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杜甫的“诗史”思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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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义 (进入专栏)  

  五 抒情主体的破裂感与诗的叙事性

(续上期)诗介入时事,反过来使诗发生变性。时事携带着现实世界的诸多矛盾,以及人间社会千姿百态的悲喜剧情境,给抒情主体造成强大的压迫,也给情感宣泄增添了人间百相的许多硬性成分,从而使诗在客观性和叙事性方面更富有质感和沉重感了。洪迈《容斋随笔》说:“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如白乐天《长恨歌》讽谏诸章,元微之《连昌宫词》,始末皆为明皇而发。杜子美尤多,如《兵车行》、前后《出塞》、《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哀王孙》、《悲陈陶》、《哀江头》、《丽人行》、《悲青阪》、《公孙舞剑器行》,终篇皆是。”[17]身处文禁甚密的宋代的洪迈,在“今之诗人不敢尔也”的情态中,对唐诗以直辞无隐的自由姿态指责时事,是深有感触的。这种自由姿态,使时事情境强化和拓展了诗的客观倾向和叙事幅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唐王朝盛极而衰之际为诗人所追求与提倡的文化姿态是积极的。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又这样描述有唐以来的诗歌发展轨迹:“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按:今存者为三十八首),鲍防有《感兴诗》十五首。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串今古,覙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18](P97—98)这不是静态地作李杜优劣论,

而是按照其歌诗须关切时事的美学信念,勾勒唐代前中期的某种诗学势头的流向。即事叙事是其信念,叹息“杜尚如此”,可见其追求的殷切和积极。正是这份殷切、积极,使唐诗发生叙事化和客观化的变性。

白居易提及的“朱门”名句,见于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嵽嵲。

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

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

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

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

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

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

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

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

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

中堂有神仙,烟雾蒙玉质。

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

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这是五古巨构的中间一段。天宝十四载(755)“岁暮”,

大概是十一月获知安史叛乱消息的前夕吧,杜甫困居长安十年,只得到一个管理兵甲器仗的微职——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便前往奉先县探望家小。路过骊山,感慨于玄宗君臣在华清宫寻欢作乐。当时山上多雾,诗人联想到能作云雾、好战为乱的神话人物蚩尤。任昉《述异记》卷上说:“轩辕之初立也,有蚩尤氏兄弟七十二人,铜头铁额,食铁石,轩辕诛之于涿鹿之野。蚩尤能作云雾。涿鹿今在冀州,有蚩尤神。……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而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19]诗人把玄宗君臣的华清宫淫乐喻为神仙之乡的瑶池会,却为战神蚩尤兴起的云雾笼罩着,实在是充满危机意识的象征性描写。在危机意识中,诗人感觉到贵族享乐中隐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朱红油漆的宫庭中分赠的布帛,是寒女织成,是鞭挞她们夫家聚敛而来的。这种分金赐帛,玩忽弃掷的行为,实在使仁者战栗了。诗笔进而转向达官显贵:内廷赐餐的金盘,尽数搬到得宠的外戚家中了。烟雾朦胧中玉质仙姿翩翩起舞者,是虢国夫人之流吗?宰相杨国忠的中堂醉歌酣舞,享受着貂鼠裘、骆蹄羹、霜橙、香橘一类名贵之物。诗人正是面对宫廷分金赐帛、外戚重臣醉生梦死的双重幻影,于极端焦灼的心灵深处直逼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千古名句的。他感受到咫尺之间,繁荣和枯槁竟然差异如此大,难免感伤得无话可说了。

对如此尖锐的历史危机和社会矛盾的体察,乃是诗人付出人生历程和精神历程上的沉重代价换来的。同诗的开头一段,诗人点明了自己的生存处境和精神处境。十年旅食京华,使他终于认清了自己的“杜陵布衣”的身分,一种与锦衣玉食者格格不入的身分。既然认清身分,随着年岁的逐渐老大,意气也就变得笨拙,消磨了早年那份“立登要路”的锐气。他感觉那种自比稷契的雄心,带有几分愚蠢了。前人剥取《孟子》的意思,解释“窃比稷与契”的含义:“人多疑自许稷契之语,不知稷契元无他奇,只是己溺己饥之念而已。”[20]这种解释未尝不可,但《孟子·离娄下》是把禹、稷并列,而非稷、契并列:“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11](P299)稷、契并列则应该参看《淮南子·齐俗篇》:“尧之治天下也,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大田师,奚仲为工。”也就是说,杜甫自比稷契,是指曾经想取得对当世朝政的发言权,以期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的。但是长安十年的蹉跎,已使他的眼光由向上转为向下:“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他并非没有潇洒于山林江海间的出世情怀,但总觉得朝政尚有可为之处,就像向日葵倾向阳光一样,自己入世的本性难移。他不愿像蚂蚁那样,自私自利地谋求一个藏身的洞穴,就只好凭空地思慕沧海巨鲸,想大有作为,却埋没在万顷波涛中了。耻于干谒权贵而蹭蹬于尘埃泥泞里,到底是有愧于巢父、许由那类高逸的隐士,但入世的高尚节操还是不想改变的。这就惟有痛饮放歌,以排遣极端的愁闷了。在这里,个人的完整性存在受现实的打击而产生破裂感,诗人上不能致君尧舜,下惟有忧念黎民,进不能高攀稷契,退又愧对巢由,精神处在焦虑不安和簸荡无依的状态。内在的破裂和无依,把诗人的精神关注,导向外在的矛盾重重的现实,导向诗的叙事性,导向对骊山华清宫的淫乐荒唐作出社会哲理的剖示了。

