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卫林:杜甫与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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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卫林  

   一、绪言

   大抵从苏轼提出杜甫为古今诗人之首,在于一饭未尝忘君的说法后,(注:苏轼:《王定国诗集叙》云:“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卷10,页318。)历来从儒学观念角度去解说杜诗者更是大不乏人。杜甫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固然是毋庸置疑的事,就作品所见杜甫便屡以儒者自居。然而当日流行一时的佛教思想,尤其开元、天宝间抵于盛极的禅学观念,对于杜甫本人的思想、作品,以至诗学观念等各方面,事实上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但正如前辈学者所指出的,在研究杜甫其人其诗时,对于杜甫与佛教的关系,及有关杜甫禅学信仰等问题,其先并未有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注:陈允吉在《略辨杜甫的禅学信仰》一文中就指出:“关于杜甫的禅学信仰,清代钱谦益、仇兆鳌、杨伦等人,都曾作过一些探讨,但成绩并不可观。晚近诸家评论杜甫,则很少去研究诗人与佛教的关系,有的甚至根本不承认他受过佛教的薰染,这种认识显然不大符合杜甫的实际情况。”文载《唐音佛教辨思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页85。)虽然近日有学者注意到上述问题,并且对杜甫的思想及创作与禅门关系的问题提出考订,(注:个人所知在这方面提出较具系统论证的学术专著有: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吕澄《杜甫的佛教信仰》,载《哲学研究》1978年第 6期;陈允吉于1983年发表的《略辨杜甫的禅学信仰》,载《唐音佛教辨思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及谢思炜《净众、保唐禅与杜甫晚年的禅宗信仰》,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以上诸作均侧重在杜甫与禅门关系的考证,多从禅学史的角度论证杜甫与禅宗以至净土宗的关系。既考订杜甫与禅门关系,又针对作品思想及艺术特色而论证杜甫与禅学关系者,有孙昌武的《王维、杜甫与禅》,收于《禅思与诗情》(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日本方面则有朝仓尚发表于1983年,主要描述唐宋以来及日本方面对于杜诗与禅关系各种理解的《杜甫そ禅》,收于柳田圣山编《禅そ文学》(东京:ぺりかん社,1997年)。)不过就杜甫与禅学关系的问题上,相信仍然不乏可探讨之处,本文即对此提出一己管见,希望得以藉此阐明杜甫与佛教禅学彼此间的密切关系。

   二、本自依迦叶——杜甫与佛教因缘

   在阐明杜甫思想的问题上,杜甫与佛教思想的关系如何,一直以来都是个颇具争议的课题。不少学者对杜甫与佛教思想的问题,一开始即持否定的态度,或谓杜甫根本无缘于佛教;(注:冯至在《杜甫传》中,即宣称杜甫“他和佛教没有发生过因缘”。冯至:《杜甫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长安十年》,页41。)或谓杜甫虽懂佛学,但在其思想领域中并无地位,对其生活亦无影响,是故可以置而不论。(注:萧涤非在说明杜甫思想时提出:“至于道家和佛家思想,在杜甫思想领域中并不占什么地位,对于他的生活并不起什么作用,我们可以不多说。在他的头脑中,佛、道思想只如‘昙花一现’似的瞬息即逝,特别是佛家的思想。”又谓“这都充分说明佛家思想对杜甫实无若何影响,虽然他并非不懂得佛学。”萧涤非:《杜甫研究》(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56年),上卷,《杜甫的思想》,页41及42。)然而事实上杜甫与佛教思想尤其禅学方面,可说是自始即结下不解之缘。杜甫所处身的时代,正值佛教禅学大行其道之际,禅宗思想流布遍天下,若谓杜甫生当其时而竟无涉于佛教的话,恐怕亦未易令人信服。在作品中杜甫就宣称自己在宗教信仰上“本自依迎叶”(注:杜甫:《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本影印宋刊本),卷18,页320。),又谓“余亦师粲、可”(注:杜甫:《夜听许十诵诗爱而有作》,《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 16,页 280。),并有“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注:杜甫:《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本影印宋刊本),卷18,页319。)之说,一再表明本身对于佛教禅门的皈依,正可明确见出杜甫本人对于佛教的向往。就以出处而论,杜甫一生经常涉足佛寺,除登临游览外,更往往问道于僧侣大德。如《大云寺赞公房四首)其二中,即谓与赞公“晤语契深心”,至有“近公如白雪,执热烦何有”之叹(注:杜甫:《大云赞公房四首》其二,《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8,页153页。);其与旻上人交往,寄诗谓“不见旻公三十年,封书寄与泪潺湲”(注:杜甫:《因许奉寄江宁旻上人》,《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8,页155。),与方外交情数十年不渝,俱可证其与佛教因缘匪浅。至于杜甫长期与佛门中人交往,以至友侪中如房馆、严挺之及李邕等,亦多有笃信佛教以至归心禅宗者,此节已有专家学者考订在前,(注:杜甫平生多与僧侣游,其所交往者亦多奉佛之辈,孙昌武在《王维、杜甫与禅》一文中对此已有详细考证。)是以于此亦不必赘述。

