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杜甫是伟大诗人吗

——历代贬杜的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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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寅 (进入专栏)  
其曲中之淒調乎?苦意摹情,過於悲而失雅;《石壕吏》《垂老別》諸篇,窮工造景,逼於險而不括:二者皆非中和之則。”這種論調看上去很難讓人接受,但如果我們知道陸氏持論有神韻派的傾向,就容易理解他的出發點了。試想以王漁洋的趣味,會不會喜歡這些作品呢?

   主盟清初詩壇數十年的王漁洋,世皆傳其不喜杜詩,這實在是個誤會。(29)但要論其家學,卻的確不是崇尚杜詩的。其叔祖王象春是明代少見的嚴厲批評杜甫的詩人,這一點尚未引起學界的注意。天津圖書館藏有一册《讀杜詩》卷四、《讀李詩》卷二的合訂本,題東海王象春季木甫著、兄王象艮伯石甫校,便是王象春讀李杜詩的批本。其中對杜詩的批點很少正面評價,不少詩句遭到他的嚴厲指斥:

   《題張氏隱居二首》之一“乘興杳然迷出處,對君疑是泛虛舟”:殊少含蓄,死板對語。

   《贈獻納使起居田舍人澄》“楊雄更有河東賦,唯待吹嘘送上天”,遂開山人游客打秋風口角。

   《曲江二首》“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淺俚而腐,大類安窩中話頭。余謂詩無唐宋之分,信然。

   《江村》“多病所須唯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與“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二結語,又腐又滯,俱累其全璧。

   《九日蘭田崔氏莊》“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爲正冠”:此翻案之最醜拙者。

   《蜀相》“兩朝開濟老臣心”:學究濫語。

   《又作此奉衛王》:“遠開山岳散江湖”一句自精,余俱學究濫語。

   《人日》:一首亦勻妥,但“劍佩沖星聊暫拔,匣琴流水自須彈”一聯,是後世惡詩鼻祖。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貧趨相府今晨發,恐失佳期後命催”:二句陋甚。至“南極一星朝北斗,五雲多處是三臺”,是紗帽詩宗法杜老第一惡句。

   他還指摘杜甫用字之拙累,如謂《紫宸殿退朝口號》“會送夔龍集鳳池”一句,“夔龍二字諛而無味,亦不雅”;評《早朝大明宫》詩,以爲“實非唐人絕唱,不知前輩何以恁般驚嘆,恁般作興他。想來衹是俗子取他官樣,便於在公所拿腔朗誦無避忌耳。‘詩成珠玉在揮毫’以下三語惡陋而諛。每讀杜至此,幾欲將此老易位”。這倒還不算太過,兩首廟堂詩本來就不是什麽佳作。而論《諸將五首》、《秋興八首》,說“兩詩乃老杜之一般,且多累句,如‘諸君’、‘衹在’、‘主思’、‘軍令’,如‘安危’,俱打油”,就未免太苛刻了。這些作品甚至讓他“幾欲將此老易位”即否認其詩聖地位,明代還沒見有如此輕視杜甫的。後來王漁洋對杜詩的批抹或許有叔祖的影響在裏面。

   到明末對杜詩的負面批評達到了頂峰。竟陵派鐘惺、譚元春不喜《秋興》諸篇,而獨推“南極老人自有星”幾章,被清代冒春榮斥爲“何啻啽囈”!(30)陳子龍《左伯子古詩序》也提到:

   有唐杜子美,當天寶之末,親經亂離,其發爲詩歌也,序世變,刺當塗,悲憤峭激,深切著明,無所隱忌,讀之使人慷慨奮迅而不能止。然而論者或曰:“是無當於《風》《騷》之旨者也。風人之義,隱而不發,使言之者無罪。而《離騷》以虯龍鸞鳳比君子,飄風雲蜺喻小人,其旨無取於彰顯。子美皎然不欺其志,磨切之言,無乃近於悻直。”(31)

   這裏作爲批評目標徵引的“論者”之說,應該代表著當時批評杜甫“近於幸直”的一派意見。這種看法在江南一帶可能影響還比較大,爲人們所認同。陳維崧論詩承陳子龍之緒論,但他與宋尚木書曆舉有唐名家,獨不及杜甫(32),這是不是顯示了當時詩壇風氣的某種徵候呢?