既然有华清宫淫乐荒唐作为参照,诗的最后一段写下的归家经历就显示出深刻的悲剧力度。诗人由骊山向北渡过渭水桥,但见流冰寒川,疑是崆峒山漂流而来,恐是共工触断了天柱,其惊心动魄的气势令人联想到千余年后《老残游记》写黄河淌凌的情景。带着天崩地裂的心灵震撼,诗人奔赴“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的目的地。然而家中等待着他的,却是恸哭幼子饿死的嚎啕声。他宁可强忍哀痛,但邻居却为之呜咽,竟然让幼子饿毙,实在是愧为人父了。他追问原因:岂料秋收未久,固然贫困,何致这么快就出现饥荒?自己大小是个官员,可以免去租税、徭役,尚且出现这种辛酸事,平常人家就更会如大风摇木,纷扰不已了。默思那些失业者和边塞戍卒,简直不堪设想了。如此忧愁堆积起来,都有终南山那么高,浑浑沌沌地令人理不出一个头绪。诗人叙事抒情的篇章学,充满辩证法的活力。仅在这一段中,就由外在震撼转为内在震撼,又由一己内在的哀伤转为万民外在的哀伤,于内外聚散之间,洋溢着情感的热力和生命的旋律。进而言之,在这百句五古长篇中,始于个体精神体验的转折和破裂,继以骊山君臣的荒唐和咫尺荣枯的省视,终于家庭悲剧的追问和推己及人的联想,中间奇兀而首尾圆合。各个篇章单元在起伏跌宕,开阖自如的组接中,互相阐发,互相提供深化意义内涵的异维度参照,从而组成了“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的,有若古代“常山蛇阵法”[21](P114—115 )的有机生命整体。这就使得由抒情主体破裂感而增加的叙事性,在诗的篇章学上获得了极佳的形式载体。

抒情主体的破裂感,使杜甫在以时事入诗之时,把叙事性强化到极致,从而导致社会忧患压倒个人抒情性。在著名的“三吏”、“三别”组诗中,战争把诗人抛掷到血泪原野,那里已经没有个人自赏自足的世界,而是面对着被战事的车轮压得流血呻吟的焦土,寻找着疮痍人生中的历史脉络。细作分析,“三吏”与“三别”切入生活的角度有所不同。“三别”侧重于从伦理情感的角度,切入民众的生存处境,分别剖析了婚姻、生命、家乡情感在战争环境所受的摧残和荒芜。“三吏”则侧重从吏文化的角度,切入点兵、捉丁和防关事件,透视了战争逼使人们所承担的责任与灾难。

自从《韩非子·五蠹》主张“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而秦人又将“以吏为师”作为国策以降,吏文化在传统政治生活中占有实质性位置。经过长期变异,吏作为官的爪牙,在政治运作中发挥了无所不及的作用,并滋生了“阎王好见,小鬼难当”的威势。但是“三吏”的正面题旨不是检讨吏文化,而是通过吏行为,揭示民族危机和民间疾苦。因此对吏行动的态度,每篇有异,或者听闻民众苦情的时候怒斥暴吏行为,或者借用战争的教训警诫为吏的过分夸耀,或者帮助吏员向新兵说明平叛战争的正义性。这些态度既能以民为本,又能以大局为重,反映了历史理性的严正立场。其实,杜甫当时任华州司功参军,本身也是一个吏员。当时他还不是成都草堂时期“以吏为隐”的吏,或高唱“浣花溪里花含笑,肯信吾兼吏隐名”(《院中晚晴怀西郭茅舍》)的吏。司功的职务,是“掌官吏考课、祭祀、祯祥、道佛、学校、表疏、医药、陈设之事”。[22]而杜甫“三吏”所写的吏,分工与此不同,大概是县尉的下属,分管兵事、刑狱和治安。杜甫可能认为县尉一职不合自己的性情,在作“三吏”、“三别”以前三四年,他曾被任命为河西县尉而不就,旋改任京师的一个闲差——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管管府内卫士以上名帐差科及公私马驴。他用调侃语气自明心迹:“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官定后戏赠》)尽管如此,他也不能自外于吏文化,却能对吏文化的反省保持严正的历史理性,就更难能可贵了。

且看《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

老翁逾墙走,老妇出看门。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

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

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

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此诗作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

