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政府与宏观调控 应该学会如何自“市场嵌入”中退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22 次 更新时间:2005-08-14 01: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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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 (进入专栏)  

  

  近来,就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宏观调控问题,中国经济学界的讨论蛮多。在国际上,围绕着中国经济是否能通过政府的这次“宏观调控”而实现“软着陆”(还是“硬着陆”?),关注着中国问题的国外经济学家们和观察家们也议论纷纷。国务院近期的一些会议和7月23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公报中曾一再申明,当前中国政府宏观调控措施所“取得的成效还是初步的、阶段性的,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有所缓解,但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因而“宏观调控(正)处在关键时刻”。来自政府决策机构的一些新近信息均表明,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政府对中国经济的所谓“过热”的“宏观调控”(刹车),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回顾20余年的改革历程,前瞻未来发展道路,可以判断,中国经济的宏观增长路径和市场发育进程,均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如果还不能说是“关键时期”的话)。此时此际,一些有关中国经济增长和制度演化进程的一些“基本面”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讨论。

  

  中国经济增长是否真得“过热”了?

  

  今年4、5月份,中国经济学界和政府决策层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判断,这就是中国经济增长自SARS退去以来开始出现了“过热”。接着政府相继出台了一些“宏观调控”措施,包括用通过行政命令和其它行政手段来使中国经济增长“减速”。要调控,要减速,要刹车,一个首先要澄清的问题是:是否中国经济增长真得出现了“过热”?一个连带的问题是,如果判断经济增长确实“过热”了,其衡量标准又是什么?

  今年上半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与去年同期相比,中国经济曾一度出现了超过百分之五十的投资增长率(统计口径和基数使之有夸大和误导的成分),货币发行量也一度高位增加,并出现了一些季度两位(百分)数的GDP增长速率。在实际经济部门运作层面,煤、电、油、钢、水泥和一些其它原材料一度出现短缺并价格上涨,交通运输尤其是铁路吃劲。这已被人们认作为已现实观察和官方统计的事实。但是,这些经济征象被放在一起来考虑,是否就意味着前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增长真得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过热”了?对此,笔者一直怀疑。

  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判断?从中国宏观经济的“基本面”来看,有6大因素(方面)使我们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热说置疑:第一,中国目前有天文数字的城乡储蓄,这说明中国目前不缺乏转化为资本的“现钱”,或者说存在着“资本闲置”;第二,中国有数千万城市待业和失业人口,并且有至少1亿5千万的农业过剩劳动力,这也无疑意味着“劳动力闲置”;第三,目前中国的人均GDP只有1000多美元,并且近些年中国市场需求面上已长期持存了“发展过程中”的“有效需求”疲软和“过剩经济”现象;第四,近几年的双顺差使中国积攒了近5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第五,直到去年,中国经济还一直为数年的通货紧缩所困扰。在资本、劳动、市场、外汇和通货紧缩五个要素并存的这样一个宏观格局中,加上去年SARS肆虐对中国经济增长拟制的“储洪效应”,2003年夏季以来,中国经济出现高速增长,应该说是自然的事,也是值得庆幸的大好事。我真搞不懂经济学界为之紧张什么。一两个季度投资率过高和货币发行量过快,应该说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就凭一两个季度的统计数据,就惊呼什么经济“过热”了,那“过热”的标准是什么?上述5个因素并存,这无疑意味着中国经济有着巨大的增长空间和潜势。从哪家的宏观经济学原理中,能就这一格局推出中国经济增长是“过热”的?5-6%是“过冷”,7-8%是“正好”,9-10%是“偏热”,10%以上是“过热”——这是哪家的标准?谁个的逻辑?在目前中国经济中上述5大因素交织的宏观格局中,为什么中国经济就不能有两位数的增长?如果中国经济还没有达致两位数以上的增长,只能说明还有一些体制障碍卡在经济运行的什么地方。