   明末最重要的詩學家許學夷,在《詩源辯體》中對杜甫也有所批評。他說:“子美《麗人行》,歌行用樂府語,不稱。《品匯》不録,良是。《憶昔行》‘更討衡陽董煉師’,討當作訪,或以討字爲新,不復致疑,安可便謂知杜耶?又篇中如‘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惜哉李蔡不復得,吾甥李潮下筆親’,‘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等句,即予所録者,亦不免爲累語。至歌行或用俳?{,又不可爲法。”(33)他不光指摘累語,還指出杜甫歌行用樂府語與駢句的毛病,開了從體制的角度批評杜詩的先聲。

   三、清人對杜詩的批評

   進入學術風氣濃厚、學風嚴謹的清代,杜詩成爲一門真正的學問,在廣泛、專門、深入、細緻各方面都超越前人,達到一個空前的高度。(34)在明末貶低杜甫的語境中,杜詩在藝術上的典范性和絕對價值雖遭到質疑,但詩人杜甫作爲道德典范的地位尚未動搖。易代之後,詩聖的道德品質首先成爲詩論家考案的對象。

   錢澄之《陳二如杜意序》首先從道德上解構了杜甫的崇高。針對歷來推崇杜甫“每飯不忘君”之說,他辯駁說“凡感物造端,眷懷君父,一情至之人能之,不獨子美爲然”,繼而曆舉杜甫行迹,說明唐朝待杜甫不薄,而杜甫卻無所報效,一心唯在顧全家室:

   子美以布衣謁帝,面授拾遺。忤旨,出爲華州司功,輒棄去客游。朝廷不之罪,仍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赴。竟用嚴武薦,授工部員外。唐之於子美至矣,子美之感恩不忘,其常情,非溢情也。吾獨怪子美在蜀,盛交游,即惓惓宗國,當其時嚴武、高適輩豈無能資給以赴闕者?而乃滯身絕域,托興篇章,以徒致其不忘君國之意。凡公之崎嶇秦隴,往來梓蜀夔?{之間,險阻饑困,皆爲保全妻子計也。其去秦而秦亂,去梓而梓亂,去蜀而蜀亂,公皆挈其家超然遠引,不及於狼狽,則謂公之智適足以全軀保妻子,公固無辭也。且夫銀章赤管之華,青瑣紫宸之夢,意速行遲,形諸憤嘆,公豈忘功名者哉?而專謂其不忘君耶?(35)

   這麽一來,杜甫就被還原爲智足以全身遠害,而道德上殊無過人之處的一介儒士,於是他斷言“子美于君父、朋友、兄弟、妻子之間,一中人之深情者耳,謂爲有詩人來一人,過矣!”他的分析和論斷顯然是有說服力的,衹要我們認真考察一下杜甫畢生的行迹,而不是唯讀杜詩,就會認同他的見解。對於杜甫詩歌的藝術成就,錢澄之沒有否定元稹的集大成之說,但將范圍作了限定,以爲“其奇在氣力絕人,而不在乎區區詞義之間也”。“如以辭而已,集中有句澀而意盡者,有調苦而韻湊者,有使事錯誤者,有出詞鄙俚者,有失粘者,有失韻者,有復韻者,其弊至多。唯是其氣力渾淪磅礴,足以籠罩一切,遂使人不敢細議其弊。宋人奉之太過,謂其弊處正佳,從而效之;又爲穿鑿注解之,以諱其弊,其去詩意愈遠”。時至今日,如不正視杜詩的疏漏,“且守其一字一句爲科條,確然爲不可易”,便致於“其氣與力不可得而言也,而其詞之弊亦有不可解也”。因而他認爲讀杜詩須得其大意,而勿求甚解。衹有這樣,方能得其所長,不爲其弊所惑。這一番論析與其說是抉發了杜甫的獨到成就,還不如說是去除了籠罩在杜詩上的神聖光環,替王象春將“詩聖”拉下了神壇。

   王夫之論學論詩最痛恨明人的門戶之習,杜甫因爲是明代詩壇最大的門戶,便自然成爲他嚴厲批評的對象。他的批評也是從道德立場出發,首先在傳統的志和情兩個范疇中增加了意和欲兩個概念,認爲“意有公,欲有大,大欲通乎志,公意准乎情”,若“意封於私,欲限於小,厭然不敢自暴,猶有愧怍存焉,則奈之何長言嗟嘆、以緣飾而文章之乎?”然後考之詩史,“二雅之變無有也,十二國之風不數有也,漢魏六代唐之初猶未多見也。夫以李陵之逆,息夫躬之窒,潘安、陸機之險,沈約、江總之猥,沈佺期、宋之問之邪,猶有忌焉”,而杜甫則毫無掩飾:“若夫貨財之不給,居食之不腆,妻妾之奉不諧,游乞之求未厭,長言之,嗟嘆之,緣飾之爲文章,自繪其渴于金帛、沒於醉飽之情,靦然而不知有譏非者,唯杜甫耳。嗚呼!甫之誕於言志也,將以爲游乞之津也,則其詩曰‘竊比稷與契’;迨其欲知迫而哀以鳴也,則其詩曰‘殘杯與冷炙,到處潜悲辛’。”由是他斷言:“杜甫之濫百於《香奩》。不得於色而悲鳴者,其蕩乎!不得于金帛而悲吟,蕩者之所不屑也,而人理亦亡矣!”(36)他對杜甫道德品格的指責,比起錢澄之來更是空前地嚴厲。在評徐渭《嚴先生祠》時又說:“詩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性中盡有天德、王道、事功、節義、禮樂、文章,卻分派與《易》、《書》、《禮》、《春秋》去。彼不能代詩而言性之情,詩亦不能代彼也。決破此疆界,自杜甫始。桎梏人情,以掩性之光輝,風雅罪魁,非杜其誰邪?”(37)這一批評措辭也很嚴厲。