当年郭子仪等九节度使统兵60万,围困安庆绪于邺城。但是由于朝廷不设元帅,只以宦官监军,遂在史思明率五万精兵邀战之时,全军大溃。战马万匹,惟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郭子仪只得以朔方军断河阳桥、保东京洛阳,但洛阳士民依然惊骇奔散于山谷中。杜甫大概也是此时由洛阳奔回华州任所,而路经石壕村的。然而,诗歌并没有正面交代这一时事背景,而是把“三男邺城戍”和“急应河阳役”隐含在叙事皱折之间,腾出主要笔墨用在大军溃散,兵源缺乏,于吏胥捉佚运作中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痛苦。因此,诗的起笔开门见山,径直点出时间(暮)、行为(投)、地点(石壕村),以及突发事件(有吏夜捉人)。简练明快的两句,几乎俱备了新闻记事必备的时、地、人、事、因五种要素。但是它还是隐蔽了诗人的具体身分,没有像《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那样声明“杜陵有布衣”和“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这样做的效果,是强化了诗人作为事件见证人的客观纯正的立场,纯化了作为社会观察者的视境,使读者不受干扰地置身于事件的情境之中。在客观纯正视境中,人们看到老翁翻墙走,因为他也是被捉的对象,只好让老妇出去应门了。在客观纯正视境中,“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两句,虽然用语强烈,却令人感觉到似乎不是诗人有意渲染,而是客观写实。

应该说,《石壕吏》是杜诗中最具写实风格的一篇。它对老妇的“致词”非常贴合角色,揣摩口吻,照顾情境。全部“致词”三易其韵,对应着三种情境。说三个儿子在邺城前线当兵,最近一个儿子来信,告知在大军溃退中,另外两个儿子战死了。这无非以哀兵必胜的方法,否定了吏胥气势汹汹地捉人的合理性。为了应对吏胥逼问,老妇急不择言地掩饰“室中更无人”,但是明明有婴孩啼声,只好自打圆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这种前言不搭后语的情形,透露了极端恐惧与窘迫。最后为了保护这个残破不堪的家庭,也许还夹杂着一种为子报仇和草民报国的心情,老妇竟不顾年老力衰,请求跟随吏胥,去河阳前线效劳,至少可以做做早饭吧。前人评述此语,认为“偏云力衰备炊,偏不告哀祈免,其胆智俱不可及。”[23]应该说,这种胆智中包含着无奈,是凶神恶煞的吏胥逼出来的。夜色中笼罩着痛苦的沉默,只有幽泣声(自然出自那位“出入无完裙”的儿媳)作为夜的旋律。诗人天亮上路,孤零零地与那位不知何时归家的老翁告别,他自己也陷入痛苦的沉默中了。其实除了开头结尾,在这幕人间悲剧中找不到诗人出场的位置。按诸情理,吏胥除非疏忽,是不可能不盘问这个四、五十岁的汉子的,他也只能亮出华州司功可以免除兵役的身分,来解除困境。诗人隐蔽身分乃是一种叙事策略,既暗示爱惜羽毛而不愿与暴吏同列,又删除枝蔓把艺术焦点对准吏文化和民间疾苦。这就使得诗史思维中社会忧患压倒个人抒情,采取了两种方式:或者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那样采取个体破裂的方式,感受着社会危机;或者如《石壕吏》那样采取个体隐蔽的方式,呈现着人间悲剧。隐蔽的功能与破裂的功能不同,它留下的不是瓜葛、而是通明,在一片少受干扰的空间里以民间疾苦折射朝廷政治军事行为的价值和效果。它在推动诗向叙事客观性发展的同时,也增加了社会批判的直接性和深刻性了。

  六 回忆与拉开时间距离的诗史思维

诗史思维既然把诗——史相对接、相交织、相融合,实际上它也就是把心灵与时间相组构的一种时间的诗学。时间在不同程度上规范着这里的诗的形式。从理论上而言,诗学时间有多种形态,有同步的、非同步的,或即时的、非即时的。非即时形态,又可以分为短距离的非即时和长距离的非即时。从时间矢向而言,又有顺向、逆向之分,而且往往是顺中有逆、逆中有顺。顺逆错综到一定程度,又在有序之外出现无序和错乱。前面讨论较多的,是即时性诗史思维,诗人用敏锐的眼光和悲愤的心灵去感受时事。还有一种诗史思维是非即时性的,以回忆的方式与时事拉开一段时间距离。时事在时间的流逝中褪色和沉淀为历史,从历史学角度来看,这种经过褪色和沉淀的时事具有更充分的历史性。

如果对回忆作进一步的分析,还可以区分出个人回忆和历史回忆,前者多个人身世之感,后者多历史沧桑感。在唐王朝由盛转衰之际,沧海桑田的感触时时撞击人心,诗人在现实离乱的感受中饶多批判,对那轮沉没的盛唐红日的回忆中反而存留有较多的理想。以下的《哀江头》则处在即时性和非即时性之间,带有感受和回忆的过渡状态:

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

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

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

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

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

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

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

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

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

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

此诗作于唐肃宗至德二载(757)春,

即安禄山叛军占领长安不到一年,盛唐红日初沉不久。头年秋,诗人自鄜州投奔在灵武即位的肃宗,为叛军捉回长安。于春色重来之际,潜行到昔日烟柳繁华、富贵风流的曲江名苑的角落,重温开元、天宝间的繁华梦。开宗明义,诗人首先进行角色自认,所谓“少陵野老”就是自我定位的出身于长安附近的少陵杜氏的民间老汉,点明在野身分,既慨叹他投奔灵武而不达,又暗示他不愿与叛军伪朝合作。在这种失去归属的情形下,诗人怀着痛苦的怀旧心情,惆怅地看着昔日帝、妃游春所居的宫殿门户紧闭,那么岸上摇曳的柳丝,水中抽芽的新蒲又在为谁自作多情地发绿?在这里,诗人把精神无依与春光无主,进行移情处置了。

精神的飘荡无依终于凭藉回忆,超越眼前春色,幻见大概是两三年以前的另一番春色。曲江自开元年间疏凿开发之后,成为上已游春的胜地,也为进士中榜后开设曲江会筵席的场合,堪称盛唐风流的象征。曲江之南有芙蓉苑(即南苑),秦时为宜春苑,汉时为乐游苑。唐玄宗曾筑复道夹城,自大明宫直抵曲江芙蓉苑。杜甫《乐游园歌》曾记玄宗游苑见闻:“青春波浪芙蓉园,白日雷霆夹城仗。阊阖晴开詄荡荡,曲江翠幙排银牓。”《哀江头》则把昔日非常豪华排场的仪仗随行,化为风光活泼的特写:那时候簇拥着虹霓彩霞般的旌旗出游芙蓉苑,使苑中万物生色不少,尤其是玄宗与杨贵妃同辇游苑的那一幕。这里用了一个汉朝典故,以汉喻唐。《汉书·外戚传》载,汉成帝想与班婕妤同辇游后宫,班婕妤依照古礼辞谢:“观古图画,贤圣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辇,得无近似之乎?”[24](P3983 —3984)不过,班婕妤所居是增成舍、长信宫,这里用居住昭阳宫的赵飞燕比拟杨贵妃,与李白《清平调》相似。不过,由于杜诗有了安禄山叛军占据长安的背景,这种以汉喻唐,便在反思盛唐风流之中蕴含着某种辛酸的嘲讽了。但风流毕竟是风流,它描摹宫中女官(才人)白马金勒,翻身射云的敏捷矫健的身手,也颇有动人的神采。然而神采终归黯然,随着盛唐红日西沉,杨贵妃那笑对女官射猎的明眸皓齿又到哪里去了?马嵬驿自缢的血污游魂已经不能归来。对这幕残破的繁华梦的回忆性叙写,腾挪闪跌,思绪盘曲,意味复杂,此之谓沉郁顿挫。诗的最后把沉郁顿挫的意绪,融合于青山绿水之间。渭水流经杨妃殒身的马嵬驿而继续东流,唐玄宗西幸进入剑阁而深不可测,去的去了,住的住了,彼此再无消息。留下的只是有情人生,对着春日的江水江花无休无止地流泪。胡骑扬起烟尘,笼罩着黄昏长安,想去城南探春,但春已被胡骑烟尘破坏,只好望着城北忧思不已。“胡尘——春光”是一种充满历史沧桑感的伤心组合,组合得伤心,就把“民益思唐”的政治情绪寓于即景抒情中。花柳无情人有情的对比张力,使诗的思维出入于今日感受与昔日回忆之间,从而写成了一曲对国家命运忧患层迭的拘歌。在这里,诗史思维被感受与回忆的迂回曲折的组合。深刻地挽歌化了。

回忆使诗史思维者站在历史见证人的位置,在年事渐高时追寻少年盛事和变动的戏剧性,于政治边缘化时收拾和整理昔日靠近政治中枢的体验。人至老年,比如杜甫59岁去世前的几年在巴蜀,便写了不少回忆的篇什。如果说《哀江头》中的“忆昔”只是在现实感受中插入回忆,那么在成都写的《忆昔二首》,在夔州写的《夔府书怀四十韵》、《往在》、《昔游》和《遣怀》诸章,则把回忆性扩及全篇。回忆自可分为个人性、社会性或二者的混合等类型,但一经回忆,就拉开时间距离和心理距离,在历史纵切面中看取其间的因果脉络。《忆昔二首》均为社会性回忆,其一云:

忆昔先皇巡朔方,千乘万骑入咸阳。

阴山骄子汗血马,长驱东胡胡走藏。

邺城反覆不足怪,关中小儿坏纪纲。

张后不乐上为忙,至令今上犹拨乱,

劳心焦思补四方。

我昔近侍叨奉引,出兵整肃不可当。

为留猛士守未央,致使岐雍防西羌。

犬戎直来坐御床,百官跣足随天王。

愿见北地傅介子,老儒不用尚书郎。

这是关于盛唐日落之后肃宗、代宗两朝政治军事的大回忆。回忆当初唐肃宗巡狩朔方、即位灵武的时候,颇有一点中兴气象。他任命广平王(即后来的唐代宗李豫)为天下兵马元帅,以郭子仪为副元帅,取得回纥怀仁可汗之子叶护率精兵助战,接连克复长安、洛阳,把叛乱的胡兵驱逐得东走西藏。虽然有九节度使师溃邺城的军事形势反覆,但胜败乃兵家常事,不足为怪的。最危险的因素与其说在战场,不如说在宫廷之中,这种历史观察切中盛唐到中唐政治转型中最严重的弊端。宦官李辅国本是“闲厩马家小儿”,因阿附肃宗,逐渐把持朝政权柄,专掌禁军。又与张皇后相表里,干预政事,疏离唐玄宗,排斥和钳制宰臣,把王朝政治变成阴谋政治。致使有专房之宠的张皇后一有不高兴,皇上就忙个不亦乐乎。这种宦官和后妃专政局面留下的后遗症,使得现在的皇帝唐代宗劳心焦虑地拨乱反正,修补四方动荡不安的局面。

