企业近境的办公用品予以免税四是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废品销往境外的,免征出口关税。“一保”:为加工出口产品所需进境的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装物件及消耗材料,予以全额保税。“一退”:从区外进入加工区的货物视同出口,可办理出口退税。另外还在出台及其优惠的留学园区及人才引进优惠政策(同上 147页至148页)

   昆山的成功几乎就是林毅夫新结构主义精神的完美诠释,它的成功给人以这样的启示1 选择符合自身比较优势和独特区位优势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2政府推动是昆山开发区快速发展的根本保证。3实行产业链招商,完善产业配套环境。4在不断开放中促进自主创新  

   这里有一个意识超前、思路清晰的决策体系,这是昆山开发区快速发展的根本保证。有一个结构合理、开拓创新的执行体系,这是昆山开发区快速发展的关键所在。一个守信规范、优质高效的服务体系,是昆山开发区快速发展的强力支撑。(同上 153----156页)

   如果以林毅夫习惯的经济数据的比较看,昆山几乎臻于完美。昆山市实现了台湾电公会“大陆综合实力极力推荐城市”四连冠。不仅连续四年在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县级城市排名中位列第一,同时也是连续八年获得中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县市第一。2012年昆山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约27000美元。按年末全市户籍总人口73.76万人计算,人均GDP相当于60000美元。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70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5750元,居全国所有城市之首。(来源:百度百科 昆山)昆山的巨大成功引得全国各地同行的疯狂膜拜和效仿,甚至形成了令人羡嫉的“昆山经验”。

   但是盛名之下的昆山也为我们展示了其另外的一面。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昆山得到这样一组数据:4000多家台资企业创造了位居全国百强县之首的昆山50%以上的财政收入、60%以上的利税、70%以上的销售、80%以上的投资和90%以上的进出口交易额。(王克:“昆山爆炸案曝政府招商黑幕 投资送人大代表名额”” 中国经济周刊2014年08月12日)

   我们发觉,中国最强县的昆山光鲜靓丽的背后,其经济的基本面竟然是是由海峡对岸的台资托住的,本应撑起本地经济框架的民营企业只能给高高在上的台资打打下手,在产业链最底层的低端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上相互搏杀。作为苏南模式皇冠上的一颗明珠的昆山,其实情无疑是整个苏南模式的一个缩影,实际上也是新结构主义典范的中国模式的一个缩影:  “尽管经历了30年的飞速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工厂,但是在全球产业链上,以贸易加工为主,科技含量低、利润率低的中国制造业依然处于低端水平。中国企业陷入低端产业的“比较优势陷阱”,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上处于弱势地位”(唐小涛:中国制造缺乏核心技术 核心竞争力不强,人民网,2012年12月04日) 2007年至2009年,外资企业创造了中国工业增加值的28%;占中国高科技行业产出的66%;占中国出口的55%;占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90%。因此,中国是由外国人管理的体系的一个关键贡献者。最重要的结论是,中国几乎没有培育出任何在全球具有重要意义的企业。(马丁·沃尔夫:中国不会买下全世界  英国《金融时报》2013年07月12日)作为新结构主义典范的苏南自是如此。这些年来,苏南拥有了足以令全国各地羡嫉的极为养眼的经济数据,拥有了水平接近且引以为豪的现代城市群,但却没有出现高水平的真正令人信服的现代民族产业群。

   与之成对比的是,在中国的最南端的广东珠三角,经济分布却呈现另外一种形式。与苏南有所不停的是,广东统计局发布了2008-2013年广东民营经济发展情况数据,广东民营经济贡献率已超五成,占税收比重去年也首超五成。

   (广东民营经济占税收比首超5成 增速高于GDPhttp://www.opsteel.cn 2014-09-09)

   更大的差别在于,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市场的搏杀,珠三角为广东乃至整个中国都崛起了一批真正具有品牌意义的现代企业群。华为、中兴、腾讯、平安集团、招商银行、格力、美的、TCL、比亚迪等。

