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乾嘉之际诗歌自我表现观念的极端化倾向

——以张问陶的诗论为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9 次 更新时间:2014-12-23 22: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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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寅 (进入专栏)  

   一个时代的思潮总是通过某些人物的言论反映出来,而一些人物的价值和意义也总是因反映了时代的潮流而被确认,人和时代的关系不外如此。但这种关系并不总是自然呈现的,在很多时候需要深入剔抉和梳理,去掉历史的浮尘,才凸现有意义的人和事。清代乾隆、嘉庆之际的著名诗人张问陶,诗才和艺术成就一向备受推崇,但被作为诗论家来看待和讨论还是近年的事。①事实上,他既未撰著诗话,也未留下其他形式的诗学著作,只是诗集中保存有一部分论诗诗。这些作品孤立地看没什么特别之处,但一放到袁枚性灵诗论和嘉、道间诗学观念转变的历史背景下,其不同寻常的诗学史意义就凸显出来。

   随着格调论老化、唐宋诗风融合、艺术的绝对标准被放逐、传统的经典序列被打破这一系列诗学变革在乾隆中叶的完成,一种更强调自我表现或者说极端唯我论的写作,在性灵诗学的鼓荡下日益醒目地流行于诗坛。这股思潮衍生出两种新的诗歌写作态度:一是放弃美的追求,二是摒除独创性概念。自古以来,美和独创性一直是文学家孜孜追求的目标:美标志着艺术的理想境界,独创性意味着艺术表现的丰富。正是美和独创性作为文学、艺术的基本观念,激励着历代诗人不懈地发展艺术的表现手段,不断超越前人推陈出新。然而到乾、嘉之际,一种摒弃美和独创性追求的写作态度逐渐凸显出来。江昱自序其诗称:“予非存予之诗也,譬之面然,予虽不能如城北徐公之面美,然予宁无面乎?何必作窥观焉?”②这种唯我论的诗学观念,纯以自我表达为中心,非但不与前人竞美,以求超越前人,即便雷同于前人也毫不介意。以前,诗歌写作就像学术研究,为了超越前人,首先需要了解前人,以免蹈袭和重复。为此,“避复”即韩愈所谓“惟陈言之务去”,一直是独创性的前提。但到嘉、道之际,一种极端的自我表现论,开始弘扬以前隐约流传在诗论中的不避复主张,无形中加速了独创性观念的溶解。这一问题迄今无人注意,相关资料散见于当时的诗学文献中,尚有待于搜集、整理。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张问陶是一个可供我们讨论与分析的人物,他也是宣扬极端自我表现论最集中、最有影响力的诗人。

   (一)

   张问陶(1764-1814)是清代中叶诗坛公认的天才诗人,他的才华很早就为时流所注目。法式善《梧门诗话》卷三载:“船山,遂宁相国之玄孙也。廷试时余以受卷识之。其诗如‘野白无春色,云黄夜有声’、‘沙光明远戍,水气暗孤城’、‘人开野色耕秦畤,鹰背斜阳下茂陵’、‘闲官无分酬初政,旧砚重磨补少年’、‘吴楚秋容都淡远,江湖清梦即仙灵’、‘饮水也叨明主赐,题桥曾笑古人狂’,洵未易才也。”③不过法式善评诗终究手眼不高,这些诗句根本就不足以显示张问陶的才华。

   张问陶早年十分崇拜袁枚,诗集名《推袁集》,但一直没有机缘识荆。他最亲近的朋友是同年洪亮吉,往来唱和相当频繁。乾隆五十五年(1790)岁暮,乞假将归,有《十二月十三日与朱习之石竹堂钱质夫饮酒夜半忽有作道士装者入门视之则洪稚存也遂相与痛饮达旦明日作诗分致四君同博一笑》、《稚存闻余将乞假还山作两生行赠别醉后倚歌而和之》诗留别,“一生牵衣不忍诀,一生和诗呕出血”④,足见两人不拘形迹的意气之交。同年船山还有《题同年洪稚存亮吉卷施阁诗》云:“眼前真实语,入手见奇创。”(119页)年方二十六岁的诗人,展示给我们的,不仅是重视个人体验的艺术倾向,还有不甘落人前人窠臼的豪迈志气。这正是性灵诗学的核心理念所在。