前半篇讲的是大内纲纪败乱,后半篇讲的是四方战略失误。前者为因,后者为果。它具体展示了四方补不胜补的严重危机。诗人觉得,唐代宗并非无能之辈,自己在当左拾遗的时候,亲眼看到唐代宗,即当时的广平王整肃军旅,锐不可当的英姿。岂料他当皇帝后,却出了比李辅国更为骄豪自处的宦官程元振,谮毁并解除郭子仪的副元帅、节度使的兵权,留住京师。致使吐蕃大举入侵岐雍等关内之地,并且攻入长安,坐上皇帝御床,逼使百官蓬头跣足随代宗出走。在成都的杜甫反省这则险恶的时事,叹息但愿出现西汉北地人傅介子那样的英雄,出使大宛,以计斩获楼兰王头,献给朝廷,至于自己这个老儒是不想、也不可能入朝当什么尚书郎一类的要员的。诗人以犀利的眼光透视了一段历史的纵切面,揭示了外患来自内政腐朽这个严峻的历史法则。他对朝廷政治已经极其失望,把一线转机寄托在唐代宗当广平王时与副帅联手统军破敌的那个失落了的梦中。回忆翻动了历史长卷的正面和背面,于正负因果的探寻中,窥见了具有历史实质性的潜流。

与上述的潜入历史伏流有所不同,《忆昔二首》其二仰首浮出历史水面,由后盛唐反观盛唐,把回顾变成理想社会的前瞻: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宫中圣人秦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

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

洛阳宫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

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

小臣鲁钝无所能,朝廷记识蒙禄秩。

周宣中兴望我皇,洒泪江汉身衰疾。

诗分前后两段,前段十二句,后段十句,在抒写唐王朝盛极致衰的过程中采取高举急跌的对比性思维方式。前段写开元盛世,由户口人丁之盛,写到仓廪稻粟之丰实,单刀直入地采取“《洪范》八政,一为食,二为货”,或“厥初生民,食货惟先”的思维顺序,首先关心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其次就是关心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社会治安,这是身处乱离之世的诗人异常焦虑的问题。这种盛唐景象既是诗人的切身感受,也有丰富的史料证据。唐代杜佑《通典》卷七记载:“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开元)二十年,户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五。……(天宝)十四载,管户总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九,管口总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九千三百九,此国家之极盛也。”[25]这比起138年前,即唐高祖开国时的200余万户,已经猛增数倍了。

诗人是从平民生存处境的角度反思盛唐的,由平民开始而眼光及于上下四方,足见这种难以忘怀的回忆使他眼光发亮,神采四射。眼光先是扫射四方,商贾活跃,装载齐鲁之地的细白丝织品的货车络绎不绝;男耕女织,不失农时,安居乐业。眼光再扫视上下,上之皇帝高居宫殿云门而得其尊,下之天下朋友亲密得如胶似漆而得其信。最后总结一句,唐朝开国百余年间未见灾变,汉初叔孙通制礼仪、萧何定律令的社会秩序化的盛事,又见于唐世了。诗行至此,用了“岂闻”二字表达事变出乎意料之外,使前、后两段的组接和转折,获得一种急流直泻的势能。一匹绢值万钱,已是开元年间的四五十倍;物价飞涨,田园荒芜,种谷的田亩已变成流血的战场——诗人关心的依然是“厥初生民,食货惟先”。当视野由平民推及朝廷的时候,诗人叹息连年兵祸已使东洛宫殿尽焚,西京宗庙狐兔,不可复见当年“宫中圣人奏云门”的景象了。覆顶之灾使诗人伤心之处又生恐惧,不忍心与老友通音问,怕一说起来就离不开乱离的话题。因此只好扪心自叹无能,白吃了朝廷颁发的那份员外郎的俸禄。身在江汉,哀病洒泪,拳拳之心但望皇上能够像周宣王那样重振中兴大业了,说实在的,诗人对开元盛世思念得好苦,好沉痛,他的诗史思维实际上带有与时代共同承担大厦倾倒的痛苦的崇高感。他非常珍惜这份失落了的盛唐的感受,可以说没有这份感受所带来的精神世界的落差,就不可能养成杜诗的沉雄品格。《忆昔二首》其二的时间跨度为开元盛世至今,其一的时间跨度为肃宗、代宗二朝,意匠独到地使二者的时空构架相容相纳。肃、代二朝的事变,展示了盛唐致衰的历史脉络;开元至今的国力落差,提供了盛唐致衰的总结账。诗笔纵横中,以忧患写愤慨,借称誉含针砭,其间融合着民族的大回忆,也融合着民族的大失落,从而写成了一首令人心弦颤抖的盛唐祭歌。

