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佐军:引领经济新常态应解决十二大难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0 次 更新时间:2015-01-08 22:4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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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佐军 (进入专栏)  

   进入新的一年,如何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进而在新常态环境下把握工作主动、创造新的业绩,已是各方关注的焦点。要认清新常态,一个前提是要对目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做到胸中有数。为此,李佐军博士列出了十二条需要直面的难题,介绍于此,供读者参考。

   ——亚夫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然而,要引领经济新常态,必须直面十二大难题:其一,赶超发展成症;其二,经济效益偏低;其三,投资依赖过度;其四,扩大消费障碍多;其五,创新驱动不力;其六,贫富差距较大;其七,经济风险累积;其八,资源环境形势严峻;其九,产业转型升级艰难;其十,城镇化仍然滞后;其十一,“设区热”愈演愈烈;其十二,“政策依赖症”难以摆脱。□201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经济新常态是我们期望出现的经济较理想的状态,需要引领,需要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以走向好的新常态。

   问题之一:赶超发展成症

   “赶超发展症”是超越发展阶段和潜在经济增长率,追求过快过高增长,而形成的经济增长病症。其主要特征:经济增长速度过快;经济运行效率偏低;通货膨胀较严重,资产价格较高,经济泡沫较多;资源能源消耗较多,环境破坏较重;经济增长动力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创新动力不足;产业结构偏重(重化工业),产能过剩严重,区域结构失衡;贫富差距较大;“政府企业化”,考核GDP导向,依赖刺激政策,偏好经营土地和城市等。

   中国有“赶超发展症”的部分症状。如经济增长速度过快,1979-2012年GDP年均增长9.8%,远高于世界同期年均增速2.8%。2002-2011年GDP年均增长更是高达10.7%,远超世界同期3.9%左右的水平。我们不仅要看到高速增长的成绩,也要看到其背后的代价和问题。

   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2002-201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从41%提高到72%,因出口而增加的外汇储备从2864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33116亿美元,增长了11.6倍。流动性释放过多,资产价格偏高,2002-2012年,新增贷款从2.7万亿元增加到8.2万亿元,M2存量从18.3万亿元增加到97.4万亿元,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快速持续上涨,超出了大多数城乡居民的承受力。

   资源消耗较多,环境破坏较重,2002年中国煤炭消费量和产量分别是108413万吨标准煤和110732万吨标准煤,2011年分别达到239286万吨标准煤和246931万吨标准煤,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9.2%和9.3%,近年来环境污染问题凸显,开始出现大范围持续雾霾现象。同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社会贫富差距较大、地方政府负债较多等“赶超发展症”也很明显。

   问题之二:经济效益偏低

   经济低效运行既表现在国民经济整体运行效益偏低,也表现在某种要素的生产率水平偏低。中国经济低效运行的主要表现有。

   能耗过多。国家发改委原主任张平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提到,2010年中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中国工程院院士陆佑楣在2013能源峰会上提到,2012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量36.2亿吨标煤,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我国每消耗1吨标煤的能源仅能创造14000元GDP,而全球平均水平是25000元GDP.

   水耗较多。中国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的1/4,北方地区不到世界人均的1/8,但我国用水效率不高,浪费较严重。2003年万元GDP用水量为465立方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为0.4—0.5,而发达国家为0.7—0.8;水的重复利用率为50%,而发达国家已达85%。2010年,我国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达120立方米(以2000年不变价计),是发达国家的2-3倍。

   地耗过多。国土资源部发布的《2013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显示,2013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量为73.05万公顷,连续5年保持增长。国家土地督察系统在2011年例行督察中发现,全国43个城市中共有918个项目存在土地闲置问题,涉及面积共计8.84万亩。

   投资效率低。据史正富的研究,1978-2010年中国的资本产出比为3.92,美国1965-2010年的资本产出比为5.29,日本1980-2010年的资本产出比为14.69.

   问题之三:投资依赖过度

   “投资依赖症”是指经济对投资需求、政府投资和非理性投资的过度依赖。中国已出现了较明显的“投资依赖症”,具体表现在:

   首先,对投资需求过多,投资率持续超过警戒线。从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GDP)来看,发达国家的投资率一般在20%左右,新兴经济体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投资率在40%左右。若投资率长期维持在50%(警戒线)以上,则意味着经济增长对投资过度依赖。中国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投资率基本正常,但进入新世纪后投资率不断攀升,2010、2011、2012、2013年分别达到69.5%、66%、72%、78.5%。近5年来维持在65%以上,大大超过了警戒线。

