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社会科学与知识类型——兼评荷曼斯的《社会科学的本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41 次 更新时间:2005-08-15 21:4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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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正来 (进入专栏)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社会交易理论范式的创立者乔治·荷曼斯(G.?C.?Homens),一生著述颇丰,其间较比著名的有《十三世纪的英国村民》、《婚姻、权威和终极原因:单系表亲婚姻的研究》、《人类群体》以及《社会行为:它的基本形式》等,然而引起我直接兴趣的并不是这些历史学和行为主义社会学的论著,而是那本荷氏于1965年应华盛顿大学校长之邀前往所做的演讲、尔后以《社会科学的本质》(下文简称《本质》)为名而出版的专集。我之所以对《本质》感兴趣,有两个方面的原因:1.《本质》实际上是荷氏关于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的本质性思考,它构成或反映了荷氏行为主义社会学理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因此,透过对它的把握有助于理解荷氏以其为基而提出的种种社会学观点;2.亦是更为直接和重要的原因,多年来我一直对社会科学规范化这个学术论题颇为关注,而《本质》所讨论的问题多少与此一论题相勾连,其间的某些论点及预设又恐是研究此一论题时所必须予以检讨和批判的。?

   

  一?

   

  近代自然科学自16世纪始的成功发展,为所谓价值不涉(value-freedom)的客观性认识论奠定了基础。到19世纪下半叶,关于自然科学所追求的客观性理想已然实现的观点,业已为人们普遍接受,似乎所剩下的问题就只是如何将此一认识论原则拓展适用于人类的社会研究领域。正是在自然科学的客观性神话的笼罩下,孔德和马克思便一开始就宣称他们的社会研究——尽管二者的研究路向不尽相同——为客观的“科学”,从而在将社会科学建构成“研究社会的自然科学”(吉登斯,1992,页9)的驱动下,促使形成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社会思想领域中的大分野:一是趋向于将哲学上的逻辑实证主义演用到人类社会生活研究领域的实证论的社会科学解释模式,另一是形而上的阐释学传统(hermeneutic tradition);然而无疑,在当时主流话语的支配下,以经验为基的实证社会科学取得了显势,并在某种意义上将阐释学传统割断。实证的社会科学派透过对社会科学普遍性及客观性的强调而否定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金耀基,1982,页99—100),或者说使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趋于相似或近似(吉登斯,1992,页10)。卢曼(Luckmann)对社会科学学步自然科学的这种现象的评论不无道理,他说,“哥白尼、伽里略和牛顿虽不是社会科学巨匠,但却是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的大师”(Luckmann,1978,p?228)。?

  然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或“实证化”的往后进程,事实上并不顺利,至少受到了来自三个方面的质疑和批判。第一,大体沿袭阐释学传统、尊奉日常语言分析和现象学路径的人文社会科学派(C?W?Mills称其为“大理论”)认为,社会科学不必受到经典的科学严格性的限制,因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逻辑上本来就大相径庭,一如斯金纳(Q?Skinner)所言,“这些普遍的变革中最重要的或许是对以为自然科学可以为社会科学提供充分或者那怕是相关的模式的设想的广泛反抗。日益增长的怀疑最明显的反映是这样一种启示的再生:解释人类行为和自然事件是两种逻辑上截然不同的活动,因此所有成功的解释都必须符合同样的演绎模式这一实证主义观点一定是根本错误的”(斯金纳,1991,页4)。?

  其次,一些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根据荷氏《本质》一书的归纳,从社会科学研究的结果不如自然科学这一点出发而对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提出了怀疑。这派学者认为,科学研究的结果乃是要对自然世界事物之间的关系做出精准解释并进而给出有效的预测,然而,社会科学却在这两方面表现乏力,因此社会科学很难说是一门科学(《本质》,页2)。?

