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工昌:林张之争背后的社会考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89 次 更新时间:2015-01-09 17:48:14

进入专题: 经济学   林毅夫   张维迎  

刘工昌  

   而“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邓小平 1987年6月12日会见科罗舍茨的谈话,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由于乡镇企业的崛起对国有企业的生存形成压力,为了遏制其发展,政府还曾断绝他们获得信贷和原材料的途径,并禁止其进入消费市场,但“乡镇企业每年都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同上)。在歧视与打压中成长的乡镇企业始终没有放弃,直到1984年国务院发布“第四号文件”承认它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和国营经济的重要补充”,才总算修成正果。

   而在对外开放中起关键作用的经济特区的创立,一开始首先也是为了解决深圳不断恶化的难民逃港问题而做的决定,而蛇口工业区的设立也主要在其贫瘠荒芜不会对大局产生经济政治影响,后来四个经济特区的设立也仅因为对整个中国而言它们处于同样的境地,但当上海大连青岛类似的计划被提出时,立刻遭到坚决的否定。而作为改革试验的的先锋,深圳经常被认为各种“精神污染”的源头,遭受了大量攻击,尽管得到邓小平的支持,但却遭到最实权人物之一的陈云李先念尤其是前者的强烈反对(参见《邓小平时代》)。在强烈的争议与反对声中,以深圳为代表的特区顽强生存,他们在自己获得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的同时,也帮助这个封闭已久的国度正式打开了连接国际市场和对外交流的通道,可以说,他们的每一次突破和进步,就是中国每一次在拉近与世界的距离。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包产到户后的乡镇企业、价格双轨制还是经济特区的设立,它们基本上都走了一条极富中国特色的路,未经设计先独立存在,公开亮相即引起争议,横加阻拦且饱受质疑,不予理睬转而埋头练内功,艰难突围发展壮大,既成事实终获承认。每一步都异常艰难,但却走了下来,这是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在封闭自负的环境中存在多年,僵化的意识形态教育浸淫日久且基本不知现代经济更不用说市场运作为何物的权力阶层,在严苛的国家指令性管理的背景下,为了激活经济,又不刺激敏感而僵化的权力阶层,新型的经济形式就必须在固化的国家指令与灵活的市场调节间寻找平衡点,它们的存在是二者在特定情势下一次次富有建设意味的妥协,而能让这些充满怀疑与挑剔的阶层从坚决打压到甘心接受,说到底,就是意味这些措施不仅给那些实施者,也给禁止实施的人,乃至整个中国,都带来了利,而且是巨大的一发不可收拾的利,没有理由再拒绝。所以80年代的中国经验一言以蔽之:以趋利为导向的实用精神与试验手段结合下的妥协与变通。

   89风波不仅导致政治风向的转变,也使得从此以后普通中国人参政意识彻底退消,底层参政大门实际上已完全合上,80年代蓬勃有生机的民间智慧对决策的参与也就此完全中断,中国的改革主要成了政府官员与高层智囊的事,完全变成了政府自上而下的单行线。在90年初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下中国政府作出了“绝大多数是正确的”并且对后来的20多年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经济决策。大致分为这样几点:

   (一)是在中国经济走向市场体制的艰难进程中,“1992年的价格改革是最为关键的一步,曾一度无法正常运作的价格信号开始正确指导企业生产负荷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并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 (罗纳德 哈里 科斯

   王宁:《变革中国》

   中信出版社出版 2013年1月第一版167--168页)

   (二)是“1994年实行的全面税改对消除价格扭曲起到极大作用,在经济建设过程中迈出关键的一步。”,它将“原地方各自为营的换乱局面转化为一个高效而可持续的竞争环境,刺激了区域竞争的发展动力。”通过税改,政府的收入来源主要被增值税取代,地方政府职能发展地方经济靠企业盈利来获取税收,这无疑刺激了随后长达10多年的地方区域竞争。(同上  171—173页)

   于是,(三)区域竞争自90年代以降开始成为中国经济转型背后的最强推动力。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各地争相设工业园招商引资,由于资金及有实力企业的相对稀缺,各地竞相压价竞争惨烈,极为明显的重复投资造成环境资源的不堪重负,但它对现代技术与管理经验的实地传播与产业工人技能的提高,“人力资本在现代制造业中的爆炸性增长”(194页)起到了重大作用。“地方政府最卓著的贡献在于他们充分利用了中国领土面积和人口密度,组织各种生产要素上相互竞争,将中国的地域优势转化为极高的工业化速度。”(同上228—229页)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作为一个总的中国各地方区域竞争是一种公平的市场竞争行为,但由于各地的地理环境、人力素质等资源禀赋的不同,使得不具备这些优势或者这些条件与周围相差无几的地方为了吸引企业来就必须挖空心思,为企业的到来创造条件,这无形中对地方政府的服务质量和态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时由于激烈的区域竞争促成了行业的洗牌,那些无法适应竞争的企业被淘汰的同时,也促使地方政府不断摸索,寻找适合本地区发展的企业,而市场的不可捉摸性决定了没有谁能一下子找到适合者,这就要求企业还有作为区域竞争主体的地方政府也必须在残酷的竞争中不断“试错”,最终找到最适合本地发展的企业,这就使得地方政府像一个企业一样,在市场竞争的磨练中不断成长。在世界各国的地方政府无不主要以一种行政与社会事务的服务体出现的时候,而以GDP政绩作为主要衡量指标的中国,地方政府主要以一种经济服务体甚至极端说来是以公司的身份现身的,为民事拖沓官僚主义严重的地方政府在涉及招商引资时步子飞快、态度极好、效率奇高。这里地方政府提供的是一种组织服务,即把所有的生产要素组织起来更好的为企业服务,也就是把市场的各要素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合理的组织起来,调动一切力量发挥最大的资源优势,这对整个中国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地方政府公司化形成的区域竞争,这是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提速的关键。

