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75 次 更新时间:2014-12-23 22:3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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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寅 (进入专栏)  

   文学史发展到明清时代,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地域性特别显豁起来,对地域文学传统的意识也清晰地凸显出来。理论上表现为对乡贤代表的地域文学传统的理解和尊崇,创作上体现为对乡里先辈作家的接受和模仿,在批评上则呈现为对地域文学特征的自觉意识和强调。以地域文学为对象的文学选本,也许是明清总集类数量最丰富、最引人注目的种群。而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数量庞大的郡邑诗选和诗话,显示出强烈的以地域为视角和单位来搜集、遴选、编集、批评诗歌的自觉意识。(注:有关这方面的文献,详见松村昂《清诗总集131种解题》(大阪经济大学中国文艺研究会,1989年);蒋寅《清代郡邑诗话叙录》,载《古典文献研究》1993-1994年合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这种意识是诗歌创作观念中区域性视野和创作实践中地域性特征的自然反映,也是我们研究清代诗学首先必须注意的重要问题。就现有论著看,这个问题还没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希望结合自己研究清代诗学获得的认识,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地域文化和地域文学的发展

   正如拉布拉什所说:“一国的历史不可同国人居住的地域相脱离。”(注:转引自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顾良、张泽乾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15页。)中国疆域辽阔,地形复杂,人口繁密,民族众多,自古以来产生了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当代研究地域文化的学者,根据地貌特征将地域文化概括为河谷、草原、山岳和海洋四种类型,认为河谷文化内聚力和包容性突出,草原文化流动性和外向性强,山岳型文化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而海洋文化则以开放性和冒险精神为特征。中国从秦汉以后形成统一的集权国家,不同类型的地域文化互相接触、交融,结果以农业为主体的混合型文化——河谷文化逐渐成为主流,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注:参见李桂海《对我国地域文化发展特点的一点思考》,载《云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这是就中国文化总体的地理特征来说的,具体到古代中国文化的内部,我们还需要具体分析在行政区划上形成的区域文化或者说乡土文化。布罗代尔曾指出:“任何领土区划在过去同时也是社会区划,因为规模不等的每一个小社会都在一块领土上栖身,都有自己的边界和存在的理由,并且首先依赖自身的内在联系而生存。这些领土区划便是村庄、集镇、城市和省区。”(注: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第51页。)自从唐代行政区划将天下分为10道358州府,至元分为12省392州府,后世州县大体相沿,地名与行政疆界均趋定型,由是地域文化传统得以在漫长的时间内由逐渐认同而趋成型。

