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杜甫诗在写实中的象喻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27 次 更新时间:2015-01-07 22: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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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 (进入专栏)  

  

   我在很多年前出版的《杜甫秋兴八首集说》的前言中就曾说过,杜甫是一个集大成的诗人。在他多方面的伟大成就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继承传统而又能突破传统的一种健全与博大的创造精神。在那篇文章中,我曾经探讨了杜甫在七言律诗的演进中所起的作用、杜诗句法的突破传统和杜诗意象的超越现实。我还曾指出:如果中国的诗歌能从杜甫所开拓出的途径发展下去的话,那么必当早已有了另一种接近于现代意象化的成就,然而自宋以来中国的旧诗却并未于此途径上更有所拓进,这是很可惜的。

   有一位台湾的小说家王文星教授,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提出来要和我进行一次关于杜甫诗的座谈。他所选的题目是杜甫的《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为什么选这首诗?因为这首诗是白话的。胡适先生写过一本《白话文学史》,大家都知道,胡适先生是提倡白话文学的,在那本《白话文学史》里边他也非常赞美杜甫的《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这首诗。而与此同时,胡适先生还批评杜甫的《秋兴》诸诗,说它们是“难懂的诗谜”[1](p355)。而我呢?我这个人观念是比较开放的,我讲的是古典诗,但是我也欣赏白话诗,包括现代诗和朦胧诗,我还给台湾的一位写新诗的诗人周梦蝶先生写过序言。因为我以为,文学作品之美恶,价值之高低,原不在于其浅白或深晦,而在于其所欲表达之内容与其所用以表达之文字是否能配合得完美而适当。诗歌批评是不应该以“白”与“晦”做标准的。一味求“白”的结果固不免意尽于言略无余味,而一味求“晦”亦未免成为一种病态。

   杜甫这个诗人在语言上的成就其实是多方面的。他可以用农夫的浅白的语言,也可以用文人的典雅的语言。在《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那首诗中,他既然写一个老农夫,就完全用白话来描写那个老农夫的言语和动作,写得很生动。但是我们看他的《秋兴八首》,在那一组诗里,他不但用的是非常典雅的语言,而且在文法上有颠倒错综之处。他可以写出“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那样的句子,这是杜甫在七律语言上的发展和突破。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批评杜甫的《秋兴》,说这两句就是不通。因为你想,“啄”是用嘴去啄,香稻没有嘴,怎么可以啄呢?碧梧是树,它又不是一只鸟,怎么可以“栖”呢?应该倒过去,应该是“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这样文法才通。不过你要知道,这样一来文法虽然通了,但意思上却有了微妙的变化,变成了完全的写实。而杜甫本意所要写的,却是香稻之多,多到不但人吃不了,连鹦鹉都吃不了;碧梧之美,不但引得凤凰来栖落,而且凤凰还要终老在这碧绿的梧桐树枝上再也不离开。由此可见,这两句本意不是要写鹦鹉和凤凰,而是要写香稻和碧梧——其实也不是要写香稻和碧梧,而是要写开元天宝年间那太平的“盛世”。由此可知,杜甫在写实中所把握的并不仅仅是一种对现实描写的“真实”。

       一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是《杜甫诗在写实中的象喻性》。我首先要声明一点:我现在所说的这个“象喻”,不是我在讲《诗经》的“赋比兴”时所举出来的西方在阐述形象与情意之关系时那八个名词中的symbol(象征)或allegory(寓托)。西方在概念的划分上是非常清楚的。 像“十字架”代表基督,红色的枫叶代表加拿大,那是“象征”。把一种理念寄托在某一事物中,如南宋王沂孙的咏物词中往往寓有故国之思,那是“寓托”。而我现在所用的这个“象喻”,所指的不是西方词语的那个狭义的“symbol”和“allegory”。我所说的是我们中国诗歌里边的情意与形象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诗人的内心与外物之间的关系。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很微妙的。古人说心神相遇,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和精神去体会万物,而不是用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官能,是所谓“以神行”,是你的精神在运行。所以我们中国的诗学家在讲到诗的时候有这样的话,王夫之的《姜斋诗话》上说:“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2](p33)

