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清代文学的特征、分期及历史地位

——《清代文学通论》引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94 次 更新时间:2014-12-23 22: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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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是为清诗一变。康熙十八年(1679),清廷武功告成,肇兴文治,开博学宏词科,王渔洋以新朝诗人领袖羽仪风流,宏奖后进,影响所及,整个康熙中后期直到雍正间,神韵诗风成为诗坛主潮,清诗为之一变,而自家面目出。雍正后期延及乾隆中,康熙朝名家逐渐凋落,神韵诗末流弊端渐显,沈德潜以耆年宿望主盟诗坛,以格调之实救神韵之虚,守成而已。乾隆中袁枚声名日盛,以性灵说摧廓传统的羁绊,最大限度地发挥诗歌的自我表现机能,天下向风,百态杂陈,清诗于是又一变。乾隆三十二年(1767)王鸣盛撰《苔岑集序》云:“集中所录,类皆弄草拈花,模山范水,或吊古而伤逝,或送别而怀人,风月之外,绝少慨慷;酒歌之余,都无感慨。在曲论者,漫以浅易见遗;而深识者,正复以高奇见贵。何者?(中略)吾侪生长升平,优游熙洽,立言固宜尔尔,孰谓闲适之文,无与于论世之助,必无病呻吟,乃系名教哉?”这不只是当时文士为他们歌舞升平、风流自赏的辩解,言下也曲折地流露出避忌文网的意识。嘉道之间,学术盛而诗文不济,与学风的调和汉宋相应,诗歌观念也趋于折衷与融合,文章写作则出现不拘骈散的倾向,[14]文学创作总体以流连光景、嘲风弄月为主流,度过一个最平庸的时期。

   道光二十年(1840)的鸦片战争,向来被视为中国社会历史产生突变的转折点,此后的80年被称为近代史,道光二十年后的清代文学也就顺理成章地被称近代文学。学术史研究者认为,最早把近代文学史界定为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是吴文祺《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吴文开宗明义就指出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块画时期的界石”,[15](P558)其观点显然是比附于政治史分期的。但文学史的节奏毕竟不同于政治史。照梁启超的看法:“文化史的年代,照例要比政治史先走一步。”[16]而具体到文学,我看情况恰好相反,文学史的年代似乎总比政治史后走一步。吴文祺指出,在鸦片战争促发的诸多变动中,文学的变动最晚,直到戊戌变法后才开始,突出标志是维新派的“文学改良运动”、“王国维的文学批评”和“章炳麟的文学主张”。的确,鸦片战争对文学的影响并没有像近代文学史分期所象征的那么大——那毕竟只是天朝的边警,仅仅在广东和长江下游部分作家的作品中略有反映,而未曾在文坛激起广泛的反响。这一事件对历史的深远影响要到很多年以后才能为人们品味出来。当时真正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是太平天国起义,这场波及大半个中国的内战给文学带来的影响,不是“沉重地打击了以孔孟为核心的文艺观”[17](P119)——“发匪”对传统思想的破坏绝不足以动摇士大夫阶层的思想基础,而是像唐朝的安史之乱,彻底结束了一个王朝的太平盛世,将中国社会带入风雨飘摇的多难时代,从而使整个文学的创作风貌发生转变,连带文学批评也随之变异,诗文中正面或侧面涉及战乱的作品层出不穷,诗话也出现魏秀仁《陔南山馆诗话》、徐贤杰《三山诗话》、盛钟歧《崇道堂诗话》等热衷于记载时事之作。这可以理解为清代文学第四期的发端,从此以后文学风气日渐由轻浮转向质实,由流连光景转向干时济世。