  复次,根据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以及新形式的科学的哲学的出现,一些学者,主要是自然科学家,从前提上对科学性本身做出了否定。哥本哈根量子力学学派以微观世界不存在完全独立于认识者操作的“纯客体”的发现为基础提出了“测不准原理”,该原理后经围绕“贝尔不等式”所做的一系列实验的证明,而动摇了自然科学客观性的原则。他们强调对象客体对主体观察操作的依赖关系,认为离开了人的观察而讨论纯客体是毫无意义的。另一方面,科学哲学的发展亦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卡尔·波普尔指出,“我一直与社会科学步自然科学后尘这桩事战斗,我一直为一个信念战斗,即实证主义的知识论,即使在自然科学的分析中,也是不足的。自然科学的分析,事实上,并不如一般所相信的那样,是从观察中小心地引伸出来的,它们主要地是猜测的与大胆的。不宁惟是,我已经讲了三十八年了,所有观察都是‘孕胎于理论的’,它们主要的功能是检察和拒斥,而非证实我们许多的理论”(吉登斯,1974,p?18)。?

  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本质》一书并不试图对上述三种批评观点做出全面的回应,而是从实证的社会科学立场出发并以此作为该书的限定,仅仅对上述第一及第二种批评观点予以回答。《本质》指出,尽管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尽相同,前者所讨论的主题和解释的内容乃是人类社会世界中那些“可观察或可量度的人类行为”,而后者所关注并力图解释的则是自然世界中物质现象间的关系;荷氏甚至认为这两类研究对象的差异乃是一种本质上的差异(《本质》,页22),但是《本质》针对上述第一种批评观点严肃指出,“有些学者认为,如果社会科学算是一门科学的话,则它与其他科学有很大的区别。假定社会科学与其他科学一样,那他就大错特错了。可是我偏偏就不信这一套,社会科学所讨论的命题和解释的内容的确在其本质上与其他科学不同,因为两者所讨论的主题就不一样。然而,建立命题及解释所需的条件两者都相同”(《本质》,页22),而且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同自然科学方法一样,也是客观的;因此,尽管“社会科学家——他们是人,而且对人类有强烈的兴趣——会使他们的主观观念影响到他们的客观立场,(但)我不认为情况会如此严重,不错,社会科学家的态度会影响他们偏重某些现象而忽略了其他现象……,也有许多科学家强迫自己不受主观意识的影响,而忽略了其他现象。虽然如此,也没有造成很大的‘灾难’”(《本质》,页56-57)。?

  《本质》基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以及社会科学自身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进而认为社会科学在实践其两项基本职能“发现”和“解释”方面,要比自然科学困难得多,例如在自然科学中,有时通过两项变量的分析便能了解研究主题的真相,然而在社会科学中这往往是不能够的;再者,自然科学可以用实验方法操纵变量和控制其他变量进入某一个实在现象之中,使其在科学家研究他所感兴趣的变量关系的过程中得以清楚地表现出来,然而社会科学的变量则不易控制,用荷氏的话说,“这乃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最重要的不同点”(《本质》,页5)。部分是由于这些困难,社会科学在解释方面不如自然科学那般精准,在预测方面不似自然科学那样有效,可以说“社会科学在某些方面并不如自然科学那样有卓越的成就”(《本质》,页4)。然而,荷氏指出,我们并不能像上述第二种批评观点那样藉此而否定和怀疑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因为有效预测和精确解释等科学构成因素虽说对于一门科学而言极为重要,但它们只是社会科学的目标而不是科学研究的结果,一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虽说它并未精确地叙述进化的过程,也未从其理论中引伸出有效的预测,但没有任何科学家会否认进化论在科学界中的地位以及它对现代遗传学的贡献(《本质》,页2)。 ? 透过简单分析《本质》在实证论的社会科学范式下对上述第一和第二种观点的回应,我们可以得到初步的结论:1.社会科学有着客观有效的统一方法;2.精确解释和有效预测乃是社会科学诉求的目标,这些目标之所以未能达致,并不是因为社会科学本身的科学性问题,而是社会科学的客观方法未被严格地采用。同时我们也发见了《本质》与经典的实证主义科学观稍有不同,即它并没有像法国一脉的孔德、涂尔干那样干脆把社会现象或“社会事实”直接等同于自然现象而作为研究的对象。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本质》对上述第三种具有前提性批判意义的观点的忽视,在某种程度上又侵损了它的结论的意义,而这恰恰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出于论述的便利,在对《本质》做出批评以前,我们有必要对其观点做一较比详尽的介绍。?