   就是说人内心的情意和外在的景物有在心、在物的分别。我以前讲“赋比兴”的时候也曾经说过,所谓“兴”是见物起兴,是由外物而引起你内心的感动;“比”是由心及物,是你先有内心的一种情意,然后才用外界的物象来做比喻。所以这“情”与“景”在观念上是可以分别为“在心”和“在物”的。但情景虽然有在心在物之分,可是当你真正写作的时候,是景生情,情生景,情与景相生。“哀乐之触”,是说你的悲哀和你的喜乐之被触动,它是因为什么而感发出来的?“荣悴之迎”,是说草木的繁荣和草木的枯萎凋零,那外物的荣悴是怎样来到你面前的?王夫之说那是“互藏其宅”,就是像老子所说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当你在诗歌里边写到草木之荣悴的时候,你表面上写的是物,但是里边有你内心的情意;而当你在写你的情意的时候,你也把你的情意寄托在景物之上了。黄宗羲的《景州诗集序》说:“诗人萃天地之清气,以月露风云花鸟为其性情,其景与意不可分也。”[3](p79) 诗人的感情根本就是可以与外物的草木风雨打成一片的,不可能在感情与外物之间做截然的划分。杜甫写诗的一个特色,就是真正把他内心的情意投注进去。他以表现他内心的情意为主,而不是很死板地刻画描写外物。即以“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这两句而言,“鹦鹉”与“香稻”这两个词的声调都是“平仄”,“凤凰”与“碧梧”这两个词的声调都是“仄平”,颠倒过来完全可以,并没有平仄声调的错误。那么杜甫为什么放着通顺的语言不说,而一定要把它倒过去说?这就涉及王国维所说的那种“造境”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4](p1) 我们普通说造境,即那个景物不是一个现实的景物而是诗人想像出来的景物。就像王国维所写的《蝶恋花》词说:“忆挂孤帆东海畔。咫尺神山,海上年年见。几度天风吹棹转。望中楼阁阴晴变。”他说东海上有一个神山似乎很近,年年都可以看见。有一次我就挂起船帆出海去追寻,可是当我历尽艰辛快到达那个岛上的时候,忽然间我就发现它的景色完全变了,变得如此阴暗如此悲惨,不再像我从远方所看到的那么晴朗那么美好了。那海上的神山,当然是造境,王国维说他要挂帆到东海上去寻找神山那也是造境。这就是“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

   其实不只诗歌,小说也是如此。犹太籍德国小说家卡夫卡在《变形记》中写一个人变成一只大甲虫,那当然也是造境。哪有一个人变成一只大甲虫这种事情?这是荒诞,是不可能的。可是你看卡夫卡的故事虽然这么荒诞,但他写那个人早晨起来不能翻身的感觉,他写那个人躲在墙角上被他妹妹用一个苹果打中的感觉,这种种事情都是现实生活中确实有的。这也是“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不过,我们现在所重点要讲的还不是“造境”。像王国维是喜欢写一些哲理之中的想像的境界,像卡夫卡是喜欢写他假想之中对人生的一种体验,所以他们都是喜欢“造境”的人,是“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但杜甫不是,杜甫是一个喜欢写现实的人,因此,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其实乃是杜甫的“大诗人所写之境必邻于理想”。也就是说,杜诗中所写的现实,其实都不是单纯的现实,其中都包含有他的理想。

       二

   人对于外界景物的认识,可以分成几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是感知的层次,例如我看到春花开了,我看到秋叶落了,那完全是一种感官的感受。第二个是感动的层次,是可以触动你的感情。例如陆游有一首怀念他妻子的诗说:“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棉。此身行作稽山土,独吊遗踪一泫然。”(《沈园》)这首诗我们读了会被它感动,但这只是为陆游本人的爱情悲剧而感动,它不能够引起我们更多更远的联想。第三个是感发的层次,是在感知、感动之后还能够引发一种联想,引起一种生生不已的生命。我现在讲杜甫的一首诗来说明这第三个层次。杜甫写过很多首曲江的诗,其中有《曲江二首》写到曲江江边春天的景色。我们看《曲江二首》中的第二首: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向江头尽醉归。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

