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希平:杜甫与道家及道教关系再探讨

——兼与钟来茵先生商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3 次 更新时间:2015-01-08 21: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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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希平  

   由唐宋迄于明清,杜诗的价值愈见重视,杜甫的声誉日趋卓著,最终确立了“诗圣”不可撼动的崇高地位。

   与此同时,一种对杜甫认识理解的人为纯净化也随之而生,并甚为突出。论及杜甫思想,往往扣住“奉儒守官”的传统,极力宣扬其“每饭不忘君”,而对于儒学之外的其他成分,与圣哲不尽合谐的声音一概视而不见,或曲为附会,以为此类皆为异端,恐污诗圣皎洁。似乎杜甫的思想自始至终单纯一致,别无他念,亦无变化。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世人对诗圣形象的图解:神情庄重,面容枯槁,举止循规蹈矩,终日忧心忡忡。拈须苦吟之状令人敬而畏之,难以攀近。这也直接妨碍着新的时代环境下对杜甫精神的学习借鉴、弘扬光大。因此,全面深入理解杜甫思想是杜甫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本文探讨杜甫与道家道教之关系,旨在从一个侧面说明杜甫思想的丰富性。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诗人之一,杜甫精神与诗歌成就都具有“集大成”的特点,其诗艺“宪章汉魏、而取材六朝、至其自得其妙”,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其感情深沉而多彩,执着又率真,喜笑由衷,痛饮狂歌;其思想博大精深,本于儒家仁义,而兼取释老精魄,大凡中国传统文化优秀理想道德因素,在大唐帝国由盛到衰特定历史转折条件下凝聚成独具个性的杜甫精神与人格。

   关于杜甫与道家教之关系,学界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一种是传统的观点,影响甚大,有代表性者如萧涤非先生《杜甫研究》所指出,“道家和佛家的思想在杜甫思想领域中并不占什么地位,……在他的头脑中,佛道思想只如‘昙花一现’似的瞬息即逝。”冯至先生《杜甫传》亦称“(杜甫)王屋山、东蒙山的求仙访道是暂时受了李白的影响”。

   另一种观点则以郭沫若先生为代表。其著《李白与杜甫·杜甫的宗教信仰》中专门反驳萧、冯之说,认为“杜甫对于道教有很深厚的因缘,他虽然不曾象李白那样,领受《道箓》成为真正的道士,但他信仰的虔诚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求仙访道的志愿,对于丹砂和灵芝的迷信,由壮而老,与年俱进,至死不衰。无论怎么说,万万不能认为‘暂时受了李白的影响’,有如‘昙花一现’的。”

   对比两派说法,分歧焦点不在于杜甫头脑中是否存在过某些道德观念意识,而在于这种意识的深厚持续程度。即到底是暂时受李白影响,“一时的热情冲动”(陈贻?{《杜甫评传》),还是持续终生,甚至超过李白笃信不悟。

   由于《李白与杜甫》产生于特定时代背景下,立论多有偏颇,故而颇遭非议,有关杜甫与道教关系的意见也较少为人认同。但平心而论,剔除郭氏书中明显带有时代与个人色彩的偏激之词,其意见亦并非毫无可取之处。郭老认为杜甫信道至死不衰、超过身为道士的李白这一说法固然还可商榷,但由此所表现出的不拘于表面形式而着眼于内在实质的独特视角却是值得肯定的。在李杜研究方面多有这类今人费解而又习以为常的现象,比如二人同样酷嗜美酒,然而后世往往津津乐道于“李白斗酒诗百篇”(杜甫名句)以诗仙为酒仙,而诗圣则很难进入著名酒徒之列。而在对道教关系上也同样如此。人们从不怀疑李白头脑中的道教信仰,也很少注意他最后是否清醒,这大概是因其领受道箓,成了“名符其实”的道士吧!基于这一思维定式,杜甫只是短暂地求仙访道,在行动上没有李白那样激烈狂热,因“苦乏大药资”也并无真正的炼丹实践。尤其是没有受箓之举,故而其思想深处道家成分如何也就被忽略不计或完全否认了。

   正由于此,我们认为郭沫若的基本观点即认为杜甫对于道教有很深厚的因缘,不是暂时受李白影响,有如昙花一现,而是由壮到老、与年俱进、至死不衰,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成立的。它有着相当的事实依据,不能简单否定。郭老当年为了证明其说,列举了大量证据,说明杜甫在早年与李白相识之前即已有仙道之志,离开李白之后,某些仙道之念仍不时萦系于心,直至临终。