   如果说同样作为一个小渔村的深圳的崛起是因其产业发展过程中拥有领先于内地实施市场经济体制的占先优势而不可比的话,也许我们可以看看珠三角的另一地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的纺织产业集群的发展经验看出点什么。纺织行业是公认的技术门槛较低的行业,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自发的纺织产业集群的形成,80年代末至90年代随着各地同类行业的一哄而上导致的产品的争相冒仿和价格的恶性竞争,使得以纺织为主要产业的西樵步履维艰,“从1995年开始,西樵镇政府实施了三项措施:兴建轻纺城、建立制版公司和抓大放小以及建立南方技术中心。其中后两项措施旨在通过政府设立的技术服务组织,帮助中小纺织企业进行产品创新、工艺创新,提供纺织产业创新发展所需的共性服务,比如产品检测、认证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曾智华:《解读中国奇迹

   经济特区和产业集群的成功和挑战 》18页  中信出版社)

   到今天,在面临着江浙等纺织强省以及国外印巴等低劳动成本的残酷竞争下,西樵已从一个最低级的纺织产品加工集聚区到成为拥有新产品孵化中心、纺织品批发集散中心、价格形成中心和信息发布中心四大中心职能的专业化市场(225页),其中的原因除了与昆山乃至全国各地相似的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以各种灵活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外,最关键的却是别的地方很难做到的后两条:建立制版公司和抓大放小以及建立南方技术中心。

   地方政府制定“抓大放小”、“扶优扶强”政策,在为一些有能力和发展潜力的大企业提供信贷和设备的帮助的同时还建立相应的小型企业服务体系,缓解就业压力,保障社会稳定。更重要的是,设立制版中心,为企业生产小型面料样本。私人公司开发的新面料每块1000元,地方政府制版中心作出的同类面料以300元成本价出售,使大量的私企能买得起用得上收益大,激发了有能力的企业建立自己的研发部门进行产品创新,进而带动了整个纺织集群的技术创新。

   同时建立南方技术创新中心,促进官、产、学、研合作。2001年底建成的创新中心,进一步扩大了轻纺城布料工艺制版公司的功能,引进更多专业技术开发机构和中介服务机构,为纺织工业提供全面服务,它已被定为“广东省纺织面料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全国首家,正作为西樵纺织集群发挥产业创新作用,为纺织集群在发展困境中杀出重围发挥了关键作用。(218—219页)

   这是珠三角的西樵与长三角的昆山发展运行的大致状况,我们看到,在发展之初,两地采取了大致一致的发展路子,那就是政府尽一切可能创造条件吸引资金企业的到来,并由此形成一个有一定地方特色的产业链集群聚集模式,当这种产业集群发展到一定地步,面临来自外部或内部的挑战进入瓶颈时期时,昆山把目光投向外部,以强政府态度对外商高规格高质量服务迎接高品质外商进入,进而营造以外商高效率运行为核心的产业生态模式。

   而西樵则把主要精力转向了内部,不仅仅是宽泛的提供政策优惠,而是采取各种措施帮助企业渡过技术信息难关,突破技术升级瓶颈,进而最终帮助企业顺利完成产业升级。更难能可贵的是,我觉得西樵政府做的尤其好的是,在创新中心建成之后就退出,政府从运作者(在发展方向上提供指导)变为服务者(在具体工作中提供服务),也就是,在宏观上,政府通过规划创新中心的方针方向,提供相应的考核措施,确保市场化运作的硬件平台完成公共服务职能。在微观上,政府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为一个服务者,对中心内各机构的工作并不干预,任其自由发展。(220页)这就像是在帮助林毅夫先生回答政府介入后何时退出这一难题。西樵镇政府在完成这些后适当放手,这就给了企业自己进入市场磨砺的机会,使它们能够在市场的残酷搏杀中提升自己,真正促进了企业的转型。我想正是因为两地不同的发展模式才铸就了两地不同的产业现状。

某种程度上讲,作为长三角与珠三角龙头的上海与深圳其实也是两地发展模式的放大。上海浦东新区在发展过程中“采取组建公司进行商业性开发、由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模式,形成“土地空转、批租实转、成片规划、滚动开发”的新路子。通过企业上市和银行信贷、吸引内资、引进外资等多渠道融资战略,为重点企业、重大工程、重要项目筹措大量资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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