   诗里边写到在花丛中穿飞的蝴蝶,写到在水面上点水的蜻蜓。这不是景色的描写吗?杜诗有很多注本,其中有一本是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在《杜诗详注》里边就引了宋人叶梦得对“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这两句的批评,说这两句虽然描写很细致,但“读之浑然”,“不碍气格超胜”,说倘若“使晚唐人为之,便涉‘鱼跃练川抛玉尺,莺穿丝柳织金梭’矣”[5](p449)。同样是景物的描写,晚唐人的那两句为什么就不好?杜甫的这两句为什么就好?因为“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这两句不仅仅是感官的感知,它结合有杜甫精神上心灵中很多很多的东西在里边。而这些东西,不是简简单单几句话就能够说明白的。杜甫之所以难讲,是因为讲杜甫有很多东西必须从头说起。我当年在台大讲杜甫,那是一年的课,可以写一本杜甫的专书。我从杜甫的家世、杜甫的生平一直说下来,大家就对杜甫有了一个整体的认识,从而也就对杜甫的诗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而现在用这么短的时间来说杜甫,真是从何说起,应该讲的太多了。清人的诗话里就说过,说读杜甫诗“十首以下难入”——你至少要读十首,否则根本不能够读进去。而读李白的诗,是“百首以上易厌”——读得太多了就发现李白的诗怎么老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你要懂得杜甫诗的好处,没有别的办法,你一定要多读而且要结合他的生平来读。

杜甫的家世,他自己说从他的远祖杜预以来一直是“承儒守官”。也就是说他们家一直尊奉的是儒家传统,一直是为朝廷服务的。他的远祖,晋代的杜预,曾经以功业被封为当阳侯,而且杜预著有《左传集解》,既有事功又有著作。杜甫的曾祖杜依艺、祖父杜审言、父亲杜闲,都是承儒守官之人。而杜甫也在诗中写过他自己的志意,他说:“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杜陵在长安附近,那里是杜甫的祖籍。杜甫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参加过一次考试,没有考上,因此他自称布衣。他的祖上承儒守官,可是他却没有朝廷的功名,是个布衣的一介平民,所以说“老大意转拙”。——古代的“士”与现代的知识分子在概念上已经不同了。现在的知识分子可以学文也可以学理,还可以学工,学电脑,学种种不同的专业,社会上有许许多多的职业可供选择。可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是做什么的?孔子说,“士当以天下为己任”。古代的士人读了书只有参加科考出仕做官,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他们从小受的就是这种教育,所以从小就只有这样的志向。但杜甫说,“许身一何愚”。什么是“许身”?韦庄写过一首小词:“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思帝乡》)这是说一个女子出去游春,看到游春路上的许多年轻人,她说这些年轻人中有哪一个是真正风流多才的?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人,我愿意许身嫁给他,一生一世就永远跟随他了。在古代,一个女子如果不结婚就等于没有完成她自己,女子是一定要许身的。许身者,就是“将身嫁与一生休”,把一生一世都交托给一个男子。而杜甫也要“许身”,他许身许给谁了?是“窃比稷与契”。窃是私下,杜甫说我私心自比的是要做稷和契。“稷”是后稷,后稷在舜的时候教人民稼穑,使得天下每一个人都可以吃饱。“契”也是舜的大臣,是掌管民治的,他使天下每一个人都能够安居乐业。杜甫在另外一首诗里还说过他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我要使我的国君能够成为尧舜那样贤圣的国君;我要使现在这种败坏的世风转变,恢复当初的淳良和美好。可是,杜甫参加科举考试没有考上。到他40岁的时候,他就非常焦虑。因为《论语·子罕》上说过:“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亦不足畏也已。”年轻人是前途无限的,可是如果你已经活了四五十岁还没有一点点成就,那就很糟糕了。所以,杜甫在他40岁那一年过年的除夕夜就写了两句诗说:“四十明朝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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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武汉)2005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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