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贵:杜甫《不见》诗“匡山”何指之争平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5 次 更新时间:2015-01-07 20:2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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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道贵  

   杜甫《不见》诗云:“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原注谓:“近无李白消息。”一般认为此诗是杜甫在蜀中怀念因入永王幕而获罪流放的李白而作。此诗诗意明了。惟“匡山”何指,古今争议颇多。综合各家之说,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指绵州彰明的大匡山。如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三)、杨慎《升庵集》(卷三)、王嗣奭《杜臆》(卷三)、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杨伦《杜诗镜诠》(卷八)等。当代多数学者都持大匡山说,如萧涤非先生(《杜甫诗选注》)、张忠纲先生(《唐诗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林继中先生(《杜诗选评》,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等。二是认为“匡山”指匡庐,即庐山。如王观国《学林》(卷六)、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一)、钱谦益《钱注杜诗》(卷十二)、黄生《杜诗说》(卷六)、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三)、史炳《杜诗琐证》(卷上)、郭曾炘《读杜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等。

   持大匡山说者中,萧涤非先生的意见颇具代表性。萧先生赞成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卷二十四引杜田《杜诗补遗》和《唐诗纪事》卷十八引杨天惠《彰明逸事》所持匡山乃彰明大匡山之说,还引用晚唐郑谷《蜀中》诗“云藏李白读书山”(杨慎《升庵集》卷三亦引此诗,以为“读书山”即大匡山),认为黄鹤、钱谦益诸人皆以匡山为指九江匡庐(庐山)是不对的,并详述其理由。其主要有如下几点:一,李白是蜀人,非九江人,如指匡庐,“归来”二字讲不通;二,杜甫此时在成都,极欲与李白相见。如指匡庐,不合此情;三,庐山虽在六朝时已有匡山之称,但唐人一般皆称庐山;四,李白一生浪游各地,为何独独希望他回到庐山去呢?(《杜甫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萧先生持大匡山说,综合前人观点做了周详的论述,故信者颇众。而庐山说在当今学界可谓几无反响。笔者亦尝赞同萧先生之说,认为庐山说是错误的。后拜读莫砺锋先生《杜诗学疑难问题举隅》而受启发,开始思考庐山说是否有合理的地方。莫先生对《不见》诗“匡山”何指问题,较倾向于大匡山说,但仍审慎地说:“‘匡山’究指何处,尚需存疑。”(《杜甫研究学刊》2004年第3期)笔者近因研究徽州杜诗学史课题,反复研读黄生《杜诗说》。其间再三揣摩黄生解说《不见》诗文字,遂再注目于大匡山说和庐山说之争。笔者以为大匡山说固有其立论的根据,而庐山说未必没有存在的空间。

   大匡山说最关键的依据是杜田《杜诗补遗》和杨天惠《彰明逸事》的说法。但这两个依据本身有一些疑点。洪迈就曾批评杜田之说,认为吴曾《能改斋漫录》引杜田说以驳匡山指庐山说是不可靠的:

   杜田《杜诗补遗》云范传正《李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蜀,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绵州之属邑,有大、小康山,白读书于大康山,有读书堂尚存。其宅在清廉乡,后废为僧房,称陇西院,盖以太白得名。院有太白像。”吴君以是证杜句,知匡山在蜀,非庐山也。予按当涂所刊《太白集》,其首载《新墓碑》,宣、歙、池等州观察使范传正撰,凡千五百余字,但云:“自国朝已来,编于属籍,神龙初,自碎叶还广汉,因侨为郡人。”初无《补遗》所纪七十余言。岂非好事者伪为此书,如《开元遗事》之类,以附会杜诗邪?”(《容斋续笔》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杜田《杜诗补遗》依范传正《李白新墓碑》立说,而范碑却无所谓大、小匡山之类记述。故洪迈以为其有附会之嫌。

   《唐诗纪事》卷十八所载杨天惠《彰明逸事》文字,原非信史。杨氏自云补令于彰明,“窃从学士大夫求问逸事”。因此,钱谦益谓《彰明逸事》所载“乃委巷传闻之语”(《钱注杜诗》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是有一定道理的。王仲镛先生也认为杨氏所记“多载民间传说,未必尽实”(《唐诗纪事校笺》,巴蜀书社1989年版)。莫砺锋先生则觉得“杨天惠、杜田皆为宋人,由他们首纪李白隐于大匡山之事,确实有些可疑”(上揭《杜诗学疑难问题举隅》)。依据这样的文献所得之结论,自然不能说是十分可信的。

   萧先生所引郑谷《蜀中》诗“云藏李白读书山”之句,也不能作为大匡山说的直接证据,至多属于推测。由郑谷诗我们无法确认其所谓“读书山”指的就是大匡山。其实,有关绵州大匡山的传闻,自身往往露出不可信的痕迹。如上面提到的《彰明逸事》就在“大匡山”前加上“戴天”二字而成所谓“戴天大匡山”。杨慎又把岷山之阳说成是大匡山(《升庵集》卷三)。我们在李白自己的诗文中只见到戴天山(《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岷山(《上安州裴长史书》谓“昔与逸人东岩子隐于岷山之阳”),而不见“大匡山”的影子。如果推测的话,我们也可以这样说:郑谷诗中的“读书山”可能是指戴天山或岷山。此外,《方舆胜览》卷五十三载眉州象耳山有“李白读书台”(《宋本方舆胜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那么我们不是同样可以说郑谷诗之“读书山”有可能指象耳山吗?