   在詩歌藝術上,王夫之對杜甫的評價同樣不高,說:“杜本色極致唯此《七歌》一類而已,此外如《夔府》詩則尤入醜俗。杜歌行但以古童謠及無名字人所作《焦仲卿》、《木蘭詩》與俗筆贗作蔡琰《胡笳詞》爲宗主,此即是置身失所處。高者爲散聖,孤者爲庵僧,卑者爲野狐。”(38)又說杜甫一再稱道庾信“清新”、“健筆縱橫”,而自己所作卻是“趨新而僻,尚健而野,過清而寒,?務縱橫而莽”,“至於‘衹是走踆踆’、‘朱門酒肉臭’、‘老大清晨梳白頭’、‘賢者是兄愚者弟’,一切枯菅敗荻之音,公然爲政於騷壇,而詩亡盡矣”。(39)王夫之雖然是個有見識的詩論家,但他在某些方面觀念是有問題的,藝術感覺似乎也不太好,因此他有些批評決不可輕從。比如評《後出塞》云:“直刺牛仙客、安禄山。禍水波瀾,無不見者,乃唯照耀生色,斯以動情起意,直刺而無照耀,爲訟爲詛而已。”又云:“杜陵敗筆,有‘李瑱死歧陽’,‘來瑱賜自盡’,‘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一種詩,爲宋人謾駡之祖,定是風雅一厄。”(40)似這般反對詩歌直接抨擊現實的看法,顯然是一種偏見。又比如說:

   杜又有一種門面攤子句,往往取驚俗目,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裝名理爲腔殼;如“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擺忠孝爲局面。皆此老人品、心術、學問、氣量大敗闕處,或加以不虞之譽,則紫之奪朱,其來久矣。(41)

   這也顯得持論太苛刻。簡恩定先生認爲,王夫之的杜詩批評“雖有批駁過當之處,然而仍不失其客觀分析之地位,而最具意義的乃是全就杜詩來加以論析,而不受其爲人傳誦的忠君愛國思想所束縛,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42)我的看法是王夫之這些議論基本上沒什麽批評價值,適足暴露出他文學觀念的狹隘和審美鑒賞力的欠缺而已。

   談論清初詩人對杜詩的非議,不能不提到王漁洋,他不喜歡杜詩是出名的。趙執信《談龍録》載:“阮翁酷不喜少陵詩,特不敢顯攻之,每舉楊大年‘村夫子’之目以語客。”趙執信和王漁洋關係很近,後人多信從其說(43),世間甚至流傳有漁洋批杜的僞托本(44)。其實王漁洋對杜詩下過很深的功夫,他評讀杜詩起碼有兩個本子:一是與西樵同評的選本,兩家各出己見;(45)另一種是《錢注杜詩》(46)。他對杜甫的總體評價見於《師友詩傳録》,大致不异于傳統的集大成之說,唯覺“絕句不妨稍絀”。(47)其他批評就很少,甚至偶有攻擊杜甫的機會他也不用。比如劉大勤問他對杜詩全句用經語的評價,漁洋答:“以《莊》、《易》等語入詩,始謝康樂。昔東坡先生寫杜詩,至‘致遠思恐泥’句,停筆語人曰:‘此不足學。’故前輩謂詩用史語易,用經語難。若‘丹青’二句,筆勢排宕,自不覺耳。”(48)如果他真不喜歡杜詩,東坡的批評不恰好是個順竿爬的機會?但漁洋卻反而替杜甫回護。當然,有些作品如《八哀詩》,他還是不假辭色的,不過也只是眾多批評者中比較溫和的一位而已。

   不管怎麽說,自從清初批評家顛覆了杜甫道德上的崇高感,詩壇對杜甫的批評就愈加嚴厲起來,到康熙中期甚至形成一股貶低杜甫的風氣。康熙三十三年(1694),冉覲祖撰《莘野集序》提到:

厭常喜新,翻盡窠臼,□前賢所論定,棄者取之,取者棄之,色求腴而氣骨漸凋,意欲逸而音節不振。宋元諸家迭出相軋,不僅如昔所云元輕白俗,郊寒島瘦已也……詩道當極變之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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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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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学学刊》(京)2009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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