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学 曹虹 蒋寅:一个期待关注的学术领域(之一)

——明清诗文研究三人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2 次 更新时间:2014-12-28 16: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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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两位好!拜信息时代高技术之赐,我们得以千里咫尺,在网络上作(视)窗北之谈。两位很早就用功于明清诗文研究,发表过不少论著,我是近年才开始涉猎清代诗学。受《文学遗产》主编之嘱,想请两位就明清诗文研究谈些看法。

   我的感觉,明清诗文研究在本世纪是呈马鞍形发展的。民国初因近接同光遗老声嗽,研究清代诗文尚不乏其人,比如汪辟疆的著作和曾克耑,《论同光体》等,钱钟书《谈艺录》对清诗情有独钟,也与家学渊源有关。但随着鲁迅倡言“好诗被唐人做尽”,闻一多说“诗的发展到北宋实际上也就完了”,学术界便对明清诗文日渐冷淡,以致陆侃如、冯沅君合著的《中国诗史》将狭义诗歌的历史截止于唐末,并断言“词盛行以后的诗及散曲盛行以后的词则概在劣作之列而删去”。两位前辈当时不过三十多岁,读书未广,上面的结论有点武断,所以汪辟疆在《编述中国诗歌史的重要问题》里对这种诗史观作了批评。批评归批评,情形并没有转变,建国以来明清诗文的研究与戏曲小说相比远为冷落,直到八十年代以来情况才稍有好转,不知两位的看法如何。

   吴承学(中山大学中文系) 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五四”新文学运动,当时有些作家只承认“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有血缘关系,对清代诗文则予以批判,比如对桐城派直斥为“桐城谬种”。这是因为倡导白话文而以桐城派作为古文的代表来抨击的,并不是学术层面的结论,但却对以后的学术研究起了想不到的导向作用。近二十年明清诗文研究取得进展的原因之一,就是有意识地走出“五四”。比如早在1985年的桐城派学术研讨会上,王气中就认为“五四”对桐城派的评价大部分是不正确的。钱仲联则提出对此应该“大胆地来个否定之否定”。

   曹虹(南京大学中文系) “五四”以来,文学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传统的文学观念是以诗文为正宗,“五四”时期引入的西方观念是以戏曲、小说为正宗。应该说,新文学的推进者们有他们“神圣施(耐庵)曹(雪芹)、土芥归(有光)方(苞)”的权利。文学观念的更新也为俗文学研究打开了新天地。问题是明清诗文研究遭受的损失比较大,尤其是过去士大夫所擅长的古文、骈文等雅文学的重要形式退却到了学术视野的边缘。

   蒋寅 “五四”时期的新旧文学之争,曾激发清理文学传统的热情。正像刘大白在《中诗外形声律说》自序说的,“不论是想把自己所有的古董向人家夸耀的,不论是想指摘人家底古董尽是些碎铜烂铁,一钱不值的,不论是想采运了洋古董来抵制国货的,似乎都得先把这些古董查明一下”,否则“新旧交哄,未免有点近乎瞎闹”。闻一多自述整理国故的动机也表达过同样的意思。

   曹虹 三十年代前后出版的成果,可贵之处是有独立的追求。所以几十年过去,他们的工作仍有参考价值。黄山书社的《安徽古籍丛书》中,有刘声木1929年刊行的《桐城文学渊源考》、《桐城文学撰述考》,不仅详示传授流别,而且对千余位作家,都尽量摘引同时及后世的重要评论,并注明出处,兼具“学案”、“目录”、“索引”的作用。尽管有将桐城派的影响过于广泛化之嫌,但由于资料采集、运用的丰富谨严,仍是研究桐城派乃至明清古文的重要参考。

   吴承学 1934年商务印书馆同时出版了宋佩韦的《明文学史》和钱基博的《明代文学》,影响颇大。钱基博对明代诗文的评价相当高,把它和欧洲文艺复兴相比,认为是汉魏、盛唐文学的振兴。而且对于明代何、李的复古,也有较高的评价。另外,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其实就是对于明清诗文的研究。清代文学共有二讲,分别讨论八股文和桐城派。

   蒋寅 以新文学家而讲八股文,倒是很耐人寻味。

   吴承学 本世纪在三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两次形成研究八股文的热点。卢前在1937年曾出版《八股文小史》。宋佩韦《明文学史》和钱基博《明代文学》都很重视八股文,列专章加以研究。宋佩韦非常强调八股文对于明代文人思想与创作的不良影响,而钱基博对八股的态度则比较平和,对八股文的艺术性也比较关注,而且注意到八股不仅是代圣贤立言,有些八股文中已反映出强烈的反民族压迫精神。另外,像周作人等文化人也写了一些有关八股文研究的文章。周作人很强调从汉语的语言特点来研究八股文,也比较重视八股文的艺术性。

   曹虹 在那个旧学培养与新知激荡都比较充分的时期,学问的风格也很多样化, 学者有条件自出手眼。

   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出版于1934年,它对归有光《史记评点》为“‘评点学’最上乘”的分析,教人感到什么叫内行见解。舒芜在该书重印前言中说,自己这一辈要有些成就,非比父辈多付出几倍几十倍的努力不可,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也是不能不承认的”。当我们接触五六十年代某些出版物时,已能真切地感受到这种“限制”的意味。

