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清代文学的特征、分期及历史地位

——《清代文学通论》引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46 次 更新时间:2014-12-23 22: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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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寅 (进入专栏)  

   文学的历史虽是生生不息的永恒过程,但在一定的时间内却呈现为某种明显的历史、文化特征,文学史家根据这种特征划分出文学史的时代。在许多时候,文学史的时代并不和王朝的起讫相吻合,但在一些时期,由于王朝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状况的特殊性使得孕育于其中的文学史具有一种相对的自足性时,以王朝为单位来叙述文学史,就变得简明而有效。清代从长时段的眼光来看,往往被视为现代性发生和社会转型的时代,清代的历史因而被分割为分属古代史和近代史的两段。但如果从文学史的眼光来看,则清代正是古代文学史的终结,现代文学的蜕生。这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的黄昏,西天的晚霞依然灿烂,但夕阳的余辉终究不能使古典文学的天空更加绚丽。20世纪伊始,古典文学衰亡与现代文学孕育相交织的文学史,在黄昏的挽歌中迎来黎明的欢欣。

     一、清代文学的历史地位

   自元代虞集倡“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之说,焦循《易余籥录》历举商、周《三百篇》、楚骚、汉赋、魏晋六朝五言、唐律、宋词、元曲、明人八股为“一代之所胜”,而没有提到本朝。相比往代,清代确乎难以举出公认的代表性文体,似乎什么文体都有成就,又似乎什么文体都缺乏有力度的创造,让人感到清代文学缺乏特点。如果硬要举出清代文学的特点的话,这缺乏特点本身或许可视为一个特点。正如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绪论中指出的:

   清代学术有一特殊的现象,即是没有它自己一代的特点,而能兼有以前各代的特点。它没有汉人的经学而能有汉学之长,它也没有宋人的理学而能撷宋学之精。他如天算、地理、历史、金石、目录诸学都能在昔人成功的领域以内,自有它的成就。就拿文学来讲,周秦以子称,楚人以骚称,汉人以赋称,魏晋六朝以骈文称,唐人以诗称,宋人以词称,元人以曲称,明人以小说、戏曲或制义称,至于清代的文学则于上述各种中间,或于上述各种以外,没有一种比较特殊的足以称为清代的文学,却也没有一种不成为清代的文学。盖由清代文学而言,也是包罗万象兼有以前各代的特点的。[1](P6)

   文学发展到清代,不仅各种文体都已齐备,文体资源的开掘也达到一定的程度,创作更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以至清人没有多少拓荒的余地,只能在守成的基础上做点雕镂润饰的工夫,丰富一下古代文学经验的艺术细节。叶燮论古代诗歌发展史曾说:“汉魏诗如初架屋,栋梁柱础门户已具,而窗棂楹槛等项,犹未能一一全备,但树栋宇之形制而已。六朝诗始有窗棂楹槛,屏蔽开阖。唐诗则于屋中设帏帐床榻器用诸物,而加丹垩雕刻之工。宋诗则制度益精,室中陈设种种玩好,无所不蓄。大抵屋宇初建,虽未备物,而规模弘敞,大则宫殿,小亦厅堂也。递次而降,虽无制不全,无物不具,然规模或如曲房奥室,极足赏心,而冠冕阔大,逊于广厦矣。夫岂前后人之必相远哉?运会世变使然,非人力之所能为也,天也。”[2](《原诗·外篇下》,P602)这段话指出了后人在追求文学独创性时面临的困难,不同时代的文学家所面对的文学遗产确实是不同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文学史命运。两千多年的文学史积累为清代作家提供了最丰富的艺术经验,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压缩了他们的创造空间,再考虑到科举制度在排斥文学、消耗士人的创造力上对整个文学生态的负面影响,清代文学要取得超越前代的伟大成就简直就没有希望。无论在“影响的焦虑”还是在“英华果锐之气皆敝于时文”[3](卷七《赠淳安方文辀序》,P190-191)的意义上,清人对此都是有清楚的意识的。在内心深处,大多数人已完全丧失了与古人竞争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还怎么能指望他们的写作爆发创造力的火花呢?

