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杜甫是伟大诗人吗

——历代贬杜的谱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19 次 更新时间:2015-01-07 22: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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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寅 (进入专栏)  

  

“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李白身後並不寂寞,爲此擔憂的杜甫更不寂寞,他肯定想不到自己未來的名聲甚至凌駕於李白之上。是啊,他有什麽理由這麽想呢?難道他會認爲自己比李白更有天才,更有創造力?且不說後世尊他爲“詩聖”的那些理由他斷不會先知,即便朦朧意識到,大概也無助於提升他的自信吧?難道他會糊塗到以爲自己的“每飯不忘君”竟比?垂老帶病投李光弼軍效力的太白更值得尊敬?他的各體詩作,頂多衹有七律敢自居領先吧?五律、七古能平揖太白已很滿足,樂府和絕句肯定是望塵莫及。若按單項成績來計全能總分,老杜要輸太白一籌那是一定的。但杜甫幸運的是活到了大曆五年(770),那些感時憫亂、憂國憂民之作爲他挣了分,最終以道德加分與太白並列第一,在許多人眼中或許他還要勝出。

   “詩聖”的光環隱沒了杜甫作爲凡夫俗子的平庸的一面。隨著時代的推移,他的人格和才華日益爲後代詩家所尊崇膜拜,甚至他的缺點或敗筆,也會被付以“杜則可,學杜則不可”的特殊優待。①經過當代杜詩學或批評史著作的梳理,歷代對杜甫的評價已清楚地呈現爲一個經典化的過程。然而,僅憑常見的書籍,我們也知道杜甫在歷代批評家眼中是有不同評價的。

   過去研究唐詩的學者有一種印象,杜甫在唐代無論生前身後都頗受冷遇,傳世的唐人選唐詩中衹有韋莊《又玄集》選了杜詩,失傳的顧陶《唐詩類選》可知是尊杜的,但直承韋莊的韋縠《才调集》作爲唐代最大的選本,卻不收杜詩;白居易對杜甫也沒有太高的評價,這似乎都反映了唐人的一般評價。但這衹是很片面的看法,也沒有什麽說服力。陳尚君的研究已證明,杜詩在中唐到宋初甚爲流傳,且是最早被刊印的書籍之一。②姑不論元稹《杜工部墓系銘》以集大成推許杜甫,衹看目空一切的狂才任華僅存的三首詩,一首贈李白,一首贈杜甫,一首贈懷素,也可以想見,與詩仙、草聖相提並論的杜甫絕不可能是等閑之輩。

   應該說,杜甫從一開始就是“起評分”很高的,後來隨著杜詩被經典化,這才出現了非議的聲音。歷來杜詩注家,愛杜心切,對否定杜詩的議論莫不視作“與杜爲敵者,概削不存”。③20世紀以來,杜詩學論著一般衹關注肯定性的評價,而很少顧及負面意見。專門談到歷史上非杜議論的著作,衹有臺灣學者簡恩定《清初杜詩學研究》一書。作者從“誕於言志”、“風雅罪人”、“開以文爲詩之風”、“傷於太盡”四個方面來展開討論④,有一定的啓發性,不過涉及面還較窄。其中“開以文爲詩之風”一點,除了施閏章批評宋人學杜“以詩當文,冗濫不已,詩遂大壞,皆老杜啓之”,並未舉出正面批評杜甫的例子。後來周勳初老師有《杜甫身後的求全之毀和不虞之譽》一文,主要是針對郭沫若對杜甫的批評,辨析杜甫與當時一些人物的關係,不涉及對杜詩藝術的評價。⑤近年出版的一些論著,開始注意歷代杜詩評論中的否定意見,如胡建次《中國古典詩學批評中的杜甫論》、孫微《清代杜詩學史》都注意到後代批評家對杜詩的否定性批評,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管見所及,對歷代杜甫評價中負面意見的專門討論,還沒有人做過,而這卻是我們考察杜詩經典化過程時不可回避的問題。本文想就我歷年搜集的資料,將歷來對杜甫的批評意見作個粗略的梳理。

   一、宋人的非杜之論

   杜甫到中唐被許爲集大成的詩人,還衹是在技術層面獲得定評。後來所以能成爲“詩聖”,與宋代形成的兩個神話有關:一是忠君愛國,所謂“一飯未嘗忘君”,出自蘇東坡《王定國詩集叙》;一是語言典雅,所謂“無一字無來處”,出自黄庭堅《答洪駒父書》。宋代最負盛名的兩位詩伯既樹此義,舉世奉從,杜甫由是登上詩歌殿堂最尊崇的位置,被尊爲“詩中六經”。⑥