   蒋寅 建国后受当时主流观念的影响,许多问题都不能谈了。六十年代出版的邓之诚的遗著《清诗纪事初编》,似乎是这个时期最有价值的成果。它启发了钱仲联主编的《清诗纪事》。还有张舜徽的《清代文集别录》,也是六十年代编成的,但与邓书一样,都是多年积累的成果,它后来启发了袁行云的《清集叙录》,虽然一主学术,一主创作,着眼点有所不同。做这种工作,在学术上是要有点牺牲精神的,不光要苦读博览,而且须耐得住“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寂寞。我对这样的学者总是充满敬意。

   曹虹 这一时期出了一些颇便利用的资料选编或旧籍点校,如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近代文论选》,按时代和流派选录了嘉道以下作家论文学的诗文,如果要考察桐城派的流衍、“文笔论”的由来等问题,可获基本线索。刘大櫆的《论文偶记》、吴德旋的《初月楼古文绪论》、林纾的《春觉斋论文》也合为一册点校出版。当然,选文与点校者的前言后记中的说明文字,如对曾国藩的定性,仍可见时代的限制。

   吴承学 清代诗文研究到八十年代初才开始复苏,它也可以说是近二十年古代文学研究最有开拓性的领域之一。1980年《文学遗产》刚复刊,郭绍虞就建议“赶快组织力量编辑全清诗、全清文、全清词、全清曲等等以保存一代的文献”。苏州大学中文系成立了明清诗文研究室,并编辑出版“明清诗文研究丛刊”。1983年底,《文学遗产》编辑部与苏州大学合办的全国首次清诗讨论会在苏州举行。当时最集中的话题就是清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种意见认为清代不是诗的时代,它不可能与唐宋抗衡,也不可与同时代的小说、戏曲相提并论。而多数代表的意见则认为,就数量而言,清诗作家的众多和作品的丰富远远超过唐宋,也有不少超过前代的新成就。清代特定的历史环境,为清诗注入前所未有的思想内容。在艺术形式上,清代诗歌流派之多,诗学研究之深,都非前代可以比拟。许多名家、大家的优秀作品,较之前人不仅毫无愧色,而且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和超越。结论是应当还清诗以中国古典诗歌终结阶段的较高历史地位。八十年代以来的清诗研究,正是在这个认识基点上开展起来的。后来,《文学遗产》在1984年第2 期辟“清诗讨论专辑”,所刊论文就是苏州会议的成果,这次专辑影响也相当大,和会议都可以说是新时期清诗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蒋寅 钱仲联和他主持的明清诗文研究室,培养出一批清诗研究者,也贡献了新时期第一批清诗和诗学研究成果,包括王英志《清人诗论研究》、裴世俊《钱谦益诗歌研究》等。他自己的《梦苕庵诗话》、《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梦苕庵专著二种》更是研究清代诗文必读的参考书。

   曹虹 他主编的《清诗纪事》采录五千余家诗人,奠定了这个研究领域的文献基础,是功德无量的工作,不仅资料丰赡详备,使唐、宋以下历代诗纪事的配套工程得以完成,而且在编纂上也是后出转精。随着这样的标志性成果的问世,以钱先生为首的清诗研究队伍也愈益引人注目。在这方面,可以和苏州大学媲美的是复旦大学章培恒领导的古籍所,它也同样培养出一批青年学者,对明代诗文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全明诗》、《全明文》这两个大工程,意义重大。章先生的《洪昇年谱》是新时期第一部古代作家年谱的力作,后来他又主编《新编明人年谱丛刊》,已出版多种,相当可观。

   吴承学 目前不少有关明代诗文的研究成果,就是出自章先生的高足之手。章先生主编的《全明诗》目前才出版三册,而出齐的话,据说要二百册左右,任务相当艰巨,但造福学界之功甚伟。章先生和课题组成员的工作绝不仅是“板凳十年冷”,而需要数十年几代学人的努力。在学术界弥漫急功近利风气之时,他们的执著和牺牲精神颇有悲壮之感,值得敬佩。

   蒋寅 选择明清诗文作为研究课题,就意味着要准备打持久战。我们高兴地看到,现在投身于这一学术领域的青年学者越来越多,相比老一辈学者来,青年学者的确是更重视明清诗文研究了。

吴承学 考察一下新时期以来学位论文的选题,对于学术史研究也许是一个别致的角度。这些选题既有老一辈学者的引导,也有新一代学者的学术追求,比较能反映学术新动向和学科前沿问题。我国首批文科博士人数极少,其中研究明清诗文的就有马美信《晚明文学初探》、裴世俊《钱谦益诗歌的艺术特色》、赵永纪《清初诗歌研究》。近年,明清诗文研究的许多重要成果都出于八十年代以后培养的博士、硕士之手。比如在明清诗文的通史方面,几位博士的专著,朱则杰的《清诗史》、霍有明的《清代诗歌发展史》、陈书录的《明代诗文的演变》,都是各有开拓性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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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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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遗产》(京)1999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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