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清初李因笃诗学新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8 次 更新时间:2014-12-23 22: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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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我们知道,身处关中、远离诗坛中心的李因笃在诗歌观念上虽不无地域性的滞后性或者说保守性,但对诗坛的时尚却有着敏锐的并且是积极的反应。将六朝诗歌纳入传统的视野甚至奉为全力追摹的对象,在江南早有虞山冯班在提倡,算不上独创性的思路,但在格调派诗学内部这却是个有力的变革,一个回应康熙诗坛宋诗风的变革。李因笃重新梳理先唐诗歌源流,张大其传统,由盛唐而六朝而汉魏直上溯到《诗经》的师法路径,只有在这样的诗学语境中才能很好地理解。

     二、汉诗研究之发轫

   李因笃感叹,当世标举汉魏的诗家,都没有注意到杜甫对汉魏诗的保留态度,而这在他看来是很值得寻味的。取径于汉魏的师法策略,促使他更进一步研究汉魏诗歌,于是就完成了评说汉诗的专书——《汉诗评》十卷。该书以汉高祖《大风歌》压卷,共收两汉歌诗谣谚390首。题下有解题,字下有音注,诗后有评说,成为一部体例相当完善并富有学术价值的汉代诗选。

   对汉诗的编选虽已有明代冯惟讷《汉魏诗纪》、梅鼎祚《汉魏诗乘》为前导,但评析、音注还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工作。据书前康熙二十八年(1689)十月十日李因笃撰《康孟谋手录汉诗评序》:“予自垂髫受汉诗,其中不解者半,往往屏人独处,苦思至忘寝食,间解得一二语,则喜不自持,舞蹈狂呼。如是积三十余年而尽通焉,友兄顾亭林先生谬相推许,谓尽发古人之覆,劝作音注。尚未竣工,而朝夕于斯,丹铅之余,多缀评论。”看来此书的编撰与顾炎武的建议有关,但顾炎武只劝作音注,评论是因笃注释之余所施,随意批在书上,由康乃心校订整理成书。康乃心作《李先生手评汉诗跋》云:“汉诗索解不易,亦从无有解之者。解之自吾友李太史子德先生始。陶徵士读书不求甚解,非不解也,唯不可求,求不可甚耳。今观此编,发蒙启昧,如玄奘、鸠摩之译龙藏,暗室一灯,千年朗彻,其惠后学胜于匡生多矣。”康乃心没有涉及此书的选评动机,我认为李因笃此书,首先是回应宋诗风的一个具体行动。《汉诗说》作者之一沈方舟自述其评选汉诗的原由,说康熙四十八年(1709)夏自京归浙,访费锡璜于邗江,“见时流竞趋新异,六朝暨唐概置不讲,何论于汉,相与叹息”(《汉诗说》自序)。李因笃撰《汉诗评》更早二十年,正是宋诗风炽盛之际,由沈、费两人的感慨,不难推想李因笃的心情。更进一步说,他编撰此书,同时也是对李梦阳古诗法汉魏及李攀龙“唐无古诗”说的一个响应,因为在他看来:“今之诗人诸体略备。予窃谓,能殚心五古,他体虽缺,则诗人也;诸体森然,而五古未称纯诣,犹之半诗人也。”(李因笃《汉诗评》卷二苏武诗总评)很明显,他是本着对五言古诗的尊崇而着手研究汉诗的,希望它成为“学三百而得苏李,学苏李而得曹阮鲍谢,学曹阮鲍谢而得开元天宝诸公”这一朝圣路上诵读的经卷。

   中国文化崇古的传统,常赋予远古的事物以神圣不可企及的崇高地位。作为五言诗的初祖,汉诗自然也备受过甚其辞的推崇,甚至其稚拙处也被视为神妙莫测。然而真正懂诗的人不会为那种神话所蒙蔽,李因笃是懂诗的人,在他眼中,汉诗的古拙正是艺术表现尚未发达的体现,所以他对汉诗的欣赏和批评,主要着眼于它影响后世的精神内容。卷一评汉武帝《秋风辞》有云:“帝欢甚而所感如是,英雄情多,非浅人可窥。一部汉诗,导饮散悲,伤来日之难知,苦行乐之不早,皆权舆于此。”看得出他对汉诗的精神风貌和总体特征有相当准确的认识。当然,他的理学家情怀也同时流露于笔端,构成浓烈的道德批评色彩,其批评话语大体本自体现汉人诗学观念的《毛诗序》,简直像是《诗序》作者本人在评论:汉昭帝《淋池歌》:“此歌秾郁婉悲,得骚人之致。”赵幽王友《幽歌》:“虽直赋其事,而语语称情出之,《小弁》之外篇,得怨诗之正者。”(卷一)韦孟《在邹诗》:“怨而不怒,小雅之林。”(卷二)赵壹《疾邪诗》:“怨矣近于怒,而大段仍浑成。”(卷三)秦嘉《赠妇》:“就展转反侧意写出前一层,亦可云忧而不伤矣。”(卷四)乐府《陇西行》:“必如此诗,方可谓国风好色而不淫。”(卷六)乐府《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可以怨,可以兴,可以群,可以观,诸美备具。”(卷七)