   其次,政府投资的比重偏高。据金三林研究,2005年中国投资率比1992年提高了6.1个百分点,其中政府投资贡献了2.9个百分点,贡献率为47.3%;居民投资贡献了2.5个百分点,贡献率为41.3%;企业投资贡献了0.7个百分点,贡献率为11.4%。因此,政府投资增长、居民房地产投资增长成为中国投资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再次,非理性投资较多。非理性投资是指“预算软约束”、缺乏投资责任约束的投资和追求投机效果的投资,没有准确的指标来衡量。由于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反映在负债上),特别是房地产投资大致符合此标准,故以此大致代替说明。据审计,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债务达到17.9万亿,截至2012 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程度达到37.23%。2013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436528亿元,房地产开发投资86013亿元,房地产开发投资大致占固定资产投资的20%。

   问题之四:扩大消费障碍多

   近年来,消费增长低于投资增长,消费总体较为疲软,其影响因素有:

   一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难。收入分配不公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喊了多年,但至今未取得预期的进展,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核心的原因是既得利益阻碍较大,改革的决心和力度不够。国民收入包括政府收入、企业收入和居民收入三大部分,前两者与居民收入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三者之间博弈居民是能力最弱的,因而居民收入增长相对较慢。2013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3.03倍,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

   二是降低税费负担不易。税费是对居民收入的一种扣减,对消费影响既大又直接。税费改革可以说一直伴随着改革开放整个进程,但由于中国政府主导经济的体制没变,日益庞大的官僚机构和队伍、大规模的政府投资需要巨大的税费来支撑,因此税费负担至今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2013年数据显示,中国公共财政收入达到12.9万亿,占当年GDP的22.7%,人均宏观税负接近万元。

   三是通胀影响消费。通货膨胀是对居民收入的一种扣除,对消费影响巨大。当货币日益缩水,居民消费则日益谨慎。由于CPI只主要反映了居民日常消费品的价格变化,随着人们支出结构日益向住房、汽车、教育等大额消费品倾斜,必须更多地用货币发行量(如M2)、资产价格(特别是房价)来反映真实的通胀水平。M2余额从2000年末的13.5万亿快速升到2013年末的110.65万亿元,M2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136%提高到2013年的195%,而美国不到70%。2005年以来,部分一线城市的房价涨了10倍左右。

   四是提高全民福利保障水平非短期能解决。各种福利保障对居民消费形成强大的支撑,福利保障越好,居民就无后顾之忧,就越敢消费。福利保障水平取决于福利保障制度的安排。福利保障制度的实质是政府与居民之间、不同居民之间的利益分配。由于中国政府较强势,在财政支出安排上,福利保障支出比重长期偏低。目前与中国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用于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三方面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约为50%左右。而中国“十一五”期间社会保障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比重仅10%左右,加上教育也没有超过20%。

   问题之五:创新驱动不力

   中国的创新驱动仍然问题很多,远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首先,知识资本投入仍然不足。仅以R&D投入来衡量科技创新投入是不全面的,因为R&D投入仅占知识资本投资的10%-25%。近几年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一直在18%-20%之间徘徊,而高新技术产业研发费用增速则一直在20%附近的历史低位上下波动。

   其次,企业的创新活动还不普遍。2011年大中型工业企业中具有研发活动的企业不到30%,平均R&D强度仅为0.9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具有研发活动的企业仅占12%,平均R&D强度只有0.71%。因此,大部分企业仍处于技术跟踪和模仿制造,以及低端加工制造和低价竞争阶段。

   再次,高新技术产品进口比重下降。2007~2010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进口比重上升4.7个百分点,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品进口比重下降了3.6个百分点,特别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等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进口比重下降尤为显著。同时,2004~2009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的平均产值增加值率不到美国的50%、德国的60%,约为日本的63%和韩国的86%;而低技术制造业的平均产值增加值率大约是美国的84%、德国的97%、日本的76%和韩国的127%。

   最后,人力资本增加开始遇到瓶颈。随着总人口增长减缓和老龄化程度提高,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顶峰开始出现绝对值减少,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正在迅速减弱。据预测,2025年以后人力资本将开始减少。

   问题之六:贫富差距较大

   一方面,中国的基尼系数偏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2004年的0.473逐步上升到2008年的高点0.491,此后逐年有所回落,2010年为0.481,2013年为0.473。虽然近年有所回落,但仍然大大高于0.4的警戒线。

   另一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一直较大。从1978年的2.57倍,一度下降到1985年的1.86倍,此后一直上升到1994年的2.61倍,此后4年小幅下降,再自1999年的2.65倍一直震荡上升到2010年的最高点3.33倍,随后下降到2013年的3.03倍。据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显示,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倍,美、英等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一般在1.5左右,只有中国等三个国家超过了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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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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