   在杜甫与佛教关系的问题上,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在杜甫家世之中,本有与佛教尤其禅门之间极其密切的关系。以往学者多谓杜甫成长于儒学世家之中,是以自然深受儒学熏陶,殊不知在这段成长岁月当中,伴随杜甫成长的除了儒学之外,同时尚有佛教思想在内。天宝元年(742)杜甫姑母万年县君瘗于东都洛阳,杜甫特为撰墓志。在《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内,杜甫提到:

   甫昔卧病于我诸姑,姑之子又病,问女巫,巫曰:“处楹之东南隅者吉。”姑遂易子之地以安我,我用是存,而姑之子卒。(注:仇兆鳌:《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卷25,《杜文集注》,《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页2231。)

   故知杜甫往日尝卧病于姑母家中,全赖得姑母照顾而得以存活。从《墓志》所记杜甫病重濒死至于存活,期间既一直居于姑母家中;又从《墓志》记其病悉赖姑母照顾,而竟一字未及父母家人照料的记载来看,极可能就如黄鹤所推测的“意公之母早亡而育于姑也”(注:黄鹤注转引自仇兆鳌《杜文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卷25,《杜文集注》,《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页2231。),杜甫实由姑母一手抚育成人。即使退一步而言,纵然实际情况未必如黄氏推论,然而杜甫应有一段颇长时期居于姑母家中,其成长又多赖姑母照顾,却是可以由此肯定的事。依《墓志》所载,这位杜甫早年日夕亲炙,长期在身边照顾杜甫成长的姑母,即颇亲近于佛教。杜甫在《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中记其姑母奉佛之事云:

   爰自十载已还,默契一乘之理,绝荤血于禅味,混出处于度门。喻筏之文字不遗,开卷而音义皆达。母仪用事,家相遵行矣。(注:仇兆鳌:《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卷25,《杜文集注》,《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页2230。)

   以此知因其姑母信佛,而致一家上下奉行。《墓志》又载其姑母临终遗命要求“起塔而葬”(注:仇兆鳌:《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卷25,《杜文集注》,《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页2230。),望身后事一依佛教仪式而行,亦可见其笃信于佛教。杜甫少时既寄住姑母家中一段时日,长期生活在一个如此笃信佛教的家庭之内,经常亲炙于这位“默契一乘之理”的姑母,又岂会对佛学无所薰染?观乎杜甫在有意勒石纪德的《墓志》中,竟完全运用了佛教概念,以“示诸生灭相”(注:仇兆鳌:《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卷25,《杜文集注》,《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页2230。)称其姑母之死,一效僧传笔法,亦足证杜甫对于佛教观念本有深刻的体会。倘由此对杜甫佛教信仰重新审视的话,则杜甫自称“本自依迦叶”的说法,是否当联系到杜甫本人在姑母虔诚奉佛的影响下,以致早年即对佛教有深刻认识,甚至对于佛教信仰深为向往,便是个在研究杜甫与佛教关系时相当值得考虑的问题。