  七 诗史思维的自传化与心灵化

一旦进入回忆,诗史思维已经较深程度地被心灵化了。不仅如此,任何诗史思维都包含着心灵对历史的感受,并将之转化为审美形态的过程。诗史思维的某些片段虽然可以校正官修正史的某些文饰之处,但是补史之阙,并非这种诗性思维的本质功能。诗史更重要的是一种心史。因此,所谓以史证诗,以诗证史的学术方法,尽管有其沟通文史不同学科,因而显得独到和坚实之处;但是若不从本质意义上考虑到其间存在着富有审美敏感和创造性的心灵的介入,则有可能失其趣味,产生某种程度的刻舟求剑之弊。由于心灵介入的方向、方式和程度有异,诗史思维又出现不同的类型。心灵偏向客观现实,则出现时事化的类型,如“三吏”“三别”,时事的透视就大于自我抒情。心灵偏于自我,就出现自传化的类型,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则在峻急的时事感怀中带上悲怆的自传性。

自传是历史的分支,一种个人化的分支。《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就是诗人对“旅食京华”的辛酸阅历几无隐讳的自陈:

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

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

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赋料杨雄敌,诗看子建亲。

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

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

参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

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主上顷见征,歘然欲求伸。

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

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

每于百僚上,猥诵佳句新。

窃效贡公喜,难甘原宪贫。

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踆踆。

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

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

常拟报一饭,况怀辞大臣。

白瓯没浩荡,万里谁能驯!

杜甫此时的自传性生命体验,可用“儒冠多误身”五字概括,这也是全诗的主旨。但是为了把这种生命体验烘托得更为突出,就拉来另一种生命形态作陪绑式的对比,即纨绔子弟脑满肠肥,他们不饿死简直是天理何在。主旨既立,在篇章学上便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便能以居高临下的姿势剖析儒冠误身的缘由。“儒冠误身”,是一种充满悖谬感的人生阅历的哲理概括。其关键在于理想与现实的残酷的冲突。儒冠者是储备文化以用世者,才高识雅,理想遥深,在陶醉于精神价值的时候往往不擅长于审时度势,甚至阿谀投合的俗世操作术。诗人以博学高才自许,当仁不让地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名句自估身价。其潜意识中存在着某种自我中心的情结,目空现世,觉得自己吟诗作赋的才能只有几百年前的汉赋大家扬雄和建安诗的顶尖高手曹植,才可以媲美。当世文界名家如李邕、诗界前辈如王翰,都不敢摆谱,都要求识面,比邻切磋诗艺。千余年后我们把杜甫作为一个完整的伟大诗人(尤其是他此后写出许多旷世名篇)来考察,可能觉得他这种自我估价并非过分、甚至应该更高。但是作为一个现实的人,他在才华乍露的少年时代就如此目空一切,就有可能以理想主义消解了自己生存和发展的一些必要条件。因此,那种“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的良好的自我感觉,就难免虚幻;那种“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崇高理想,最终成了泡影。假若我们把诗人的心灵自传当作一种生命形态来考察,就不应空空洞洞地把诗中话语抽象出来,只看到其立意布置之妙,而有必要把它放到特殊的生存处境之中看取其间所包含的理想与现实冲突的悲剧因素。

果然,高翔云天的理想终于在繁华包含着势利与阴谋的现实的折磨下,蹭蹬于令人顿生屈辱感的泥涂之中。诗人即便为自己的心灵隐秘作传,也是秉笔直陈,毫无扭捏作态和文饰屈辱之嫌。诗人在24岁应京兆贡举落第,至此已13年了。骑驴旅食于京师的春天般的繁华中,且行且歌而无意于隐退沉沦,但是那种理想意绪竟然变得萧条了。他给自己描绘了一幅调侃性的自画像:早晨去拜访富豪人家,想寻找一点生存发展的门路;晚上却失意而归,只能呼吸纨绔之辈的肥马扬起的尘土。在别人的繁华中自己只讨得残杯冷炙,到处所遇无非暗忍着悲伤和辛酸。忽然间遇上皇上征集人才的机会,自己产生伸展才能的欲望,岂料却像苍天的大鹏折翅、大海的巨鲸无法纵游一样失败而归。《资治通鉴》卷二一五说,天宝六载(749),“上欲广求天下之士, 命通一艺以上皆诣京师。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对策斥言其奸恶,建言:‘举人多卑贱愚聩,恐有俚言污浊圣听。’乃令郡县长官精加试练,灼然超绝者具名送省,委尚书覆试,御史中丞监之,取名实相副者闻奏。既而至者皆试以诗、赋、论,遂无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贺野无遗贤。”[8](P6876)杜甫的青冥折翅,乃是一场无法逃避的阴谋和骗局,把他的人生理想化为灰烬。