   但这么说绝不意味着清代文学整体上缺乏创造性和艺术水准,事实上不同文学门类在清代所取得的成绩并不是等值的,戏曲小说方面的成就要更高些。清代戏曲首先是“协律订谱,实远出朱明之上”,其次是结构紧密,剪裁得当,“长剧无冗费之辞,短剧乏局促之弊”,[4](P170)在音乐性和戏剧性两方面都向更适宜舞台演出的方向前进了一步。洪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将作家自身经历沧桑世变的体验融入历史叙述中,大大强化了历史剧思想内容的深度和戏剧结构的复杂性,提升了杂剧的艺术表现力;李渔的剧作则以丰富的舞台经验为依托,格外强化了舞台演出的观赏效果。花部的加入使古典戏曲的形式和内容愈益丰富,不仅丰富了传统戏曲音乐的风格,同时也丰富了戏曲作品的题材和表现手法。清代小说创作也很繁荣,白话小说不仅诞生了《红楼梦》、《儒林外史》这样的旷世巨著,也涌现了《歧路灯》和《镜花缘》等一批风格鲜明、技巧成熟的长篇,显示出文人小说形式的成熟和技巧的进一步开拓;以《聊斋志异》、《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为代表的文言小说,也在传统小说形式中注入了新鲜的现实生活内容,以风格和表现手法的多样化,在唐宋传奇之外开辟一个新的境界。此外如弹词、宝卷、子弟书及各种时调俗曲的创作,到清代由附庸蔚为大国,大大丰富了俗文学的阵容,形成市民阶层的俗文学与士大夫阶层的雅文学分庭抗礼的局面。传统文学样式的写作,虽不及通俗文学成就卓著,但细加品量,也有不俗的成绩:填词号称中兴,名家、流派辈出,以至晚近名家有“词的境界,到清朝方始开拓”(文廷式语)之说;[5]骈文依托于作家普遍的学术背景,名家云起,创造出深闳博丽的时代风格,足以与六朝前后辉映;古文以桐城派为代表,熔义理、考据、词章于一炉,在经学的滋养下,推陈出新,形成强大的流派阵容;散曲创作蔚为大观,作品空前丰富;辞赋作品在艺术技巧上虽较少开拓,但题材多样,内容广泛,使古老的文学体裁焕发了新的生命力。清代文学中创作量最大的诗歌,由于作品浩繁和时代接近,未经历史淘汰,鱼龙混杂,一向颇遭人轻视。实际上如果将清诗汰剩五万首,其精美程度也许就不亚于唐诗。即使以绝对标准来衡量,从清诗中选五十家也不会输于唐人的。如果选十家,比如钱牧斋、吴梅村、施愚山、屈翁山、王渔洋、袁简斋、赵瓯北、黄仲则、黎二樵、龚定庵,那就不仅能与唐人分庭抗礼,甚或有唐人未到之境。文学史是否适宜用进化论来解释尚可斟酌,但退化论的观念却是绝对不适宜的,尤其是在文学批评方面,文学批评的水准一定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步的。在学术风气浓厚的清代,文学批评也受到学术风气的熏陶,显示出鲜明的学术性和实证精神,提升了批评的学术性。如果硬要在清代文学中举出一门代表性艺术的话,那我倾向于投文学批评一票。

     二、清代文学的历史分期

   清代文学的历史分期较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困难,难点在于清代200多年的历史上横跨着一个比附政治史上的“近代”概念而生的“近代文学”概念,其起讫是道光二十年(1840)至民国八年(1919),以鸦片战争为界,清代前、后期的文学被分属于古代和近代两大文学史时段。在尚未受“近代”概念范围的早期文学史著作,如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中,还能简单地将清代文学分为清初遗臣文学、康熙文学、乾嘉文学、道咸以后之文学四期,后来的著作几乎都不能摆脱“近代”概念的影响。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三期七段的划分,上古期(3世纪以前)先秦、秦汉,中古(3世纪到16世纪)魏晋至唐天宝末,唐至德至南宋末,元至明正德末,近古(16世纪至20世纪初)明嘉靖至鸦片战争,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清代文学实际上是被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以王朝为单位的李修生著《中国文学史》第四卷,将清代文学史分成三个时期,前两段与一般看法相同,第三段则以近代文学史的起点为限,将道光二十年以后划为晚清文学。这样的处理虽“主要着眼于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体现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所呈现的阶段性”,[6](P12)但不可否认其中仍有对政治史分期的依赖。政治史分期是否可以成为文学史分期的依据,文学史的阶段是否与历史时代的演进相吻合,还是有待于深入研究的问题。[7]本书既是按王朝分卷,仍旧以清代为自然段时来考虑其分期。