   以上种种疑问和不确定因素,说明大匡山说并不是确凿无疑的,因此庐山说自然不应轻易否定。如果庐山说不可轻废,那么萧先生的四个问题如何解答呢?我们先看黄生是怎么说的:

   钱笺云:白初卧庐山,为永璘所迫致,公怜其因此得罪,故七八云云。予初疑匡庐本白客游之地,安得期其归老于此?继因钱语思之,盖白本读书学道不屑世务之士,其误落尘网,实从匡山发足,故望其仍归于此,以遂初志。只“读书”二字,白之非罪放逐,已在言外,其用意之深,诚非浅学所易识。余初阅虞山笺注而是其说,后觉其不然而抹之。兹更重阅,则仍主是说,而推广其意如此。注杜之难,于此益信。(《杜诗说》卷六,黄山书社1994年版)

   黄生详细地叙述了他对《不见》诗“匡山”问题反复斟酌的过程。黄生曾赞成钱注庐山说,后又怀疑钱说。其致疑之因,或出于李白不是九江人,如萧先生所言“归来”二字讲不通。但黄生最终仍主钱说,并伸发钱注未揭之意。黄生对“匡山”问题的反复斟酌,启发我们庐山说不应轻易否定。有鉴于此,经反复思考,笔者觉得萧先生的疑问是能够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的。

   一,李白虽非九江人,“归来”庐山说仍可通。持大匡山说者,多认为“归来”即归故乡,且“归”当和发语者所在地相关。其实不然。“归来”固可指归故乡,亦有他解。其例极多。如李白《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寄刘侍御绾》(《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下引李白诗文均出此书)有“归来桃花岩,得憩云窗眠”句。《白云歌送刘十六归山》有句云:“楚山秦山皆白云……白云堪卧君早归。”这两首诗中“归来”或“归”均不指归故乡。就发语者所在地而言,则亦有身在此而意指彼的。如李白身在夜郎时写了这样的诗句:“写意寄庐岳,何当来此地。”(《流夜郎永华寺寄浔阳群官》)李白此时身在夜郎,却不妨说“来”庐山。杜甫《八哀诗·故秘书少监武功苏公源明》云:“武功少也孤,徒步客徐兖。读书东岳中,十载考坟典。时下莱芜郭,忍饥浮云巘。……洒落辞幽人,归来潜京辇……”(《杜诗详注》卷十六,中华书局1979年版)。《八哀诗》作时有异说。黄鹤认为《八哀诗》非一时之作,“盖自宝应、广德至大历初有此作”;仇兆鳌则以为乃一时追念之作,其时“当是大历元年之秋”(见《杜诗详注》卷十六,中华书局1979年版)。陈贻?{先生赞同仇说(见其《杜甫评传》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此二说具体时间虽有不同,但都属入蜀以后。因此,所谓“归来”系就苏源明归何处而言,与杜甫当时身处何地无关。因此,我们不能说杜甫身在蜀中,其《不见》诗中之“归来”一?定指归蜀中。至于萧先生第二个疑问,即杜甫此时身在成都,如果希望李白归庐山于情不合问题,我们将在下文加以阐述。

   二,萧先生谓唐人多称庐山,其说不误。但唐人以匡山称庐山者亦不少见。如:李白《送二季之江东》有“匡山种杏田”句,王琦注谓:“匡山,即庐山也。”并引《神仙传》释此句所据之典:“董奉还豫章庐山下居,不种田,日为人治病,亦不取钱。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计得十余万株,郁郁成林。……”此句“匡山”显然指的是庐山。韩愈《游西林寺题萧二兄郎中旧堂》:“偶到匡山曾住处,几行衰泪落烟霞。”(《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白居易《题浔阳楼》:“大江寒见底,匡山青倚天。”(《白居易集》卷七,中华书局1979年版)韩诗诗题有“西林寺”、白诗诗题有“浔阳楼”,所以这两首诗中的“匡山”无疑指庐山。由此萧先生唐人不以匡山称庐山之疑可解。

   三,李白一生浪游各地,所到之处时发归隐之慨。如《江上望皖公山》有句云:“待吾还丹成,投迹归此地。”而杜甫此诗为何独独望其归隐庐山,却是有根据的。李白对庐山情有独钟,有多首诗歌赞美庐山,尝发归隐庐山之情。其《望庐山五老峰》诗即云:“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巢云松。”后来“误落尘网”(即应李璘之征)时李白正隐居庐山,即黄生所说的是“从匡山发足”的。而李白自己也多次提及于此。应征前《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叠》诗云:“……大盗割鸿沟,如风扫秋叶。吾非济代人,且隐屏风叠……”永王失败后,李白在《为宋中丞自荐表》说:“……属逆胡暴乱,避地庐山,遇永王东巡胁行,中道奔走,却至彭泽……。”《流夜郎永华寺寄浔阳群官》则直云:“写意寄庐岳,何当来此地。”由此三例,可清晰勾勒出这样的脉络:李白于安史乱中隐居于庐山,因永王之征而出山(至于是否如其所言是完全处于被动则是另一问题)。失败获罪后仍发欲归隐庐山之愿。循此思路以解杜甫《不见》诗,“匡山”指庐山就顺理成章了。杜甫希望李白能平安归来,遂其隐居庐山之愿;或许还蕴涵着杜甫对李白无辜获罪(即受永王胁迫而入其幕)的理解与同情。这似乎可以解萧先生的第二个疑问。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见》诗“匡山”何指问题不能做简单处理,大匡山说和庐山说各有其立论的依据。在没有发现确凿证据以前,较为稳妥的办法是两说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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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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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古典文学知识》(南京)201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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