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云志:在“傅斯年与新文化运动”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7 次 更新时间:2014-12-30 15:59:28

耿云志 (进入专栏)  


   一、傅斯年首先是个学者,是个能博能精的学者能博是指他读书多,知识渊博,通古今,融中外

  

   他的“博”表现在:

   1. 读书时,将章太炎弟子赶下讲台。朱逢仙《文心雕龙》讲义,一夜读完,摘出 30 多处错误,要求校长撤其课。

   2. 胡适、蒋梦麟皆佩服傅斯年读书之多,至于其同学辈更不在话下。

   3. 不仅熟悉中国学问,而且颇能了解外国的学问,特别是外国学者做学问的方法。他在读书时即能直接阅读外国书籍,对外国学者做学问的方法和取得的成就颇有了解。傅斯年后留学欧洲多家知名大学,学过多种学科。对德国学者朗克的历史语言考证之学,尤为熟悉且有心得。后来创建第一个文科研究所、真正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历史语言研究所就是一个证明。

   他的“精”主要体现在他的古史研究,有非常独到的见解。听邓广铭先生说傅斯年先生著作不多,但是篇篇都是精品。我对古史没有研究,但是我相信邓广铭先生的话。确实,傅斯年先生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作学术组织工作,虽然著述不多,但每有所著作,皆为精品。胡适写《说儒》一文,五万多字的一篇文章,多处借鉴傅斯年的研究。

   傅斯年先生作为一名学者能精能博,是我们学人的典范。

  

   二、他是推动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和教育发展的一个发动机

  

   傅斯年特别有办事能力和组织才华。

   1.《新潮》杂志的发起者和灵魂。

   《新潮》是《新青年》的姊妹刊,其对新思想的提倡,新学术的启发,新教育的鼓吹,其作用是人所公认的。《新潮发刊旨趣书》是他写的,总结和展望也是他作的。其伙伴们罗家伦、顾颉刚等对他的信任和拥戴,也是人所熟知的。所以,说他是《新潮》的发动机和灵魂,应该是无可争议的。胡适多次讲,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几位年轻人在《新潮》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思想比他们的老师还要成熟。傅斯年的思想成熟、不偏激、不浮夸。

   2. 中国近代最富盛名的学术机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奠基人。

   关于史语所的创办,学术标准的确立,人才的培养,已有很多专门著述和前辈的回忆资料,所以不再多说,下面我谈两个具体的问题:

   一是他对中国新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贡献,一个具体的方面就是他屡遭误解的“史料即史学”的说法。这一说法被长期的歪曲和误解。

   我的理解,他的说法,表明他极端地重视史料。做历史研究全部过程都离不开史料。第一步,发掘史料,搜集史料,即是傅先生所谓:“上穹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第二步,整理史料,或按时序,或按事类排比史料;第三步,考证史料,去伪存真;第四步,分析史料,发现史料之间的联系,看出问题;最后,求得问题的解决,仍然靠史料说话,哪一步都离不开史料。所谓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所以做历史研究绝对离不开史料。重新构建历史,离不开对史料的收集、分析、发现不同史料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讲过一句话:“研究问题,必须充分的占有材料,发现材料之间的内在联系,将这些联系表述出来,就如同事务按本身的逻辑展开一样。”(记其大意)与傅斯年的说法,实质上很相近。真正的学者,他们的学术研究方法都是相通的,是可以相互借鉴的,绝不是大批判时所谓的一个绝对荒谬,一个绝对真理。每个学者的著作见解,都可能存在一定的不足和缺陷,在这里就不再多说。离开史料谈历史,那是说书人编故事,完全谈不上历史。按我的理解,傅先生的史料即史学的说法应当作这样的理解。

   二是他对人才培养高度负责的精神。有一个事例,据一个前中研院史语所的一位前辈回忆说,他大学毕业后被推荐到史语所工作,当报到晋见所长傅先生时,带了他自己写的两篇文稿给傅先生看。傅先生看后,对文章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但告诉他说:你至少两年内不要写文章。这就是高标准、严要求。他的积累还不到写论文的程度,需要扎实努力,至少再做两年苦工,才可以写论文。与此相比,现在学校规定学生拿学位之前必须发表文章,试比较一下,哪一种是真正培养人才,哪一种是急功利,岂不很清楚吗。

   史语所人才辈出,一代接一代。我第一次访问台湾中央研究院时,与黄彰健先生谈话。黄先生有一部《戊戌变法史研究》,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看过,印象很深。黄先生在台湾,没有机会看到故宫档案的原始材料,却摘发出康有为奏折中的许多矛盾、错误,断定有些奏折是康有为事后伪造的,不是变法运动当时所写。还有黄先生写的《“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证稿》,引用大量英文材料,揭示出许多从前不被人注意的重要史料,目前尚无人能及。

   正因为傅斯年先生这样的严格要求,所以史语所人才辈出,得到国际学界的认同。

  

   三、他是一位满腔热情的爱国者

  

   这一点是大家熟知的。如五四运动,他是策划者、发起者和领导者;日本侵占东三省后,他写作《东北史纲》;华北事变即所谓华北特殊化时期,日本的华北自治阴谋,要把华北变成变相的殖民地。当时的北平市长肖振瀛要妥协投降,傅斯年与胡适一起,当面指责北平市长肖振瀛,于挽救危局,高扬民族正气作用很大。

   我这里再补说一个例子,傅斯年内心的家国情怀、民族情怀非常深厚,他的儿子叫傅仁轨。原来是有典故的,他很崇敬唐代率兵在朝鲜歼灭日本侵略者的将军刘仁轨。故以此命名他的儿子。可见他的国家民族之情之深厚。

  

   四、是非分明、嫉恶如仇、士人气节

  

   一是抗战时期,他屡次上书揭发孔祥熙家族的腐败,要求孔氏下台,并吐出赃物。此事惊动朝野。蒋介石与孔祥熙是连襟关系,孔亦略有理财本事,蒋氏想倚重孔祥熙,不肯舍弃。当时朋友们纷纷劝诫傅斯年不要硬干,包括他尊敬信赖的胡适先生,也给傅斯年写信,要他注意,抗战时期要稳定团结。而傅斯年终不妥协。事后,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明,他这样做,是自己身为读书人,不能上战场杀敌,遇此类害国害民之事,不能不以士之气节自勉,与之奋争。

   另一个事例是,抗战胜利后北大复员时,胡适暂未归国,他出任代理校长,明确宣布,凡是任过伪北大教员等伪职者,一概不许进北大。此事议论纷纷,因为一些人确有学问,特别是关于周作人的聘用问题,曾有多人出面与傅斯年争论。俞平伯写一篇“四六文”,文情并茂,替周作人说情,傅先生毫不让步。他认为这是关乎民族大义,是关乎士人气节问题,决不能丝毫假借。是非之心、爱憎之心非常分明。

   这些都是我临时想到的,没什么学术性。“山东自古多圣贤,聊城出了傅斯年”。这是聊城的骄傲,是聊城文化的亮点。这些年聊城举办的关于傅斯年先生的活动,我差不多每次都参加了。在我心目中,傅斯年先生是中国近代读书人的楷模。自己“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谢谢大家!

   (原文发表于聊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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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聊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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