   总体上看,李因笃的汉诗批评虽更多地关注作品的思想内容,但并不因此就忽视诗歌艺术的研究,他的论析还是相当细致并且是多方面的。只要读一读卷七《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评语,再比较一下后出的沈方舟、费锡璜撰《汉诗说》,我们就不得不承认顾亭林的推许决非虚誉。即使像司马相如《封禅颂》之类的作品,李因笃的评语也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先是总体评价:“北海称为雅颂遗声,不愧斯语。”然后是关于文体及其独创性的讨论:“视韦诗奥辟。吾观汉人郊祀铙歌,皆类是篇。《礼乐志》亦云多举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盖汉之变质而奥,虽稍逊于周,然其俯视万古,亦正以奥得之。后惟魏武庶几焉。固当推长卿创始矣。”继而论其句法与内容:“非惟四句句法妙甚,置之风雅中不能辩。”最后论其立言之得体:“不曰功成有封,而云名山显位,望君之来,善于立言,而斯行乃不已矣。”如此笔墨,虽属随文著之,但内容却涉及许多方面,显出作者批评眼光的开阔。卷十评《古诗十九首》“东城高且长”一章,先是总论:“岁暮多悲,游情好女,如信陵之饮醇酒,近妇人,弥写其缠绵,弥征其愤苦矣。”然后分论诸句,于“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一联云:“盖节序递转,惟岁晚益觉其促,犹之中年以后,流光倍驶于少壮之时也,二句合看始得。”于“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一联云:“鸟虫之微,而云怀苦心、伤局促,硬坐甚妙。”最后于“驰情整中带,沈吟聊踯躅”一联云:“写出驰情整巾带,几于乱矣,每掩卷思其难接,今忽接云:‘沈吟’云云,急处一住,妙不可言。结处缴明上意,既不可宕开不顾,又不得却承之,曰‘思为’云云,进一步直许以终身,上许多情事俱含其中,至矣至矣。”一首不算长的古诗,如此节节评析,足见用心之细。不过这只是一个方面,许多时候李因笃也能提纲絜领,扼要地点出作品的精彩所在。卷六评乐府名篇《陌上桑》,便不面面俱到,仅略揭其结构特点,指出章法上的巧妙:“初极写罗敷之艳,终盛夸其夫之贤,其拒使君止数语耳。此所谓争上流法也。诗之高浑自然,横绝两京矣。”卷七评《古歌》则着眼于用字之妙,将“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一联与《古诗十九首》“离家日以远,衣带日以缓”两句加以对比:“趋字与以字俱妙。以字顺,趋字峭。”这是说“以”为虚字,与“远”、“缓”两个上声字相连,音节低抑,句法和顺;而换成平声动词“趋”,则声调变得顿挫,句法也更为紧峭。细加品味,李因笃的体会的确细致入微而有道理。

   研究汉诗为李因笃评论后代的诗歌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同时也让他更清楚地看到诗歌史上的继承、因袭和影响关系。在这方面,他同样下过很深功夫的杜诗,就与汉诗构成相互发明的关系。他论汉诗时,往往能抉发杜诗得汉诗神理处,以见汉诗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如《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他指出杜甫《北征》铺排处最得其神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反过来,他评杜诗时,又能发现它与汉魏诗的相通之处。如评《潼关吏》云:“‘连云’下直以吏对终篇,与汉人《董娇娆》篇用‘请谢彼姝’相同。”这成为他评诗的一个特色。在汉、唐诗的相互印证、比较中揭示古典诗歌的艺术技巧,不仅扩大了格调派诗学的批评视野,同时也赋予他的批评以分寸感,平实而到位。自古以来,人们论汉诗,或专言美刺教化,不及诗艺;或以为高古神妙,不必执本事,不宜求针缕,“一切不求甚解,以托于识其大者之无事小数为”(何忠相撰《二山说诗》例言)。李因笃首开细读之风,对后来的诗评家影响极大。康熙后期沈用济、费锡璜同撰《汉诗说》,乾隆间何忠相撰《二山说诗》,字评句析,抉发汉人诗法之妙,都是继踵李因笃之作;何忠相更将李因笃当作商榷的对象,对李书间有驳正。流波所及,诗论家们对汉诗愈加关注,研讨益深,仅《古诗十九首》便有多种注释和评析专著问世,将汉诗思想、艺术的研究提升到很高的水平。