   而这种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区域竞争样式从名字上听来难听点,其实是与林毅夫所言的新结构主义是暗合的。像其中的“鼓励外资进入,还可以设立孵化计划,扶持国内私人企业进入这些新产业,建立工业园区和出口加工区,为新兴产业的成长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这些具体政策,几乎就是新结构主义理论的实践翻版。地方政府区域竞争的结果使得中国各地出现了许多富有地方特色的产业集群。产业高度集聚,专业化细致分工,充分的市场竞争必然带来成本价格的巨大优势,在较小区域半径内从配件到组装的完整产业链,使得第一时间内获取市场信息后能在全行业内迅速传播与共享,在自然引领产业升级的同时也极大的提高了同行业的效率。这就使得80年代主要依托的农民工与正式工酬劳双轨制所带来的人力成本优势,到90年代后逐渐转化为产业本身依靠专业化分工与集群效应而带来的产品价格优势,这是中国工业乃至社会发展的内在的质的飞跃。

   争论问题四 回归到亚当•斯密到底该回归什么。张维迎认为该回归到斯密的基于市场自由的观点,而林毅夫主张回归到斯密所倡导的对现象的

   “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在这里人们也许会有这样的疑问,明明是杨小凯的追思会,讨论的是中国经济的问题,怎么会一下子扯到200多年前几千公里外的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个外国人呢?如果我们仔细看他们的争论不难发现,这里亚当

   斯密 其实只是一个道具,张维迎方真正在意的是有感于中国国内政府干预经济之手段有增无减,却又无能为力,只能借助于这位经济学鼻祖之身做呼吁中国经济重回正常市场行自由竞争之事。而林毅夫方觉得他们罔顾中国国情,完全丢开政府,行自由市场经济之事其实毫无结果。但又不好直接说出,于是只好借斯密之身言其立学之本,所谓的斯密所倡导的对现象的

   “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其实指的就是斯密扎根于社会实际作出的符合社会发展客观现实的结论。用时下正热的邓小平的电视剧中的一句台词是:“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只从本本出发,那就亡党亡国。”林毅夫谈斯密说了很多话,我觉得归结起来就是这样一句话。

   果然,当斯密这个道具摆放完毕后,争论的焦点重新回到了中国问题上,更具体的说,就是对林毅夫的新结构主义的认识上来。“新结构经济学则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认为政府应该解决外部性问题和协调问题,以帮助企业进行产业升级。”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9,第25—28)林毅夫认为这是落后国家后来居上赶上发达国家的途径,“对于技术引进,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借鉴或采用在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技术,从而将它们的劣势转变为优势。与之相反,发达经济体必须在全球技术前沿上进行生产,并必须持续在研发方面进行新的投资以实现技术创新。因此,发展中国家有潜力实现高于发达国家数倍的技术创新率”。(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9,第5—6)应该说这一理论从出现之日起就伴随着巨大的争议,学者韦森、张军、余永定等人对其政府是否有如此之“好人政府”的存在,以及置身于市场之外的政府是否比在市场中摸索的企业还要的全知全能提出了足够的疑问,而同为林毅夫同事的平新乔则认为,新结构的学说,其核心应该解释结构怎么内生的?结构的扭曲是否存在套利的空间?

   林毅夫通过不同的途径对这些质疑一一做了回答,并且利用其世界银行背景的以“华盛顿共识”为宗旨的诸发展中国家的数据与中国在发展数据上的巨大差异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性。这里林毅夫心中的中国无疑是作为一个实践新结构主义的完美形象出现的,尤其是当他熟练的说起那些实行结构主义的拉美各国与深受华盛顿共识影响的东欧各国的情况时,但实际上中国各地由于其地理环境、资源禀赋以及历史条件等诸方面的巨大差异,经济发展样式是不尽相同的。目前中国公认的发展较为成熟的现代经济体形式的区域有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这里环渤海区由于其所依托的巨大的行政与人力(高校密集的高端人才聚集)资源优势在全国不具可复制性,同时其经济突出地仅仅局限于京津唐极为有限的三个城市,周边县市形成了巨大的产业发展洼地,城市之间不能互相利用,从这个要素来看,他们的要素不能互相分享,虽然北京有很好的人才、科技、资金,但是河北没有用上,由于市场上绝缘,市场上也没有互相分享,(倪鹏飞:京津冀存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产业绝缘2014年09月09日 15:22来源:凤凰财经)

   正因为如此,它根本不具备推广的意义。目前中国真正发展的较为成熟且具备现代城市经济集群意义的应是前两者了,它们共同构建了中国经济迄今发展最有生气最为繁荣的一面,也是最能展示和回答林毅夫关于中国经济发展诸多疑问的地区,但是这两处的发展又并不是完全相同,甚至可说是有很大差异的,那么这两处究竟谁最能体现林毅夫后来居上的新结构主义精神呢?

林毅夫在《新结构经济学》第3章具体提出了他的“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GIFF)的“两步六法”:第一步是确定一国可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新产业;第二步是消除那些可能阻止这些产业兴起的约束,并创造条件使这些产业成为该国的实际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以下六项具体实施方法:(1)政府可提供一份符合本国要素禀赋结构的贸易商品和服务的清单;(2)在这份清单中,可优先考虑那些国内私人企业已自发地进入的产业;(3)清单上的某些产业可能是全新产业,鼓励外资进入,还可以设立孵化计划,扶持国内私人企业进入这些新产业;(4)关注本国成功的私人企业,为新兴产业扩大规模提供帮助;(5)建立工业园区和出口加工区,为新兴产业的成长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6)给国内先进企业或外资提供一定激励,如减税或其他优惠政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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