   如果说尚有可议者,郭老未及将道教成分作具体分析,笼统地视作迷信,也未将其与老庄道家思想作区别,并指出其在杜甫不同生活阶段的消长,以及对丰富杜甫思想的积极影响。可以说是时代的局限。其后曹慕樊先生对此有所补正,指出“道家应分别先秦道家和汉以后道家,杜甫的道家思想中两种因素都有,汉以后道家有许多派别,比如玄言、服食、外丹、内丹、神仙等派,杜甫是相信服食的。所以常提葛洪、嵇康、对神仙派他不大信。”(《杜诗杂说》)曹先生同时还肯定了老庄思想对于杜甫性格“真”与“放”的良好影响,更趋具体客观。

   但是,学术界对郭沫若的观点大多持否定态度。在这类文章中,近年钟来茵先生新撰《再论杜甫与道教》(《首都师大学报》1995.3)一文,自称“就郭先生全部论据作驳论”,阐述己见,在否定性意见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钟先生将郭沫若提出的全部论据归纳为五个方面的问题进行反驳。一、杜甫求仙访道,是否受李白影响;二、关于《三大礼赋》;三、关于《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四、关于《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阁画太乙天尊图文》;五、关于丹砂、葛洪、蓬莱及其他。条分缕析,不乏创见。倘能破之有据,则无异釜底抽薪,郭说自然难立。但细读之后,却感时有牵强,未能信服。故亦特就所列五题略申管见。就教于钟先生等方家。其中第一问题为杜李相识前之论据,二至五则为杜与李别后之论据。下面试分别论之。

     一、与李白相识之前杜甫是否已有仙道之愿?

   郭沫若认为杜甫思想中道教因缘很深;早在与李白相遇之前即已有求仙访道的意愿,并非“暂时”受李白影响。这个论述十分明确,强调相遇之前即已存在,并未涉及李白影响问题,二者之间也就并无矛盾。李杜相识可以使已有的仙道之愿更为强烈,尤如催化剂作用,促其化为行动。因此应该说受李白影响是杜甫求仙访道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全部和唯一原因。更不是暂时的影响。所以郭老又指出:“如果一定要说受了影响,那倒可以更正确地说:李白和杜甫的求仙访道,都是受了时代的影响。”在朝廷高度重道的情况下,整个士大夫阶层都不能不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即使不是出于信仰的虔诚,你也非歌颂道教不可。”应是较合实际的。

   钟先生的文章首先列出第一个论题是“杜甫求仙访道是否受李白影响”,具体反驳的却是郭沫若认为杜甫早已有仙道志愿的观点和论据。指出:“传统意见认为:杜甫的求仙访道是受李白的影响,完全是事实,郭沫若所举的相反的例证是无法成立的。”从而将二者完全对立起来。但文中同时也指出,早年以奉儒守官为主导思想的杜甫“受时代的影响,杜甫也有求仙访道的雄心,具体来讲,杜甫的求仙访道,受李白的影响更大。”这其实与郭说无大差异,因而其反驳郭沫若有关杜甫与李白相识之前有仙道志愿的根据也就难以自圆。

   让我们还是具体来看看这类论据吧:

   其一:杜甫《壮游》诗云:“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

   郭沫若解为杜甫20岁时“南游吴越,已准备浮海,去寻海上仙山——扶桑三岛。这愿望没有具体实现,直到晚年还视为‘遗恨’。”钟先生则称“这里杜甫只是以‘扶桑’作文学典故用,表明自己的壮游之雄心,并无半点道教迷信成分。”

   细研二说,感觉皆不尽如人意,前说过于拘泥,未免太实,后说完全抹去道教色彩,又显得虚泛。“扶桑”自然是文学典故,但杜甫用之真的就毫无仙境之意么?我们不妨采用以杜解杜之法,另求参证。杜甫晚年在潭州曾作《幽人》诗,其中有句云:

   “往与惠询辈,中年沧州期,天高无消息,弃我忽若遗。……洪涛隐笑语、鼓枻蓬莱池。崔嵬扶桑日,照耀珊瑚枝。风帆倚翠盖,暮把东皇衣。

   钟惺评此诗为“绝妙游仙诗”。其与《壮游》中数句怅恨之意相近,并在慨叹之余更掺入海上仙境美妙遐想。稍加比较即可看出两处诗中“扶桑”并非毫无关连。

   杜甫又有《卜居》诗云:“归羡辽东鹤,吟同楚执珪。未成游碧海,著处觅丹梯。”以“碧海”与“丹梯”相对。仇注引《十洲记》:“扶桑之东有碧海。”诗意似亦与“不得穷扶桑”相关,均见其早年游仙之意。