灰烬尚存一线复燃希望者,是诗人对韦济的期待。史载韦济“早以辞翰闻”,殿试对策第一,“文雅,颇能修饰政事,所至有治称”。[26](P2874;P4234)韦于天宝七载(748 )由河南尹,迁尚书左丞。杜甫此诗当作于是年,即应诏就试不第的次年。从史称韦济才学来看,说他常在百僚面前诵读杜甫新作佳句,而且杜甫说这是出自真心和厚爱,并非毫无根据。汉朝贡禹为朋友得官而弹冠相庆,杜甫以之比喻自己为韦济入京任职而高兴。他不甘心如孔子弟子原宪那样衣衫褴褛地贫困,这是否暗示对方提拔自己?虽然这是在干谒一位从三品的官员,但除了一点暗示之外几天乞怜之态。诗人反问自己:为何怏怏不乐,举步欲进而退?现在想离长安东去,只不过还留恋那高耸的终南山,频频回首清澈的渭水之滨。常常准备报答大臣的一饭之恩,抱着眷恋之情来辞行。一旦像白鸥那样飘逝在万里波涛之间,谁又能驯服他那自由自在的英姿?这里杂取古人、山水和飞鸟种种意象,曲尽其妙地隐喻着一种恋哀求进、不得已则退而求自由的复杂心理,于不卑不亢的干谒中,思深意曲地表达了一种清高而旷远的人格情怀。诗人于此无意于为自己立传,但他那种丝丝入扣的诗笔,却比通常的史传之笔更委婉、更传神地写下了自己行为心理和人格情操的传记。

有意为自己立传者,是晚年写于夔州的《壮游》。这首长达112 句的五古,几乎囊括了诗人50余岁的行踪与心迹,实在称得上清人浦起龙之所谓“是自为列传也”。[27]它有的地方简直在自撰年谱:“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更多的地方则在自撰心谱:“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它折射出开元盛世士人漫游山水和清狂任侠的风习,显示了国家充沛的元气与生命的自由。他年轻时代的吴越之游,有所谓“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这里的“遗恨”,不是战乱之世被驱迫着南北漂泊、穷病旅食的遗恨,而是天下富足、治安清平时世,以山水游潇洒地满足自由意志的遗恨,恨中蕴含着风流自赏的生命体验。因此历史上那些谋杀、婚变、攻伐、残暴的故事,都在历史古迹、山水名胜的寻访中被心灵化了,心灵化成审美的对象。“蒸鱼闻匕首,除道哂腰章”,把春秋时期吴国刺客专诸置匕首于鱼腹,刺杀王僚的故事,融入自己的嗅觉;把汉朝朱买臣儒冠穷困,妻子离异,终至后来佩带会稽太守的腰章归来,引得故妻后悔莫及的故事,融入自己的笑影。这一闻一笑,均无现实世界的阴谋政变和生存危机之虞,都只不过作为心灵中一幅审美的图画加以欣赏。又比如“枕戈忆勾践,渡浙想秦皇”,都是把历史上卧薪尝胆的复仇之君,以暴力统一六合的千古一帝,作为引发山水神思的审美对象,无须在现实中承担其政治社会的和文化心理的压力。因而这类怀古幽思,很容易就转移到对湖光少女的审美观照:“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开元盛世的士人似乎并不因乡贡赴试落第而挫折锐气,他们抱有充沛的历史自信力,即便落榜了,也能够“气摩屈、贾垒,目短曹、刘墙”,保持一种傲视千秋文采的文化自信姿态。而且他们随即“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过起游侠任气的生活,显示了物质生活空间和精神生活空间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开阔的。

《壮游》作为有意写成的自传体诗,不仅追踪着自己的生命之痕,追踪着少年游、吴越游、齐赵游、长安游,以及赴凤翔随驾还京和失官后久客巴蜀这类人生经历;而且由这类人生经历牵引出对整个唐王朝盛极致衰的历史命运的审视,审视了它潜伏着的危机、突然爆发的灾难,以及由此造成的民生流离。生命之痕的追踪愈到了中晚年,这种民族历史审视的分量愈为沉重,个人性的诗史思维交织着更繁密的民族性的诗史思维。比如,诗人在齐赵之游八九年后,如此抒写旅食长安十年:

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

许与必词伯,赏游实贤王。

曳裾置醴地,秦赋入明光。

天子废食召,群公会轩裳。

脱身无所爱,痛饮信行藏。

里貂宁免敝,斑鬓兀称觞。

杜曲晚耆旧,四郊多白杨。

坐深乡党敬,日觉死生忙。

朱门任倾夺,赤族迭罹殃。

国马竭粟豆,官鸡输稻梁。

举隅见烦费,引古惜兴亡。

这里涉及的时段与前述《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有所交叉重叠,但它关心的已不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日常辛酸。留在诗人生涯的总体回忆中的,是与岑参、郑虔一流文词之伯的交往,以及与饮中八仙之一的汝阳王李琎的游赏。自然,他更忘不了献上《三大礼赋》为玄宗所惊奇,使得诏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的人生得意的一幕。诗人以自己的阅历,回首盛唐红日将沉时分的最后一缕霞光。然而时代暮色将临,文章未能解救人生困厄,当诗人在晚年回顾这种命运与才华不称的历史悖谬之时,心中笼罩着浓重的时间意识和生命意识。岁月蹉跎,黑貂裘像苏秦失意时那样破败了,在放浪形骸的痛饮中鬓毛过快地斑白。他在故里乡党的辈分渐高,坐居上列而受到尊敬,却不能不感到生死之限的逼近了。生命的压迫感使诗人想从社会上寻找出路,但感受到的是权贵互相倾轧,百姓接连遭殃,朝廷所鼓励的走马斗鸡的风习,已耗尽民间贡献的粮食,这岂能不令人产生历史兴亡之感?历史磨人,人磨历史,在双重磨难中,诗篇把个人自传与民族命运融合在一起。在其后对安史之乱和自己漂泊巴蜀的抒写中,诗篇以民族历史解释个人历史,以个人历史透视民族历史,从而使诗史思维的自传化和心灵化,充实以非常真挚而沉重的历史悲剧的内涵。

诗史思维自传化和心灵化的模式构成,实际上可以用杜甫晚年的一句诗“乾坤一腐儒”来概括。“乾坤”何其大,“腐儒”何其小,但诗学精蕴便在乎极大与极小的两极综合,从而以大阐释小,以小折射大,造成宏观与微观、具象与抽象的互蕴互含、相形益彰的审美效应。需要说明的是,“乾坤一腐儒”的说法属于借用,诗人写下这一名句之时已处在极端的政治边缘。与“三吏”“三别”以时事的客观描写压倒个人的主观抒情相反,它已走到另一极点,即以个人的主观抒情淡化了历史记事,由此也可以体验到杜甫诗学思维空阔的无比阔大。且看吟咏出这一名句的《江汉》一诗:

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

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

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

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

诗人把漂泊生活中的自我,推向一个相当广阔的时空距离,不是置于秋灯寒舍、荒草庭院,而是置于江汉原野,置于乾坤大视野之中。那不过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思归客,一个儒冠误身的迂腐儒生。这种把主观抒情加以似非而是的客观化处理的诗学策略,写尽了一个胸怀儒家政治理想,却备尝流离之痛的诗人的孤独感,但孤独得不是顾影自怜,孤独得充满着以江汉作证、以乾坤相容的魄力。他已经远远地被抛落在政治社会的边缘,就像天上飘浮的片云那么遥远无着落,只能与长夜里的明月同享孤独无依傍。这种边缘化和孤独感是全部乱世时事的一个结果,已经无法归咎于哪一项的具体事件,反而在片云孤月的明净心境中淡化了时事思维。政治边缘化导致诗的思维远离时事而返回内心,内心体验一旦被放在中心位置,它也有如乾坤一样广阔。下句中出现“落日”,与前句的“夜月”并列,令人费解。昔人黄生解释道:“前辈有病此诗日月并见者,不知落日乃借喻暮齿,本属咏怀,何病之有?”[10](P2030)这是从能指的语义层面立论的,从所指的意象层面着眼, 确实是日月并见。应该令人怦然心动的,倒是中国诗人用心灵的眼睛俯仰宇宙万象的独特的感觉方式,他用独特的感觉把自然时空点化和另创为心理时空,创造出容纳朝暮、甚至春秋,容纳日月星辰于瞬间的奇迹。更何况杜甫此时已把心灵置于乾坤的中心,以心灵包容乾坤,又更何况杜甫曾经写过“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春日江村五首》之一),“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衡州送李大夫七丈赴广州》)这样神奇壮丽的妙句!

正是由于以如此奇丽的乾坤思维充实内心,诗人面对秋风落日,犹有心壮病苏之感,犹感觉到一种生命的热力在内心冲动。明人胡应麟评点片云、永夜、落日、秋风四句,认为它们“含阔大于沉深”。[28]略作引申,也就是包容阔大的乾坤于深刻的内心孤独感之中。这一孤独而洋溢着生命热力的内心,终于在历史上找到精神的呼应点,《韩非子·说林上》说:“管仲、隰朋从于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道。”然而要用识途老马,也须有识马贤相,当诗人在无限孤独中唤起生命热力之时,他只能任凭这分热力荒废于江汉原野,故尔只能反用典故而行反讽,终不能以老马之智导君上长途。这里的自传,已经深度心灵化了,心灵化的结果,也就淡化了时事的介入。如果说一般的诗史思维的精神指向,是危机四伏的社会,那么这里的精神指向,已是开阔然而苍凉的内心。换言之,被严重边缘化的杜甫于此诗中退出了诗史思维,尽管这种退出带有无可奈何之感。他在退出中强化了对生命哲学和精神哲学的形而上的思考,从而以富有象征意味的“乾坤一腐儒”的意象,把原先的“诗——史”两极综合,转换为“乾坤——人生”的两极综合。前者固执于社会人生,后者升华着生命哲学,在沉郁坚实和雄丽壮阔相互为用之中,构成了杜诗探索社会与人之命运的纵横两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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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02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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