  当然,我们这样判断,并不排除目前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确实存在着某些“非合意”甚至“不健康”的因素和方面,但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现,除了一些东部发达城市的房地产投资过旺这一现象外,这些“非合意的”因素和方面大都与前两年政府旨在拉动经济增长所采取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密切相关,尤其与各地和各级政府在整个国家的扩张性宏观政策鼓励下贪大求功、追求高增长指标和政绩工程而引发的投资密不可分。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以政府作为投资主体所上马的一些政绩项目,多是些不怎么讲投资效率(回报率)的面子工程,因而也从整体上导致政府扩张性宏观政策所引发的政府投资以及政府行为所引致和支持的投资,鼓动了一种非效率的经济增长。因此,即使在某种程度上或在某些方面同意前段时间中国经济增长确有些“过热苗头”的判断,板子也应该打在各级政府的投资冲动的“头”上,而不应该是打在市场尤其是民间投资的“屁股”上。

  

  政府的行政机制在市场中的嵌入

  

  在20余年的经济改革过程中,中国的市场运行基本框架已逐渐发育成型,并在各地和各个经济部门不断扩展。然而,一个不可置否的事实是,在当今中国,行政控制机制还仍然在市场运行中起很大作用。从宏观经济运行的角度看,中央和各级政府作为一个个投资主体,还是内在于经济中增长加速和减速的主要动力源,而不仅仅只是一种超越市场之外或之上的调节力量。在目前的体制格局中,不但政府投资导向、调控机制、政策手段和其它行政信号直接决定着经济增长速率的高低,民间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也在与政府投资和政府的宏观政策导向所“触发”或“拖动”的。对于这种格局,我将之称作为政府在市场中的“嵌入”。这里所说的政府机构及其行政机制在市场中的“嵌入”,是从社会学家那里借来的一个概念,英文叫“embeddedness”。

  政府在市场中的深嵌,使得我们基本构架刚刚成型的市场经济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体制有很大不同。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参与者们进行着自己的博弈,政府通过财政、货币、环境以及进出口贸易方面的政策、法律和法规来调节着市场,因而实质上是与市场在一个平等地地位上进行着权利与利益的交换,也因而可以引导市场,调节市场,但不(能)命令市场。与之相反,在政府嵌入市场的体制格局中,政府是主人,市场是奴隶。由于政府作为市场的主人不但高高再上,能直接运用行政手段指挥和命令市场,也由于各级政府及其衍生机构直接参与市场交易,使得政府仍旧是市场“过冷”或“过热”——如果这两个词在描述宏观经济运行上是可用的或者说有意义的话——的发动机。政府作为市场博弈的“庄家”深嵌在市场中,政府对市场运行的干预,就不仅仅只是“调节”,而是“调控”了;且政府的“调控”手段,“经济的”、“市场的”甚至“政策的”的调节往往无效的或收效甚微,结果“行政调控”往往是必然选择。

  认识到政府在市场中的嵌入,就会理解我们当前“宏观调控”的性质和特点了。与西方政府多年惯用的“宏观调节”的政策工具有着根本性的差别。西方国家的“宏观调节”的实质是,我抛出一个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的“球”,让你市场来接,因而这种调节的结果是,政府与市场(请注意,我这里不是说市场参与者)在平等“场地”上的进行博弈。与之相反,我们的“宏观调控”,是“调”与“控”的结合,“调”是形式,“控”为手段,“操控市场”才是目的。我们的宏观调控所隐含的前提是,政府是庄家,市场参与者只是“陪赌”,因而从整体上看政府好像是一个骑手,而市场只是政府的坐骑:“鞭子打下去,你会不听?”且在政府深嵌在市场中的格局中,政府一加强宏观调控,自然会强化政府对市场的行政控制,从而使政府进一步深陷市场。在这个问题上,宋国青教授的一个判断(说法)很到位:我们今天所言的“加强宏观调控”,与“加强行政控制”,近乎同义语。我们这里有一点要补充的是,宏观调控中行政机制对市场运行操控的强化,是政府嵌入市场的一个自然结果。当然,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现在的问题是,这次宏观调控真得是必须的?