   历来谈清代学术,通常说清学凡三变,顺、康间为程朱、陆王之争,乾、嘉间为汉、宋学之争,道光以后为古、今文经学之争。实际到咸、同之际,又出现了第四变——中、西学之争。咸丰十一年(1861),清廷设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以务实的态度对待国际事务;同治六年(1867)设同文馆,聘请西人教习西语西学,举国上下,风气为之一变。以致时人感慨:“今之以学外夷为经济者,遍天下皆然。其始盖犹以汉学为名,近且公然横议,号曰西学。”[18](《答夏涤庵书》)“盖自寇乱平而洋教兴,儒生诵习,亦惟时务是趋,人人骛于功利矣。”[18](《复徐季和先生书》)这是清代社会进入变革时期的显著标志。黄人《清文汇序》论同治太平天国平定后的思想文化变革态势,说:“中兴垂五十年,中外一家,梯航四达,欧、和文化,灌输脑界,异质化合,乃孳新种,学术思想,大生变革。”文学精神也随之嬗变。陈衍《近代诗学论略》云:“道光之际,盛谈经济之学。未几,世乱蜂起,朝廷文禁日弛,诗学乃盛。故《近代诗钞》断自咸丰之初年,是时之诗,渐有敢言之精神耳。”与敢言相伴的,不仅是时事内容进入诗歌,艺术风格也出现了醒目的变化,即陈衍指出的,同光以后“蕲向杜韩,为变风变雅之后,变本加厉。言情感事,往往以突兀凌厉之笔,抒哀痛逼切之辞。甚切嬉笑怒骂,无所于恤。矫之者则为钩章棘句,僻涩聱牙,以至于志微噍杀,使读者悄然而不怡”。由此看来,最早阐释近代文学发展的胡适以曾国藩之卒为象征性标志,将同治十一年(1872)定为近代文学的开始,[19]还是可取的。

   至于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光绪二十四年(1898)以戊戌维新为近代文学的起点,认为直到此时“古旧的中国总算有了一点近代的觉悟”,才是“中国文学有明显变化的时候”,(注:参看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第3页,中华书局1929年版。作者在一年后出版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中又将近代文学的起点上推到甲午战争(1894)。又,卢前《近代中国文学讲话》也是“从同光讲起”,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1930年版。)乃至刘纳认为学的观念、主题、形式的变化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以后才开始,[20]都有各自的道理。事实上是甲午的战败,彻底打消了国人最后一点盲目自大之心,于是士大夫竞讲新学,议富国强兵之道,社会风气因而自由开放。戊戌维新后,梁启超的报章文体风靡天下,与方兴未艾的西洋文学翻译相呼应,造就了晚清小说创作的繁荣,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使文学的变革较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急剧并迅速传播,最终接引新文学运动的到来。问题是既然以变革为文学史分期的依据,就应该考虑到渐变和突变的不同。突变可以取转变之点为断限,而渐变通常只能以滥觞为断限。正如上文所述,咸丰初是晚清文学渐变之滥觞,取为分界点是适合的。顺便提到,民间国学者的“近代”概念,有可能受日语名词的影响,是指今所谓的“现代”。呈现在学术史视野中的有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的文学分期的歧见,(注:有关近代文学的分期及断限之争,可参看北京出版社“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系列中裴效维、牛仰山撰《近代文学研究》第二章“近代文学史的分期与断代研究”,此书对近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论争都有清楚的梳理。)部分原因是术语的歧义,部分原因是学者们在分期依据上缺乏共识。这暴露出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在原理论上的薄弱,有必要加强有关基础理论的研究,同时进一步反思文学史“近代”概念成立的依据。(注:近年学界主张取消“近代文学”的见解,见郑利华《中国近世文学与“近代文学”》,《复旦学报》2001年第5期。)

     三、清代文学的时代特征

   无论从哪方面看,清代都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最复杂的时代。它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末日和现代社会的前夜,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段历程;它是一个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疆域最为辽阔,人口最为众多,清廷既崇尚汉文化又压抑汉族士大夫的民族政策和政治制度,使满汉关系一直处于尖锐对立和斗争的紧张状态中。明清易代之际,士人以文学寄托亡国之恨和对满清统治者的仇恨;鸦片战争以后,国势的衰亡,使汉族士大夫的排满意识重新在政治改革的呼声中高扬。面对清廷的政治禁锢和文字狱恐怖,文化启蒙和个性解放的欲求始终在文学中涌动,并借助于某些时机迅速地澎湃开来;置身于封建社会末世,对国运世事充满失望和无奈的感伤心态,接触西方近代文明而产生的新奇感受和进退失据的复杂心情,无不反映在文学中,使文学再现社会生活的广度和表现内心情感的深度都达到前所未有的境地。更兼政治、法律、教育乃至新闻制度的滞后,许多本应由政治、法律等承担的思想文化建设被转嫁给文学,使文学负荷了过于沉重的思想内容。以致清代留下的大量文学文本常首先被作为政治、经济和思想史文献来阅读,而各种《经世文编》和《清诗纪事》正是在这样的意识主导下编纂的,无形中将人们对清代文学的注意引向经世而非审美的方向。

