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中国学术刊物的发展与学术为本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29 次 更新时间:2005-08-14 00:2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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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正来 (进入专栏)  

  *撰写此文之际,适逢《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五十周年纪念。因此,特将此一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刊物具有反思和批判意义的论文贡献给学报以示祝贺,并最真诚地希望《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能够在推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方面发挥出更重大的作用。

  关键词:学术刊物、知识生产、学术自主性、学术为本

  

  一、对中国学术刊物作用的认识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而且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刊物在不断提高自身水平的同时,也对此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众所周知,一如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还存在许多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那般,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刊物也同样存在着若干我们必须加以反思的问题。当然,在我们进行反思活动之前,我认为,我们必须首先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刊物与学术发展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刊物对于学术发展的可能作用进行分析并做出确当的认识,因为惟有根据这种分析和认识,我们才有可能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刊物的发展问题做出比较有效的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反思。

  一如我们所知,学术刊物经由及时发表重要的具有知识增量意义的学术论文而会在建构学术传统和实质性地推进学术发展的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据此,我们也有比较充分的理由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不断规范化,伴随着中国各种与学术发展相配套的学术制度的建构,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刊物应当在建构中国学术传统和实质性地推进中国学术发展的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具体而言,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进程中,当学术刊物与各种同学术研究配套的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或者当一个论者能否在这些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或发表多少篇论文同他个人的学术职称、福利、名誉乃至生活状况(亦即职称的评定或晋升以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为前提条件)紧密勾连在一起的时候,显而易见,这些学术刊物在中国当下的学术发展中便理所当然地会具有这样一种功能:它不仅会影响每个个别论者的学术研究状况和生活状况,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每个个别论者学术研究水平的高低。

  由此可见,在中国整个知识生产体制中,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刊物应当至少具有这样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中国学术刊物所应当具有的一种常规性的重要作用,即及时反映和发表论者们就各种理论问题所做的具有创新意义的学术研究论文,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中国学术刊物所应当具有的学术的传播作用及评价作用。因为众所周知,知识生产完成以后,其产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凭借这些学术刊物,才得以进入学术交通领域并实现学术成果的公共化的。当然,我们也可以从逻辑的角度上认为,在上述配套制度的影响下,研究者个人会倾向于把他们所撰写的重要论文投给这些学术刊物予以发表。

  中国学术刊物在当下的中国所应当具有的第二种作用,乃是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和方向。在我看来,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进程中,更为关键的是,以各种学术配套制度为支撑的中国学术刊物,经由它们对研究者个人所应当具有的上述影响力以及它们有权决定是否刊用研究者个人的论文,而在这些刊物自身之间逐渐确立起一种极具支配力的逻辑,尽管这种逻辑的形成在一定意义上讲是学术编辑们不意识的或不自觉的。但是,正是这样一种逻辑,不仅应当对每个个别论者的学术旨趣或研究方向产生影响,而且更应当经由这一影响而逐渐对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或走向产生很大的支配作用。

  根据上述对相关学术配套制度与中国学术刊物间关系的认识,我们可以认为,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进程中,中国学术刊物一方面应当反映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而另一方面则应当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和方向,更应当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生产和学术传统的建构方面发挥重大的作用。

  

  二、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

  

  在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刊物在整个中国学术体制中所应当具有的重要作用进行分析以后,我们还必须对这样几个问题做出基本的追问:中国学术刊物是否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如果没有,那么中国学术刊物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与此紧密相关,中国学术刊物为什么起不到它们应当起到的作用?

  当然,进行这种追问的必要性实源出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生产和再生产的实践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个事实性问题,即学术评价制度和职称评定制度都要求研究者个人必须在学术刊物,尤其是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正是根据这一制度性规定,各级学术单位越来越强调学术作品惟有经过学术刊物的发表才能转化为可以得到承认的学术成果。于是,不仅研究者个人追求学术作品的发表,而且各级学术单位要求并奖励研究者发表学术作品,几乎成了中国学术界不容质疑的一种正当之举。

  与此构成鲜明对照的是,尽管为了能够发表自己的论文,研究者个人不仅会要求自己仔细探寻相关学术刊物的趣味设定,而且还会要求自己严格遵循此种设定,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第一,大多数研究者却在自己的实质性知识生产过程中对这些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其他论者撰写的相关论文不仅不予关注,甚至连引证都不愿意做;第二,在明知于这些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有利可图的情形下,许多研究者却仍把相当数量的重要论文发表在不具有指标统计意义的那些“无刊号”的学术连续出版物上,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对这些学术刊物的不重视。