   然而考諸文獻,杜甫在蘇、黄之前是不太走紅的,宣稱“子美集開詩世界”(《贈朱嚴詩》)的王禹偁,並不學杜而是學白。西崑詩人楊億則譏杜甫爲村夫子⑦,後人揣測其意,“謂杜爲村者,豈以其秀句少耶?”⑧或許不無道理。其實當時幾乎就看不到推崇杜甫的人,包括歐陽修在内。⑨據陳師道說:“歐陽永叔不好杜詩,蘇子瞻不好司馬《史記》,余每與黄魯直怪嘆,以爲异事。”⑩邵博《邵氏聞見後録》也記載,歐公于詩主韓退之,不主杜子美,劉攽每不然之。歐公曰:“子美‘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之句有俗氣,退之決不道也。”劉攽道:“亦退之‘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之句之類耳。”歐公賞其辯給,一笑置之。(11)對這則佚話,許學夷曾有一個解釋:“至和、嘉祐間,場屋舉子爲文尚奇澀,讀或不成句,歐公力欲革其弊。既知貢舉,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時楊大年、錢希聖、晏同叔、劉子儀爲詩皆宗李義山,號西崑體。公又矯其弊,專以氣格爲主。子美之詩,間有詰屈晦僻者,不好杜詩,特藉以矯時弊耳。”(12)此說相當有道理,所謂雖不中亦不遠矣。

   杜詩受到重視看來是從慶曆間開始的。據葉适說:“慶曆、嘉祐以來,天下以杜甫爲師,始黜唐人之學,而江西宗派章焉。”(13)然則杜甫之爲詩家所宗,是與江西詩派的宗尚分不開的。陳師道說:“唐人不學杜詩,惟唐彥謙與今黄亞夫庶、謝師厚景初學之。”(14)更具體地告訴我們,黄、謝二人是開風氣的詩人,則黄庭堅之學杜也與家學淵源有關。自江西派風行于世,杜甫遂爲詩家所獨尊,《蔡寬夫詩話》說:“三十年來學詩者,非子美不道,雖武夫女子皆知尊异之,李太白而下殆莫與抗”。(15)明白這風會轉移之迹,杜甫在宋初的遭遇也就不奇怪了。葉适說江西詩派“以杜甫爲師,始黜唐人之學”,將杜甫排斥在“唐人”之外,固然表現出他以晚唐爲唐詩主流的觀念,同時也暗示了杜甫作爲超一流詩人要入某個詩史時斷的困難,這到後代有時成爲難以確定杜甫的詩史位置的原因。

   江西詩派爲詩最重句法,講究用典,因而專奉老杜爲楷式。黄庭堅最推崇杜甫夔州以後詩,嘗言:“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16)此說雖有見地,但卻不盡爲人認可,到南宋朱子即已提出异議:“李太白始終學《選》詩,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效《選》詩,漸放手,夔州諸詩則不然也。”朱子頗好《選》體,對杜甫學《選》的少作尚不否定,而對於晚年自出機杼之作便不予首肯:“人多說杜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夔州詩卻說得鄭重煩絮,不如他中前有一節詩好。魯直一時固自有所見。今人衹見魯直說好,便卻說好,如矮人看戲耳!”這是嫌老杜夔州以後詩不如早年爽利。又云:“杜甫夔州以前詩佳,夔州以後自出規模,不可學。”這是說夔州以後詩每逸出常規。又云:“杜子美晚年詩都不可曉。呂居仁嘗言,詩字字要響。其晚年詩都啞了。不知是如何,以爲好否?”這是說老杜晚年詩聲調不復如以前瀏亮。又云:“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橫逆不可當,衹意到處便押一個韻。如自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也。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也。”(17)這又是批評杜甫晚境作詩多隨心所欲,率意爲之,押韻也不講究。最後盛讚太白是聖於詩者,分明褫奪了老杜的“詩聖”尊號。饒宗頤先生認爲:“朱子持論之异,由於爲詩之路數不同,朱子不尚新奇,而主蕭閑淡遠……故其論詩似頗抑杜揚李。”(18)這是非常中肯的。饒先生還指出,朱子病杜詩之繁復,可能是受葉夢得影響。《石林詩話》有云:

   長篇最難,晉魏以前,詩無過十韻者,蓋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叙事傾倒爲工。至《述懷》、《北征》諸篇,窮極筆力,如太史公紀傳,此古今絕唱。然《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之不敢議,此乃揣骨聽聲耳。其病蓋傷於多也。(19)

   實際上《八哀》詩的煩絮不光是鋪陳的問題,還有意脉不清的毛病,故後人往往指責其嘽緩冗遝。

   杜詩的無一字無來歷,經黄山谷倡言後,成爲後人崇拜杜甫的一個神話。其實到南宋晚唐體流行起來後,這一點就遭到了批評。劉克莊說:“古詩出於情性,發必善;今詩出於記問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20)這是江西詩派中人的切身反思,將“以才學爲詩”(《滄浪詩話•詩辯》)的流弊歸結于杜甫,暗示了杜詩經典化所立足的理論基礎已被動搖,並將產生相應的轉移。