   尽管地域传统的外延通常以行政区划为标志,但其精神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风土即地理征候相关的。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曾提出,支配人们的东西有许多——气候、宗教、法律、政府的准则、过去的榜样、习惯、风俗,但只有包括土壤肥瘠在内的气候带才是“支配一切的东西”。这种地理环境决定论也是中国古代关于地理文化的基本思想,中国早期的思想家一致认为,人的气质决定于风土。《孔子家语》有云:“坚土之人刚,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细,息土之人美,(土毛)土之人丑。”而有关风土与生活方式的关系的思考,最早可以追溯到《黄帝内经素问》卷二异法方宜论篇第十二,后《汉书·地理志》、《乐志》就风土与人习性的关系作了解释,由此产生曹丕《典论·论文》的地域气质论(徐干时有齐气)。六朝时代,人们已注意到地域与学风的关系,《世说新语·文学篇》、《颜氏家训》“风操篇”、“音辞篇”都指出南北方学风、民俗乃至语音的差异,后引发王鸣盛《蛾术编》卷二“南北学尚不同”、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的全面研究。然而就文学来说,直到唐代,地域观念还很淡漠,文学很少被从地域概念下谈论。(注:龚鹏程《区域特性与文学传统》一文曾注意到这一点,载《古典文学》第十二辑,台北:学生书局,1992年。)虽然出现了殷璠《丹阳集》这样的地域性诗选,但由于文化中心比较集中,尚不能形成多元的诗坛格局,偶有不同的流派和风格出现,也往往是由作家的不同身份形成的,如唐代大历年间的地方官、台阁官僚和方外之士三派。文学创作中的地域差异,实际上到宋代才开始凸显出来(注:参见祝尚书《论南宋文学的东西部差异》,载《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江西诗派作为文学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流派,虽然其凝聚力在于风格而非地域,所谓“诗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注: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诚斋集》卷79,四部丛刊本。),但它以地域冠名仍标志着地域观念在诗学乃至文学中的普及和明朗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明清时代疆域开拓,交通发达,强大的一统国家的形成有力地促进了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不仅江、浙、赣、川等自唐宋以来文学基础雄厚的地区文学事业持续繁荣,闽、粤、滇、黔等历来较闭塞落后的地区,也成为新兴的文学基地。除了东北、西北风不竞外,广袤的中华大地已形成不同往昔的多元的文学格局和异彩纷呈的地域特征。明初开国,由越派、吴派、江西派、闽派、五粤派瓜分诗坛的局面,可以视为一个象征性的标志,预示了以地域性为主要特征的文学时代的到来。(注:明初诗坛五派之说,出自胡应璘《诗薮》续编卷1,具体研究详见王学泰《以地域分野的明初诗歌派别论》一文,载《文学遗产》1989年第5期。龚显宗《明洪建二朝文学理论研究》(台北:华正书局,1986年)以岭南诸子无关乎文学理论之作,而代之以徽派,亦可参看。)清代的文坛基本是以星罗棋布的地域文学集团为单位构成的,除文学史常提到的桐城、阳湖派古文,常州派骈文,阳羡、浙西派词,吴江派戏曲,诗更有虞山派、河朔诗派、畿辅七名公、江左三布衣、岭南三大家、西泠十子、关中三李、浙西六家、岭南四家、娄江十子、江左十五子、吴会英才十六人、辽东三老、江西四才子、吴门七子、嘉定后四先生、后南园五先生、毗陵四子、越中七子、高密派、湘中五子等等,诗社更是不胜枚举。可以说,地域诗派的强大实力,已改变了传统的以思潮和时尚为主导的诗坛格局,出现了以地域性为主的诗坛格局。

   在这样的诗坛格局中,经常呈现多元的诗歌观念共存并兴的局面,风格倾向和艺术趣味异彩纷呈。明清之交,程孟阳、钱谦益提倡宋诗以矫七子拟古之弊,其弟子冯班辈却学晚唐温、李,世称虞山派;乾隆中,正是格调派和性灵派竞雄之际,山东高密人李怀民编《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二卷,提倡贾岛、姚合一派诗风,乡里景从,形成一个有理论主张,有纲领文件,有清晰的风格趋向的高密诗派。(注:汪辟疆:《论高密诗派》,原刊于《国风半月刊》第七期,收入《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到道咸之际,宋诗风方兴未艾,王闿运在长沙与邓辅纶等在长沙结“兰林词社”,不取唐宋近体,而效法曹阮二谢,后发展为湖南一地的汉魏六朝诗派。此类地域诗派的出现,改变了往常思潮和时尚主导的一统局面,使诗坛格局变得复杂起来。当代学者划分乾隆时代的诗歌流派,有沈德潜为首的格律派、姚鼐为首的桐城派、袁枚为首的性灵派和从厉鹗、杭世骏到钱载的浙派之分(注:参见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湖南出版社,1996年)第119页。),看似分类标准有逻辑缺陷,但某种意义上却反映了当时的实情——地域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纽带,将诗人们联系起来,其力量甚至超过时尚。

   明清时代流派纷呈、门户林立的诗歌创作,不只引发批评对诗歌风土特征的注意,更激起对诗歌的地域文化、文学传统的自觉意识和反思,在传统的风土论基础上形成更系统的地域文学观念,并深刻地影响明清时代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从明代郭子章《豫章诗话》到晚近汪辟疆先生的《近代地域与诗派》,这部分著述构筑了诗学中地域研究的醒目景观。当代学者讨论清代诗学,也注意到地域特征,如李世英《清初诗学思想研究》第一章论“清初三大家的诗学思想”,第二章以后便分地域来研究各地的诗学思想,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论》第五章“诗话论”论清代诗话的文化特征,也有一节专门谈地域问题。不过他们的着眼点是某个地域诗学的共同特征,而我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清代诗论家对地域问题本身的自觉意识及其对诗歌批评、研究所产生的影响。