   事实上,当代学者眼中的清代文学,首先在纪实性和叙事性上显出特色。相对于历来的文学传统,清代的文学创作首先表现为叙事文学的繁荣。在传统文学形式中,诗歌的叙事性最引人瞩目。“以诗歌叙说时政,反映现实,蔚为有清诗坛总的风气,十朝大事往往在诗中得到表现,长篇大作动辄百韵以上。作品之多,题材之广,篇幅之巨,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叙事性是清诗的一大特色,也是所谓超明越元、上追唐宋的关键所在。”[21]从吴梅村《永和宫词》、《圆圆曲》、胡天游《烈女李三行》到王闽运《圆明园词》、刘师培《癸丑纪行六百八十八韵》、王国维《颐和园诗》,这类叙事性的长篇巨制已同人们对清诗的联想联系在一起,成为清诗标志性的特点。骈散文章中叙事性和纪实性作品也占有很重要的位置,重大事件、人物传记、祥瑞灾祸乃至奇闻异事,都被热心地记述和书写,充实着叙事文学的库存。不能不提到的是,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分化和城市生活的繁荣,造成表现市民阶层的生活和意识的通俗文学的长足发展。戏曲、小说以及鼓词俗曲等说唱文学,不仅成为市民阶层文化消费的主要形式,甚至也深入到士大夫及其眷属的日常生活中,同时将市民阶层的价值观、审美趣味和文学素材带进士大夫的写作,对士大夫文学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导致士大夫文学传统的分裂和变形。

   明清时代,传统形式的文学写作与前代最大的不同就是遭受科举严重的侵害,正如黄生所说:“谈诗道于今日,非上材敏智之士则不能工。何也?以其非童而习之,为父兄师长所耳提而面命者也。大抵出于攻文业举之暇,以其余力为之,既不用以取功名,博科第,则于此中未必能专心致志,深造自得,以到古人所必传之处。”[22]士人只有少年得志方能究心文学,否则白首场屋,精力消耗于举业,文学难以有成。这总体上决定了明清两代传统文学形式的创作难与前代争胜的结局,时人很清楚这一点,并深感绝望,这使他们更加气馁,丧失与前人争长的气概。严酷的科举竞争将大批失意才人挤出仕途,而商业化的通俗文学领域适时地接纳了他们,甚至诱惑他们。通俗文学市场的商业竞争造成新的人才流向,市场竞争机制与刻书业的发达相呼应,共同造就了通俗文学创作的繁荣局面,同时改变了传统的文学格局。而作家的才能也适应这种变革走向多元化,涌现出吴伟业、丁耀亢、金圣叹、尤侗、黄周星、董说、蒲松龄、廖燕、曹寅、吴绮、孔尚任、洪升、徐大椿、吴敬梓、郑板桥、蒋士铨、屠绅、黎简、王昙、舒位、姚燮、汪端、魏秀仁、苏曼殊等一大批在传统文学和通俗文学两方面都取得很高成就的作家,他们在通俗文学方面的成就也许更为今人所瞩目,当代学者编纂的文学史已表明这一点。

   比起戏曲小说创作的辉煌成就来,清代传统诗文的写作似乎没什么特别的光彩夺目之处。在今人撰著的文学通史中,清代诗文词赋已退居较边缘的位置,被用简略的笔墨轻轻地带过。诚然,清代传统文学领域的创作,确乎不如通俗文学那样表现出更多的创造性,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这决不意味着通俗文学的总体成就超过了传统文学,或者说通俗文学取代传统文学占据了主流地位。毫无疑问,传统文学依旧是清代文学的主流,只不过它已丧失了在前代拥有的强大势能而已。对文学来说,最大的困难永远来自形式方面,如何用一个新颖的或者说独特的形式来表达自己想要说的东西,是每一个有作为的文学家无法摆脱的苦恼。生当封建时代的末世,似乎古汉语的一切表现形式都已被前人用完,甚至连要表达的东西也都被前人表达过了。在近代社会姗姗迟到之前,作为传统文学创作骨干的士大夫阶层似乎已失去了表达新东西的冲动。传统文学形式正在变成无源的死水,还有什么能在死水上激起微澜呢?

清代是个学问的时代,学人未必都能诗,但一定能写文章,而诗人也很少有没有学问的,于是在一部分作家手中,学问成了他们向前代作家挑战的利器——以学问为文,以学问为诗,甚至以考订议论为诗。朱彝尊《斋中读书》五古组诗滥觞于前,赵翼、洪亮吉、翁方纲、施朝干等人扬波于后,在乾、嘉之际煽起一股以诗论学的时尚,招致袁枚“误把抄书当作诗”的批评。尽管如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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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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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4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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