   杜甫在作品中又往往提到自己对于佛教活动的投入或参与,杜诗中经常出现杜甫听法、问法于僧侣大德的记述。如《酬高使君相赠》的“双树容听法”(注:杜甫:《酬高使君相赠》,《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20,页349。);《谒真谛寺禅师》中的“问法年诗妄”(注:杜甫:《谒真谛寺禅师》,《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8,页 154。),及《别李秘书始兴寺所居》的“重闻西方止观经”(注:杜甫:《别李秘书始兴寺所居》,《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7,页144。),都可证杜甫辄往佛寺中听经问法。在《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二首》其二中,杜甫谓“从来支、许游,兴趣江湖过”(注:杜甫:《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赞公土室二首》其二,《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8,页151。);在《巳上人茅斋》中又谓“空忝许询辈,难酬支遁词”(注:杜甫:《巳上人茅斋》,《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 8,页 154。)。屡以好与方外游、又善于听经问法的许询自居;(注:《世说新语》载支道林与许询之游谓:“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拤舞。”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上卷上,文学,页227。)而高适在《赠杜二拾遗》中,也称赞杜甫诣佛寺听经,能够“听法还应难”(注:孙钦善:《高适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页263。),可见杜甫在问法听经之余,更能进一步与禅师上人等深入辩论佛法,由此亦足以证明杜甫深诣于佛理,其佛学修养事实上已达到一定的水平。

   三、余亦师粲可——杜甫与禅门关系

   至于杜甫与禅门的关系,除了在《夜听许十诵诗爱而有作》(注:“许十”,诸本多作“许十一”,亦有作“许十损”者,现据宋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作“许十”。)中谓“余亦师粲、可”,杜甫自称师法于禅宗的慧可、僧粲;及在《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中明确谓“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直接指出其本人与禅门之间的密切关系之外,更可以从上文所提到的杜甫为姑母所撰墓志中,考见其与禅门间的关系。在《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中,杜甫提到这位笃信佛教的姑母“绝荤血于禅味”(注:仇兆鳌:《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卷25,《杜文集注》,《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页2230。),故知其姑母所奉佛教必然与禅相关。此外《墓志》又称其姑母修行一向“著心定慧”(注:仇兆鳌:《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卷25,《杜文集注》,《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页2230。),讲求一心定慧,本为当日禅门所致力宣扬的禅法,宗密在《禅源诸诠集都序》中解释何谓“禅”时,便指出“悟之名慧,修之名定,定慧通称为禅那。”(注: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石峻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 2卷,第 2册,页 422。)说明禅门诸宗修禅之法,亦即修定慧于一心。杜甫姑母既追求禅味,复著心于定慧,可见其所信奉者不但与禅门关系密切,而且可信其本人更通于禅法。杜甫于天宝年间所作《夜听许十诵诗爱而有作》,(注:本诗题下黄鹤注:“当是天宝十四载长安作。”黄鹤注转引自仇兆鳌《杜诗详注》,卷3,页246。)自言“余亦师粲、可”,明确指出本身以禅宗诸祖为师;其后晚年在夔州所作《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中(注:本诗黄鹤注编在大历二年瀼西诗内,故于此定为晚年之作。),又自称“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以许身禅门与追求禅法自命,这与杜甫早年即长期亲近于这位著心定慧而通于禅法的姑母,因而得以对禅学有所薰染,两者之间恐怕便不无关系。

另一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杜甫的处身时代正值禅门巨变之际,对于杜甫的禅学认识,亦当有一定的影响。杜甫与南北宗的关系,向来都是在研究杜甫与禅学关系上极具争议的问题。历来论者或谓杜甫倾心于南宗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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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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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杜甫研究学刊》(成都)2001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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