   但即使以朝代为单位来划分时期,依然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文学发展到明清两代,除了社会和精神内容的空前丰富外,创作格局上一个最明显的态势就是文学样式齐备,诗文辞赋、戏曲小说、弹词说唱和文学批评各部门都涌现出数量可观的作品。文学样式的丰富和创作的多元化,已使文学史叙述难以作单一视角或标准的分期。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是少有的按文学的总体倾向来划分清代文学史的尝试,分为顺康雍、乾嘉、道光至光绪十五年、光绪十五年至清末四段。第四段以光绪十五年为起点的理由是前一年康有为上书请求变法,本年又是光绪亲政的开始。[8](前言,P248)虽然作者说这只是约略的划分,前后几年也没关系,但这仍是个政治视角的划分,要适用于众多文体,恐怕还有一定困难。文学样式间的不同步性,决定了文学史著作的分期不得不顺应文学生态的变异而变通,文学史叙述只能是多线式的,不同文体分别对待。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将清代诗歌分为清初、康雍、乾嘉、鸦片战争前后、诗界革命及清末五期,而散文只分三期;[9]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以鸦片战争为界分前后两部分外,不再作进一步的分期,而代以不同作家群和不同文体的分论,都反映了文学史叙述的这种特殊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持编纂的十四卷本文学通史,明清两代干脆按文学样式而非时期来分卷,也不失为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事实上,也只有进入文体发展史的内部,我们才可能谈论一种具体的阶段性,从而避免庞杂和混淆的解释和不必要的纷争。这一工作是留待给正文的任务,绪论不能成为各种文学门类的历史进度表。绪论要讨论的是较能体现整个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它通常集中于较能体现不同时期的文学精神和风格特征的文体,在清代这种文体仍然非诗歌莫属。这不只是因为诗歌拥有最丰富的作品和相关参考文献,还因为诗歌最直接和全面地表达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内容和艺术趣味。

   关于清代诗歌的分期,学术界的看法基本是四期,只不过具体年代的划分有所不同。晚清杨希闵在《诗榷》中曾将清代诗歌分为四期,其断限分别为清初至康熙三十年(1691)、康熙中至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中至道光末(1850)及咸丰以后。(注:杨希闵《诗榷·国朝人诗补录》,江西省图书馆藏本。其中收入同治元年所撰《诗轨序》,书当编成于同治间。)杨书成于同治至光绪中叶,其分期基本对应了清代诗歌的几次转折,很有历史眼光,但此书只有稿本存世,未产生影响。后陆草《清诗分期概说》一文见解大致相同,差别只在第二期始于康熙二十年,终于雍正末。[10]朱则杰《清诗史》只写到龚自珍,[11]而将道光以下归入近代,合顺康、雍乾、嘉道三段实际是四期。严迪昌《清诗史》分顺康、乾嘉和道光以后三段,[12]但顺康段分上下编,分别讨论遗民诗人群和新朝诗人群,其实是将顺治、康熙前期和康熙中后期、雍正分为两个阶段。我的看法,康熙中期、乾隆中期和咸丰初分别是清代诗歌发生转变的关节点,其间的雍正、道光属于过渡时期,究竟从前还是从后,按不同的诗歌史解释会有不同的归属。所以粗分则为四期,细分则为五期,差别只在道光以后是否再分为二。1923年陈衍在《近代诗钞序》中曾从诗坛盟主的更替来划分清诗的时期:

   有清二百余载,以高位主持诗教者,在康熙曰王文简,在乾隆曰沈文悫,在道光、咸丰则祁文端、曾文正也。文简标举神韵,神韵未足以尽风雅之正变,风则《绿衣》、《燕燕》诸篇,雅则“杨柳依依”、“雨雪霏霏”、“穆如清风”诸章句耳。文悫言诗,必曰温柔敦厚。温柔敦厚,孔子之言也。然孔子删诗,《相鼠》、《鹑奔》、《北门》、《北山》、《繁霜》、《谷风》、《大东》、《雨无正》、《何人斯》以迄《民劳》、《板》、《荡》、《瞻卬》、《召旻》,遽数不能终其物,亦不尽温柔敦厚,而皆勿删。(中略)夫文简、文悫生际承平,宜其诗为正风正雅,顾其才力为正风则有余,为正雅则有不足。丈端、文正时,丧乱云膴,迄于今变故相寻而未有届,其去小雅尽废而诗亡也不远矣。

他没有提到清初的诗坛盟主钱谦益。正是由于钱谦益的鼓动,王渔洋继而提倡,这才有清初诗坛炽盛一时的宋诗风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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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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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4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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