   再通览《壮游》诗中所叙早年行程:“渡浙想秦皇”、“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归帆指天姥”诸境,让人极易联想到孟浩然、李白、孔巢父及“竹溪六逸”等人之游踪。谁又能肯定杜甫此行只是单纯的漫游呢?陈贻?{先生曾指出:“他(杜甫)的学道和漫游是出了名的了”。正由于此,多年不见的友人韦济特意向人打听杜甫近况,开口即问:“青囊仍隐逸、章甫尚西东?”(《奉寄河南韦尹丈人》)关心他是仍在隐逸学道,还是在到处漫游。而杜甫的回答则是?“浊酒寻陶令,丹砂访葛洪。江湖漂短褐,霜雪满飞蓬。牢落乾坤大,周流道术空。谬惭知蓟子,真怯笑扬雄。”可见杜甫早年的生活中,隐逸、炼丹、学仙与漫游、干谒等本自时相纠合,难以全然区分,又都一事无成。既如此,又怎能断然判定杜甫壮游途中,登姑苏台而望海兴叹,不会生发寻仙扶桑之念呢?

   其二,郭沫若还从杜甫早年有限诗作中拈出《题张氏隐居二首》之一、《巳上人茅斋》、《临邑苦雨、黄河泛滥》等三首诗,认为其中都含孕着道家的气息。钟文对此一一提出相反意见。我们不妨再略作辩析。

   关于《巳上人茅斋》诗,钟先生认为“只与佛家有关”,因“杜甫笔下的‘巳公’是佛教而非道士”。其说有一定道理,但似乎只限对题目的理解。细揣末联云:“空忝许询辈,难酬支遁词,”不难感受到同时存在的另一种气息。仇注曰:“末以许询自此,以支遁比巳公。”许询为东晋著名玄言诗人,曾为道士,隐居永兴,遍游名山,采药服食。又精于名理、善论难,与支遁辩论,轰动一时。此处用以自比,可见当与僧道皆有关系。

   钟先生又称《临邑苦雨,黄河泛滥》末尾用《列子》“钓巨鳌”之典只是“文学上的夸张”;《题张氏隐居》“只是一般的歌颂隐士。”诗末“乘兴杳然迷出处,对君疑是泛虚舟”,适用《庄子》之典来表达对隐居深山的向往。其实这类意见与郭说并无本质差异。根据文学创作之规律,作品主题多有复杂性、不确认性以及语辞兼有多义等性质,理解小有差异实属自然,从对隐居生活的颂扬中看到道家气息也无大错了。

   其实,杜甫在认识李白之前有无仙道之想,在其最早一首《赠李白》诗中已说得明白不过。

   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

   野人对腥羶,蔬食常不饱。

   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

   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

   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

   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

   全诗十二句,分上下两章,前八句自叙,后四句赠李,层次分明,逻辑严密。遇李白之前,久客东都,深感世风机巧,格格不入,避世访道之念油然而生。既思“青精饭”(钟文亦称之为“道士专利品”),又欲求大药,苦于资金匮乏,彷徨无奈。故仇注云:“叹避世引年之无术也。”此时的志愿与苦闷皆与李白无关,而正在无计可施之时,恰与“脱身事幽讨”的李白相遇。相见恨晚,一拍即合,遂促成其事。一个“亦”字,并非杜甫单方面亦步亦趋,而是双方不谋而合,相傍成行。叙述如此清晰,可见这种求仙访道之志早已蕴藏于心,怎能将其仅仅归结于与李白相识后受其影响,而且还只是“暂时”呢?

     二、杜甫离别李白后是否再无仙道之想?

郭沫若列举了大量的论据来说明杜甫与李白分别之后,仙道之念时有显现,直至临终。钟先生对此另作解释,得出相反之论,称这类作品中不仅没有道教意识,而且表现了对道教的“讥讽意思”。“反对道教的字句,证明了杜甫坚定的儒家思想。”甚至剥开其道家语的外衣,“其忧国忧民之伟大情怀至今读了还感人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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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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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杜甫研究学刊》(成都)199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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