     三、诗歌声韵研究的前驱

   清初学界讲音韵学的风气极盛,许多学者、诗人都有音韵学论著。康熙二年(1663)李因笃在五台山邂逅顾炎武,从此常在一起切磋学问,两人讨论得最多的内容便是音韵学。康熙六年(1667)两人重刊《广韵》,可以说是相与切磋中古音的结果。

   李因笃治音韵学颇有心得,著有《古今韵考》四卷。他本来性格有点狂躁,论音韵常盛气凌人。据说他与顾炎武论韵学不合,加以声色;与毛奇龄论辨古韵,各不相服,因笃始而恫喝,终加以老拳,毛奇龄无奈走避(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八)。这些逸话从一个侧面说明,李因笃于音韵学研究是如何地投入。据顾炎武看,李因笃在音韵学方面是确有造诣的,顾炎武研究古诗音韵,曾得他不少启发。《音学五书》后叙提到“李君因笃每与予言诗,有独得者,今颇采之”,又说“《诗本音》十卷,则李君因笃不远千里来相订正,而多采其言”。以顾炎武这样的音韵学大师而多有采于李因笃之说,则因笃之学决非泛泛可知。反过来,李因笃也从亭林那里获益不少,《古今韵考》曾称引顾炎武《音学五书》的内容,并有拾遗补阙的发明。

   不过李因笃终究没有像顾炎武那样做许多专门的研究,他更多地是在诗歌评点中贯注了音韵研究的意识。他的《汉诗评》题“中南山人李因笃音评”,刻意突出了“音”字,显出用力所在。当然,书中对声韵的注意主要在于古今读音的变化,凡以今音读之不谐者,均注明古音读法。如卷一赵幽王友《幽歌》末句“吕氏绝理兮托天报仇”,注:“仇,古音渠之反,与财之为韵。”淮南王安《八公操》“观见瑶光,过北斗兮”,注:“斗古音滴主反。”这种音注,相比顾炎武由音韵学的角度论诗史,相比王渔洋研究古诗声调的搭配及规则,虽还有一定距离,但毕竟以自己的古音研究超越了理学宗师朱子的“叶音”说,将汉诗音注放置到一个科学的基础之上。这无论在理学内部还是诗学中、甚至在音韵学史上或许都是有历史意义的,值得音韵学史加以考察。

   作为格调派诗家,李因笃关注诗歌的“音调”,欣赏诸如杜甫《前出塞九首》其八“调自好”(刘濬辑《杜诗集评》卷二引李因笃评)之类,是很自然的。事实上,收录在刘濬《杜诗集评》和宣统三年上海时中书局翻刻《诸名家评本钱牧斋注杜诗》中的李因笃评语,以“音注”的内容居多,以考究杜诗的声调押韵。《诸名家评本》仅标“李曰”,让人致疑究竟是李因笃还是《容斋千首诗》的作者李天馥(也是学杜名家)。参照《杜诗集评》,可以确定“李曰”是李因笃,虽然两书评语略有异同。日本学者长谷部刚已澄清了这一点,同时敏锐地注意到李因笃对杜诗声韵学和唐代诗韵研究的贡献。他举《诸名家评本》中《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两首的评语,说明李因笃对唐诗二十一欣与十七真通用,二十文独用的论证与顾炎武的看法相同,参照顾炎武《音论》的记载,可知顾炎武“二十文独用”的著名论断,是得益于李因笃商讨之功的。而因笃评《喜晴》、《柴门》对上平声十三佳与下平声九麻通用的矛盾看法,则又属于受清初音韵学水平限制的不足[6]。的确,到乾、嘉朴学兴起以后,研究杜诗的声韵问题就不稀罕了,甚至还出现周春《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那样的专门研究。但在清初,类似顾炎武、李因笃这样重视诗歌声韵研究的学者寥若晨星,他们对唐诗用韵的研究,奠定了中古韵分部的基础,后来戴震《考定〈广韵〉独用同用四声表》就吸取了他们的成果。

李因笃研究杜诗音韵,有一个论断后来产生很大影响,那就是杜甫近体诗出句末字仄声必上去入三声递用。此说不见于李因笃本人的评语,而为《杜诗集评》卷十一朱彝尊评语所引述:“富平李天生论少陵自诩‘晚节渐于诗律细’,曷言乎细?凡五七言近体,唐贤落韵其一纽者不连用,夫人而然。至于一三五七句用仄字,上去入三声少陵必隔别用之,莫有叠出者。予尚未深信,退与李武曾诵少陵七律,中惟八首与天生所言不符:其一《郑驸马宅宴洞中》诗叠用三入声,其一《江村》诗叠用二入声,其一《秋兴》诗第七首叠用二入声,其一《江上值水》诗叠用三去声,其一《题郑县亭子》诗叠用三去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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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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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2003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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