   

  二?

   

  《本质》认为,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本质表现在其基本职责中,即发现(discovery)和解释(explanation)(《本质》,页5、8)。“发现”的主要功用是陈述和测定自然界事物之间的普遍关系,这类叙述又可称为“命题”,而“命题是任何一门科学最重要的产物”(《本质》,页6);“解释”的功用是对在某种情况之下会出现什么现象做出叙述,但却不是那种一般性的或笼统的叙述;在社会科学中,“所谓一个现象的理论,就是一套对此现象的解释。只有解释才配得上用‘理论’这名词”(《本质》,页18)。有了发现才算科学,有了解释人们才能判断这门科学成就的大小。然而,从发现和解释的运作看,如果社会科学理论是一种游戏,那么研究者就一定要像玩其他游戏一样按照规则来玩,而在《本质》看来,社会科学理论最基本的规则就是研究者必须陈述真命题和引用合乎规定的演绎方法(《本质》,页22)。首先,在社会科学中,一如在其他科学,陈述真命题是一种基本的要求。那么何种叙述才是真命题呢?《本质》通过对“波义耳定律”与马克思一段经典叙述的比较,回答了这个问题。

  1.波义耳定律指出,气体的体积和压力在密封的容器中成反比。此一叙述包含了两个部分:一是关系的主题,即气体和容器;二是这两项主题之间的特殊关系。通过对压力和气体这两项变量的比较,我们得知此两项变量的关系成负相关:如果压力上升,体积就缩小。

  2.马克思的“法则”指出,生产方式的组合,决定社会上其他一切活动。马克思的这个叙述已然超越定义,相当于一个命题,因为它确立了两种现象(变量)——生产方式和社会上其他一切活动——之间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并未被特殊化,它只告诉我们它们间的因果关系,即前者决定后者(《本质》,页11)。?

  波义耳定律指出,如果压力上升,气体体积就缩小。马克思法则指出,如果生产方式改变,社会上其他活动会产生不可预期的变化。换言之,波义耳定律明确指出什么会发生变动,而马克思只指出有些社会活动会改变,却没有指出什么社会活动会改变、改变成什么样,因此它不是一个真命题,而是一种“引导性叙述”(orienting statement) 。在社会科学论著中,引导性叙述俯拾皆是,帕森斯和席尔斯关于任何两个人的社会互动,其行为都被对方行为所制约的叙述,极为重要,但却因为它并未指出一个行动的改变如何影响到其他行为而亦只能成为一个引导性叙述。当然,《本质》并未完全否定引导性叙述的意义,因为它告诉人们如何更深入地研究和应当从什么角度去研究。如果根据马克思的叙述去发掘社会事实以印证它的准确性,这样的过程便具有更多真命题的特性。但是,我们不能将引导性叙述误认为是科学的实际经验和理论推理的结果,引导性叙述毕竟“还不够资格成为一个真命题,因为它们无法预测,更谈不上解释”(《本质》,页13)。《本质》最后指出,“就拿三角函数f(x)=y来讲,如果x变了,则y会变成什么?不要只回答我说,y将要发生变动。肯定地告诉我, y会变成什么!站出来,告诉我这个答案!”(《本质》,页14)

  其次,《本质》指出,虽然社会科学的本质是以真命题的方式测定和记录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可是这并不是社会科学的唯一任务,它的最重要的任务在于解释:在某一特定情况下,对某个现象进行解释,不论是对某独立事件做一般化概念性的解释,还是采用命题叙述予以解释,都表示这个发现是一组普通命题,它们是在某一特定情况下经过一套最严格的逻辑演绎过程得出的。?

  例如,当风朝岸吹时,靠岸的水要比风朝海吹时暖和。这个假设被证明是真的。然而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此一假设为什么是真的?《本质》对此是这样解释的:?

  热水上升,冷水下降。上层的水吸收的阳光比下层的水多,因此,由上述两项原因得知,上层的水要比下层的水暖和。同理,上层的水受风的影响要比下层的水大,因此向岸吹的风会将较暖的水吹积在岸边;向海吹的风将暖水带离岸边,依照“水有自动循环调节”的原则,水会循环对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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