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明清以来中国民间最基本的社会教科书。它似乎把当时意识形态强调的核心因素具体化人物化，关羽的“义”、诸葛亮的“智”、张飞的“勇”、刘备的“仁”等已经完全代表化抽象化，而曹操的“奸”、魏延的“反”也已经共识化戏剧化。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深刻指出：“（《三国演义》）论断颇取陈裴及习凿齿孙盛语，且更盛引‘史官’及‘后人’诗。然据旧史即难于抒写，杂虚辞复易滋混淆，故明谢肇涮（《五杂组》）又病其‘七实三虚惑乱观者’也。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唯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也就是说，《三国演义》作为话本小说，其人物塑造多情感多哗众取宠而缺乏客观性深刻性和逻辑性，因此也形成民间教育借鉴的表面化轻薄化和庸俗化。

魏延就是在小说中被严重混淆和扭曲描写的人物！其形象塑造和创作思维影响恶劣。因为，凭空捏造陷害丑化一个人已经成为民族最丑陋最可怕的劣根性！经历“文革”的人，应该余悸未消。小说甚至于整个文学创作为了完美某个人物，可以随意丑化别人甚至真实历史人物。有此思维，那么现实中为了领袖的正确伟大光辉形象或什么“大局”需要，当然可以任意贱化丑化敌化陪衬人物！这就是“瞒和骗的文化”，也是“吃人”和“被吃”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群体思维的致命病毒！

《三国演义》把魏延描写成天生有“反骨”的人（对应的也有《晋书》记载曹操生前说司马懿“狼顾”）：他先反韩玄，后又在五丈原将诸葛亮禳星祈祷的主灯扑灭，致使一代名相“出师未捷身先死”。其罪已大。然后在诸葛亮死后又率兵谋反，败而被杀，罪有应得！

首先，历史上的魏延并非如此。《三国志·魏延传》载：魏延“以部曲随先主入川，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说明他原本就是刘备部下，不存在反韩玄的事。刘备得汉中后，要选任一名汉中太守。众人皆以为非张飞莫属，“飞亦心自许”，但刘备却选魏延。授印之时，刘备问其方略。魏延镇静作答：“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一拒一吞，攻守进退，方略分明。“先主称善，众皆壮其言”。不像关羽接荆州印绶时所说：曹操来“以力拒之”，孙曹齐来也“以力拒之”，尽恃勇逞强的武夫之言。结果不出刘备所料，魏延不仅在阳溪大败郭淮，振蜀军之威，而且诸葛出兵伐魏多以魏延为前锋主将，屡建奇功，为蜀汉政权的巩固和发展立下汗马功劳。可见，魏延本是智勇双全很有创见的一员骁将。《演义》为突出诸葛亮的光彩形象而故意捏造丑化魏延，致使他沉冤千年，思之令人痛心。

其次，史识和小说均没有魏延反叛的依据。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司马光《资治通鉴》也作类似评价。可见魏延只不过是想除掉“军事外行”诸葛亮临终授权的他认为是“小人”的杨仪而帅兵以显其才，担大任为蜀汉建大功，并无造反之意。《演义》中魏延只不过是对文人诸葛亮的盲目用兵不懂军事颇有不满，诸葛死后也只是想独担大任，并没有投敌叛蜀的想法。可见，《演义》中诸葛亮所说的所谓魏延天生有“反骨”的论点，纯粹是打击异己的诬陷！

魏延的悲剧就在于他才智过人且刚愎自用。诸葛亮一开始誓师北伐收复中原之时，魏延就建议“明攻陈仓，暗度栈道”，反韩信之计而行，由他率偏师出子午谷中央突破，配合诸葛亮西路大军吃掉西线魏军，然后乘势合力攻取关中，不打紧盯一路的消耗战。这个计划虽险但很有力度，对于“敌强我弱”的蜀国很适用。但谨慎有余的诸葛亮却认为荆襄既失只剩下汉中一只拳头，和“隆中对”的形势迥异，坚持走西路联络戎羌攻魏，打保守的阵地战，不采用魏延的策略。事实证明魏延奇略正确，但诸葛亮为了保护自己“一贯正确”的形象而不改初衷，致使魏延满腹牢骚，想脱离诸葛亮而独自领军，引起诸葛亮不满，“亮制而不许”。加之魏延“性矜高”，与同事关系紧张，尤其与诸葛亮近臣杨仪水火不容，以至陷入窘境。

诸葛亮最后一次兵出祁山时，魏延仍为主将先锋。时魏延夜梦头上长角，问于占梦者赵直，赵直以诈言骗过魏延，退而告人曰“角之为字，刀下用也；头上用刀，其凶甚矣”。不久诸葛亮病困五丈原，密与杨仪、费祎、姜维作其死后退军计划，而将主将魏延排除在外，可见诸葛亮早就想除掉魏延！因此遗言让杨仪统兵，魏延断后，“若延不从，军便自发”，显然是授权“新班子”除掉魏延。而魏延接到命令后，只是说：“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而废天下事也？” 可见魏延不但无反意而且忠心可嘉，他忠的是蜀汉而不是诸葛亮，诸葛亮代表不了蜀汉！但诸葛亮何等人也，城府极深，朝纲独断，党羽遍布朝野，魏延岂可撼动。所以，当“延、仪各相表叛逆”，羽檄至朝廷，群臣皆“保仪疑延”。魏延只有死路一条，结果被夷杀三族，脑袋也被杨仪脚踩于地。而被诸葛亮委以重任的杨仪后来失意时，竟真的想叛国。这真是对号称“忠智双全”识人明道的“活神仙”诸葛亮的一大讽刺！

魏延事件，起因本是蜀汉中央决策参谋层有关北伐作战方案的探讨，但作为决策者的诸葛亮不仅独断专行，以自我为中心，一意孤行，而且将不同意见者视为异已，排挤并处心积虑予以消灭。对魏延，诸葛亮不仅预先策划，而且动用意识形态，以“反骨论”彻底将其被政权另类，甚至临终前密派马岱潜伏，诱诈魏延起兵夺权，然后让马暗杀他，造成反叛未遂被诛的既成事实！用心可谓阴毒至极！比秦桧更坏，秦桧害岳飞，尚使用“莫须有”一词，给岳飞留有死后翻案的空间。应该肯定的是，诸葛亮设计除魏延，根本原因是其心胸狭隘的“妒才”和好权好名的自私！然而不幸的是，几百年来，读书的人不是谴责诸葛亮的阴毒，而是唾骂魏延的不幸！文学反映现实也影响现实未来。与《三国演义》成书的同时，“草根皇帝”朱元璋以诸葛亮的同样手段剪除了开国功臣，而且株连残杀无数。而毛泽东更是登峰造极，对不同意见者一律以反党反社会主义论处，开始胡风集团彭德怀集团还捕风捉影地塑造一些事实，文革中就直接凭空捏造，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破“最大的走资派”“反党集团的头目”还不够，再加上“工贼”“內奸”“叛徒”！务必批臭批死，在踩上一脚，达到“永世不得翻身”！这是多么可怕的政治生态！

文题用“长歌当哭”四字，就是希望“借公论而快私情”的权力观念和思维方法尽快休矣！

1995-5-1于听雨轩书斋

（作者系嘉应学院县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客商”研究所所长，经济学教授）

（选自作者随笔集《人性闲话》（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五十周年隆重推荐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