  正是在这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刊物在不知不觉的过程当中、在某种程度上“沦落”成了研究者个人“琢磨”如何能够发表论文的参照工具,而不再成为研究者个人进行学术研究的实质性的知识参照,甚至不再是研究者个人发表其论文的必要平台。

  毋庸置疑,这是一种极其怪异的、背离正常学术研究之道和中国学术刊物所应当具有的重要作用的情形。在我看来,这种情形最为凸显地表现在下述三个日常知识实践的方面:第一,研究者个人在进行学术论文撰写或研究专著撰写的过程中,一般征引的乃是其他论者的个人专著或论文集,而甚少征引或干脆不征引散见于各种学术刊物中的研究相同论题的论文。苏力在其所做的一项试图从法学著述引证看中国法学的研究中所开列出来的一项统计数字颇能说明这个问题——尽管他的分析并不是旨在说明这个问题的;因为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法学论者著作的他引率要比他们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的他引率高得多。

  

  中国大陆法学学者著述的他引情况(1998-2002)[1]

  

  序号 单位 姓名 著作引证合计 论文引证合计

  1 社科院 梁慧星 776 132

  2 人民大学 王利明 721 118

  3 北京大学 陈兴良 521 133

  4 北京大学 朱苏力 456 164

  5 社科院 郑成思 494 97

  6 政法大学 江 平 313 94

  7 北京大学 沈宗灵 605 70

  8 北京大学 贺卫方 349 81

  9 北京大学 罗豪才 340 81

  10 人民大学 赵秉志 357 76

  11 吉林大学 张文显 581 55

  12 北京大学 储槐植 164 94

  13 北京大学 陈瑞华 187 88

  14 清华大学 张明楷 350 62

  15 行政学院 应松年 269 73

  16 法学会 郭道晖 119 111

  17 文化部 梁治平 401 43

  18 清华大学 张卫平 112 95

  19 清华大学 王保树 126 74

  20 人民大学 杨立新 140 64

  21 厦门大学 徐国栋 186 55

  22 社科院 孙宪忠 108 78

  23 人民大学 江 伟 117 74

  24 北京大学 姜明安 135 47

  25 人民大学 高铭暄 499 19

  26 武汉大学 马克昌 304 36

  27 上海交大 童之伟 21 105

  28 清华大学 崔建远 96 75

  29 政法大学 王名扬 491 3

  30 武汉大学 韩德培 208 37

  

  第二,在培养学术梯队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中,亦即在大学的教授们为那些在未来有可能成为学者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所开列的“阅读文献”或“必读文献”中,或者在硕士生和博士生所提交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中,都存在着一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刊物论文严重缺位的问题。换言之,在教授们和研究生的眼中,无论是对于教学还是对于学术研究来说,重要的是那些研究者出版的个人专著和论文集,而不是由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刊物所发表的那些学术论文。

  第三,晚近20余年来,中国学术界出版了相当数量“无刊号”的专业性或学术性的连续出版物,这可以说是“学在民间”的繁荣[2]。据论者的分析,这类学术“刊物”大约有500种,每年发表论文约15000-18000篇,而且从总体上看,其学术品位也堪称上乘[3]。在这类学术“刊物”中,其间得到学术界认可的至少有《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学人》、《中国书评》、《论证》、《中国文化》、《学术思想评论》、《中国学术》、《中国社会科学评论》、《经济学季刊》、《国学研究》、《原道》、《国际汉学》、《历史地理》等刊物。这些学术“刊物”有着这样两个一般性的特征:一是其学术委员会都由著名的专家学者组成;二是其文稿一般都是长篇大论,学术影响极大。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学术“刊物”不仅没有刊号,而且也很难进入任何“文摘”刊物,更无资格进入类似于“核心期刊”的指标统计系统。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上述现象的存在却为我们思考中国学术刊物的发展情形从另一个维度开放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性问题,即有相当数量的研究者把他们撰写的相当数量的重要论文发表在上述不具有指标统计意义的“无刊号”的学术连续出版物上,而其间不乏影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转换、推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高质量论文。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刊物在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和生产者培养的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很好地发挥它们所应当具有的影响研究者个人进行学术研究的知识参照作用,而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研究者个人“琢磨”如何能够发表论文的参照性工具,进而成为研究者个人在相关学术制度安排的要求下谋求“统计指标”的一个必需的途径。换言之,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刊物渐渐演变成了一种提供统计研究者知识产品之指标的形式制度,并在一定意义上丧失了其作为研究者个人学术研究的知识参照作用和引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实质性作用。因此,我认为,这个问题不仅是那些主管研究单位或主管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刊物的行政机构所必须直面的问题,也是实际掌控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刊物之命运的广大编辑们所必须直面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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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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