   二、明代詩家對杜詩的批評

   南宋後期,以江湖詩人爲代表的詩壇主流,以清淺流易為尚,主要取法中晚唐詩,遂以大曆詩風及步其後塵的晚唐詩風爲“唐體”,以別于杜體,普遍尊唐而不宗杜。(21)蒙元一代詩家多宗李賀,像元好問這樣師法杜甫的作家似不多見,對杜詩的評論相對也較冷清。明代風氣一變,從開國名臣劉基開始就奉杜甫爲正宗,後來詩壇盟主李東陽和前後七子格調派詩人莫不師法杜甫的古近體詩,七律一體更是用心揣摩,深得老杜神髓。儘管如此,他們還是很注意區分唐音與杜格,對杜甫漸多批評,這已爲研究者所注意。(22)事實上,明人鑒於“杜詩魔宋”的教訓(23),對宋人學杜的流弊一直抱有警惕,在師法杜甫的同時也不斷地對其典范性加以質疑乃至某種程度上的顛覆。

   首先,他們對宋人津津樂道的“詩史”之說提出了非難。楊慎《升庵詩話》有專論“詩史”一則,說“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韻語紀時事,謂之‘詩史’。鄙哉宋人之見,不足以論詩也”。他以《詩經》爲據,認爲“三百篇皆約情合性而歸之道德也,然未嘗有道德字也,未嘗有道德性情句也”,“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不像杜詩直陳其事。如刺淫亂則曰“雝雝鳴雁,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憫流民,則曰“鴻雁於飛,哀鳴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傷暴斂,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婦誅求盡”也;叙饑荒,則曰“牂羊羵首,三星在罶”,不必曰“但有牙齒存,可堪皮骨幹”也。總之,在他看來,“杜詩之含蓄蘊藉者,蓋亦多矣,宋人不能學之。至於直陳時事,類於訕訐,乃其下乘末腳,而宋人拾以爲己寶,又撰出‘詩史’二字以誤後人”。(24)這裏的批評矛頭雖主要是指向宋人之不善學杜,但杜甫“詩史”本身不用說是遭到否定的。後來王世貞的辯駁也未能消除升庵此說的影響(25),到清初王夫之仍不贊同“詩史”之說,說論者以“詩史”許杜,屬於“見駝則恨馬背之不腫,是則名爲可憐憫者”。(26)

   其次,對杜甫自視甚高的詩歌聲律也有人提出批評,如何景明說“子美辭固沉著而調失流轉”。他認爲詩本是可歌的,哪怕唐初四杰辭采去古已遠,“至其音節,往往可歌”。但杜甫卻丟掉了這一傳統,喪失了詩的歌唱性。而這又與杜詩缺乏“風人之義”有關:

   夫詩本性情之發者也,其切而易見者,莫如夫婦之間。是以《三百篇》首乎睢鳩,六義首乎風。而漢魏作者,義關君臣、朋友,辭必托諸夫婦,以宣郁而達情焉。其旨遠矣!由是觀之,子美之詩,博涉世故,出於夫婦者常少,致兼雅頌,而風人之義或缺,此其調反在四子之下與?(27)

   他的批評角度迂遠而獨特,談音樂性最後拐到表現方式上來,嫌杜甫吟咏時事,很少像漢魏詩那樣托諸夫婦,故缺乏風詩的比興婉曲情調。杜甫作爲超一流詩人難以纳入具體詩史時斷的特徵,在格調派的接受和評價中再次處於一個尷尬的位置。七子古體宗漢魏,近體宗盛唐,而杜甫古體已如何景明所言,抛棄了漢魏古詩的比興傳統,其近體又豈同于盛唐人的高華瀏亮?多的是沉鬱頓挫,兼風塵苦語。如果說前者還能爲李夢陽輩步趨摹擬,後者則多地見棄於升平時代的詩家。

到嘉靖、隆慶之際,對杜詩的負面批評意見明顯高漲,以致于清代仇兆鼇都注意到,“至嘉、隆間,突有王慎中、鄭繼之、郭子章諸人,嚴駁杜詩,幾令身無完膚,真少陵蟊賊也。楊用修則抑揚參半,亦非深知少陵者”。(28)楊慎的詩話確實常有詘杜之說,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明中後期對杜詩的評價。陸時雍《唐詩鏡•緒論》對李杜韓白都有非議,衹推尊王韋兩家,甚至倡言“摩詰不宜在李杜下”。他對杜甫的批評是詩的情調過於淒苦:“杜少陵《懷李白》五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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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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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学学刊》(京)2009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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