  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我们不但要学西方的自然科学理论,而且要学国外的管理科学理论”。这句话目前显然已付诸了实践。这多年,我们的经济学家们,我们的政府决策层的“经济”人士,不但学得了企业管理知识,也学到了一些宏观经济管理理论:克林顿政府、布什政府和布莱尔政府会做的,我们的政府当然可以做;美联储会用的,我们的央行也会用。他们能做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做?为什么不能做得更好?至少为什么我们不能学着做?结果,就有了由一些经济学家游说、参与、谋划和鼓动的“宏观调控”这场游戏。

  

  政府“有为地”干预经济的传统文化背景

  

  政府嵌入市场,是中国近半个世纪行政控制经济社会工程试验的在市场发育中一种体残存。长期的行政控制经济实践,不但使政府深嵌在市场中,从而使我国的市场经济基本架构初成时行政控制机制与市场运行机制绞缠在一起,而且在我们的政府决策层遗传下来了一种行为惯性。政府嵌入市场,就自然使得政府的决策者眼睛总是盯着市场,总有内在冲动对市场做点什么:让市场自我运行和发育,那还了得?

  政府在市场中嵌入,加上政府决策者的行为惯性,决定了我们的政治企业家们(诺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语)在宏观政策上总是偏好于“为有为”。政府嵌入市场,也使得政府“有为地”操控市场非常方便,以致方便得如此从容,就如左撇子一伸手就用左手干事一样。格局、导向和行为惯性结合在一起,使得我们的政府决策层无论在何时觉得市场有一点任何“不合意”,就对它不是鞭子猛抽,就是缰绳紧勒。这在近两年的政府“宏观操作”中表现的如此明显。去年这时,我们的经济学家们还判定中国经济增长有些乏力,政府也曾动用所有能用的经济与行政手段刺激经济增长;今年上半年,人们就惊呼经济“过热”了,接着来了个180度的“经济”大转向,不但用所有能用的宏观政策工具节制经济增长,甚至动用行政命令板斧大砍信贷。转得还真快!这说来不怪。因为,这正是嵌入在市场中的政府行政的行为常规和体制惯性。对此,国人已习以为常。—— 这就是我们的体制,这就是我们的机制,甚至就是我们当代的一种“主流意识”。自文革以来,各级政府官员已好像在历次运动中养成了一个较为普遍的行为品格:要么“左”,要么“右”;要么做这,要么干那,总要做点事,并且总想干点大事、有为的事。这种品格反映在我国市场框架初成后政府对市场运作的态度上,就变成了要么刺激经济,要么抑制经济。政府为什么就“闲不住”,即为点“无为”?

  政府要有所作为,要积极操控和驾御市场,这说来不仅仅是过去数十年行政控制经济实践而遗传下来的一种政府行政行为惯性,而且也符合我们中国人数千年遗留下来的主流文化信念:政治,政治,以政来治,以政为治,以政达治。在古汉语中,甚至在日语中,“经济”不就是“政治”的同义语么?!政府不做些事,无有些政绩,能行?现在不都市场化了不?市场,不就是表演政绩的一个舞台么?除此之外,还能是什么别的?这里还有一点且不可忽略:具有这种这种惯性行为的政府政治企业家,又与一些素来矢志于“改造世界”且武装了当代宏观经济学“科学知识装备”的经济学家们灵犀相同、惺惺相惜。加之,在我们常常有志于大有作为的经济学界,有一个较为普遍的误识:在经济市场化之后,宏观调控就成了政府的一种本职、本能和份内的事了。这种误识之所以产生,是因为随着改革中的国门开放,经济学家们所普遍观察到一个现象是,在二次战后,西方政府不时地动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手段来积极地干预经济周期。这样一来,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政府的“宏观调控(经济)”,有凯恩斯的发明专利,因而并非“国产”——倒是有点像是一种进口的“高科技”了。由此,一些经济学家推理如斯:发达国家的政府不是每天都在调控经济么?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政府不都是在时时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热熨斗”,来试图“烫平”商业周期之波的高低么?美联储在不时进行着货币和金融政策运作,格林斯潘老先生也在紧握着美国经济这艘巨轮的舵。他们都在做,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学?为什么就不能做得更“科学”?市场运行框架在我国经济中的初成,也使我们的经济学家乐观地相信,既然市场来了,宏观操作的环境有了,我们自然可以“牛刀小试”,来搞点“宏观调控”了。如果还有什么不同,那惟一的差别是西方国家的政府运用宏观政策工具的“大熨斗”来不断烫平商业周期中的衰退和繁荣的起伏波,我们今天则是用行政手段的“大熨斗”来烫平高速经济增长中速率高低不平的轨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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