     二、清代风俗论和诗论中的地域意识

   在探讨清代诗论家对地域文学的自觉意识及其诗歌批评实践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明确,清代诗论家对诗歌之地域性的意识,是与明清之际文化普及和区域文化的发展,与人们对文化、风俗的地域性较以往有了更细致的认识分不开的。根据人类学家的看法,“由于传播作用,经过一个时期,彼此相邻的社会的文化就有了越来越多的共同之处。相邻或相近社会文化的趋同倾向造成某些地域中文化的相似性,称之为‘文化区’”(注:罗伯特·F·墨菲:《文化和社会人类学引论》。王卓君、吕廼基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51页。),这种“文化区”以及对人们对它的意识乃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中国似乎晚到宋代以后,明清时期的文化开发,缩小了边远地区与中原文化发达地区的差距,人员流动和信息传播的频繁,使风土和文化的比较有了进一步的可能。这一点在归允肃论士大夫仕宦兴趣的差异时曾被涉及:

   古今风会不同,而仕宦之好尚亦异。唐宋以岭表为荒绝之区,昌黎莅任潮阳,极言其风土之陋;柳子厚以为过洞庭,上湘江,逾岭南人迹罕至,其情词可谓蹙矣。明之仕宦无所不及,亦未见人情如此之困。今国家统一宇内,梯山航海,无远弗届。仕宦者大率乐就外郡,而尤以南方为宜。五岭以南,珠崖象郡之饶,人皆欢然趋之,与唐宋间大异。岂非以海宇宁谧,无风波之阻,为仕者乐尽其长,宜德泽于万里之外,声教四讫之所致欤?(注:归允肃:《赵云六倚楼游草序》,《归宫詹集》卷2,光绪刊本。)

   正由于经济和交通的发展,岭南才具有了可与中原相提并论的文化地位,使人们在划分风土意义上乃至文化意义上的地域时不能不给它留下一个席位。乔钵《海外奕心》“风气”条云:“自燕至越四千里,风气凡四:燕至河一气,河至大江一气,吴至杭一气,过钱塘至海一气。”这里将中国分为黄河以北的北方地区、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江淮地区、长江以南钱塘江以北的吴越地区和钱塘江以南的南方地区四个地域,无论从方言或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都与今天的看法比较接近了(注:乔钵:《乔文衣杂著》,清刊本。)。李淦《燕翼篇·气性》则将天下分为三大区域:

   地气风土异宜,人性亦因而迥异。以大概论之,天下分三道焉:北直、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为一道,通谓之北人;江南、浙江、江西、福建、湖广为一道,谓之东南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为一道,谓之西南人。北地多陆少水,人性质直,气强壮,习于骑射,惮于乘舟,其俗俭朴而近于好义,其失也鄙,或愚蠢而暴悍。东南多水少陆,人性敏,气弱,工于为文,狎波涛,苦鞍马,其俗繁华而近于好礼,其失也浮,抑轻薄而侈靡。西南多水多陆,人性精巧,气柔脆,与瑶侗苗蛮黎蜒等类杂处,其俗尚鬼,好斗而近于智,其失也狡,或诡谲而善变。(注:李淦:《燕翼篇·气性》,张潮辑《檀几丛书》二集,康熙刊本。)

   其区域划分虽粗,但描述习俗民情却较具体。相反,若区域划分较细,从风土出发比较不同地域的人的气质,就会得出较概括粗略的结论。如万寿祺《题佚》云:“四海之内,生才实繁。就其方隅风气所近,荆扬之人剽急,兖豫之人壅迟,青徐之人塞坟,幽冀之人确悍,梁州之人鄙实,敷其藻采,象其土风,大较然哉。”这种概括、比较不仅开眼界,广见闻,同时也有助于自我认识的深化,有助于自我认同的形成,逐步确立起地域传统观念,并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日常行为和审美意识。

由风土出发进行的民俗比较,反映在文学批评中就变成一种由环境决定论出发探讨其地域特征的方法论。鲁九皋《书勉哉游草后》曾从古者采诗之典与政治的关系,论及人与地气的关系,说“后世采诗之典不行,学士大夫有所著述,人自为书,要其声之本子地气者,识者犹能辨之”,是故“后之论诗者,论其人当亦论其所得之地,而其地气见,其人亦可见”(注:鲁九皋:《山木居士文集》卷1,道光十四年桐花书屋重刊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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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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