   乾隆五十八年(1793),袁枚向洪亮吉咨访京中诗人,洪盛称船山之才,新老两大诗人这才有相识之缘。船山有《癸丑假满来京师闻法庶子云同年洪编修亮吉寄书袁简斋先生称道予诗不置先生答书曰吾年近八十可以死所以不死者以足下所云张君诗犹未见耳感先生斯语自检己酉以来近作手写一册千里就正以结文字因缘……》一诗纪其事。⑤袁枚获知问陶为故人之子,集名《推袁集》,欣慰之余异常感动,引为“八十衰翁生平第一知己”⑥,并在《诗话》补遗卷六追忆昔年应鸿博试时与船山父顾鉴订杵臼之交的往事,以志通家之好。

   张问陶虽然由衷地推崇袁枚,但并不像一般后辈诗人那样一味无原则地谀颂这位诗坛宗师,他对袁枚的缺点看得很清楚。乾隆五十九年(1794)作《甲寅十一月寄贺袁简斋先生乙卯三月二十日八十寿》,其六云:“小说兼时艺,曾无未著书。气空偏博丽,才大任粗疏。考订公能骂,圆通我不如。只今惊海内,还似得名初。”(295页)貌似钦佩袁枚始终我行我素的作风,但“才大”三句真很难说究竟是寓褒于贬还是寓贬于褒。而针对时论指其诗学袁枚,则坚决地辩白道:

   诗成何必问渊源,放笔刚如所欲言。汉魏晋唐犹不学,谁能有意学随园?

   诸君刻意祖三唐,谱系分明墨数行。愧我性灵终是我,不成李杜不张王。⑦

   诗作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六月,此时他与袁枚刚通书问,即能如此态度鲜明地宣示自己不依傍门户的立场,恰好体现了性灵派不拘门户、自成一家的独立精神。袁枚对别人说他学白居易,也曾以《自题》解嘲说:“不矜风格守唐风,不和人诗斗韵工。随意闲吟没家数,被人强派乐天翁。”⑧则船山《与王香圃饮酒诗》言“文心要自争千古,何止随园一瓣香?”(654页)岂非异曲同工?《题方铁船工部元鹍诗兼呈吴谷人祭酒》诗言“浮名未屑以诗传,况肯低头傍门户?”(450页)在称赞方元鹍之余,也未尝不是自喻其志。袁枚殁后,他刊行诗集未用《推袁集》之名,而是题作《船山诗钞》,在旁人看来未免始附终背,实则他从来就没有真正趋附过,他一直在写自己的诗。道光间顾蒹序《船山诗草补遗》,称“空灵缥缈,感慨跌宕,脱尽古人窠臼,自成一家。如万斛泉源,随地涌出,洵乎天才亮特,非学力所能到也!”⑨这样的作者,对诗歌将持何等自由的态度,是不难想见的。

   温秀珍通过梳理张问陶对先秦至清代诗家的批评,注意到船山虽主性灵,但与袁枚、赵翼同中有异,尤其是标举风雅精神,不仅在性灵派诗人中罕见,就是在当时诗坛也是少有的,⑩很有见地。实际上,张问陶异于性灵派前辈之处远不止这一点,他对待诗歌的态度决定了他不可能重蹈袁枚的故辙,而必定要走自己的路。

   张问陶曾说,“予虽喜为诗,然口不言诗,意以诗特陶情之一物耳,何必龂龂置论如议礼,如争讼,徒觉辞费,无益于性情”。(11)这种态度正是性灵派诗人的习惯,他们甚至懒于作文章,赵翼便没有文集,有关诗歌的议论散见于笔记和诗作中。张问陶也是如此,不过他的笔记也已不传,有关诗歌的见解除几篇为友人诗集所作的序言外,都保留在诗集中。相对于袁枚、赵翼、蒋士铨等性灵派前辈来说,张问陶无疑是个更纯粹的诗人,于各类著述中也首先推崇诗歌写作。在为王佩兰《松翠小菟裘文集》撰写的序言中,他曾这么说:

   婺源自国初以来,学者皆专治经义,无习古诗文者。先生初入塾,即喜为诗,动为塾师所诃责,而先生学之不少衰,卒以此成其名。夫为所为于众人皆为之日,习尚所趋,不足多也;为所为于众人不为之日,非识力过人,安能卓立成就?是所谓豪杰之士也。(12)

   张问陶步入诗坛的乾隆后期,正是清代学术的鼎盛时期,士人不治经学而只从事于文学创作,会感受到很大的社会压力(黄景仁便是个典型的例子)。但张问陶非但不为风气所左右,反而大力张扬诗歌的精神,以诗歌傲视经学。王佩兰生长于皖学之乡而不事经学,他人或不免目为愚顽,但张问陶却称赞他是识力过人的豪杰之士,毫不忌讳地表明自己鄙薄经学而尊崇诗歌的价值取向。

   张问陶自称口不言诗,也不曾撰著诗话,但我们若由此而以为他缺乏论诗的兴趣,那就错了。事实恰好相反,我还没见过哪位诗人像他那样喜欢在诗里提到自己的诗歌活动。《船山诗草》所存作品中有关诗歌本身的话语,涉及写诗、读诗、唱和等内容之频繁,在古来诗人中可能罕有其比。他那么热切地在诗中记录下自己的诗歌生活,不经意地或者也许是刻意地流露出对诗歌的强烈关注。这些片言只句,为我们留下一个诗人独特的写作经验,内容涉及许多方面。比如《秋怀》其一“诗情关岁序,秋到忽纷来”(451页),是说写作冲动与时节的关系;《寒夜》“乡思惊天末,诗情扰梦中”(661页),是说日间耽诗夜里影响睡眠;《初春漫兴》“心方清快偏无酒,境亦寻常忽有诗”(340页)、《漫兴》“偶著诗魔增幻想,为防酒失损天机”(350页),是诗兴无端产生时的心理状态;《十月十日枕上作》“酸寒气重心犹妙,应酬诗多品渐低”(292页)、《朱少仙同年大挑一等辞就广文秋仲南归属题王子卿吉士所画绕竹山房第五图即以志别》“与君几离聚,酬对渐无诗”(455页),是说日常经验对艺术感觉的消磨;《冬日闲居》其六“苦调难酬世,萧闲自写愁;心平删恶韵,语重骇时流”(295页),《己未初冬偶作呈剑昙味辛寿民金溪并寄亥白》“恐作伤心语,因无得意诗。礼须缘我设,名渐畏人知”(407页),是说心情对写作状态的影响:这都是关于创作心理方面的记录。《舟中遣怀》“酒遇有名闲印证,诗因无律懒推敲”(536页),是做古诗时随意漫笔、不斤斤于字句的情形;《有笔》“有笔妙能使,纯功非自然”(367页),说明性灵诗人也要用工夫;《怀人书屋遣兴》其六“诗阙句留明日补,眼高心为古人降”、其七“梦中得句常惊起,画里看山当远行”(128页),可见诗人耽于吟咏但又不强做的态度:这都是关于写作过程和状态的说明。《简州晓发》“阅世渐深诗律谨,立锥无地别情难”(76页),可见年龄阅历与艺术特征的关系;《西安客夜》“诗入关中风雅健,人从灞上别离多”(57页),《蒲髯出塞图》“英雄面目诗人胆,一出长城气象开”(465页),可见行旅经历与作家胸襟、风格的关系;《雨后与崔生旭论诗即次其旅怀一首元韵》“金仙说法意云何,诗到真空悟境多”(447页),说明宗教经验与艺术经验的融通;《骤雨》“大梦因诗觉,浮生借酒逃”(594页),说明诗歌对生存体悟的启迪:这又是对艺术与人生之关系的一些感悟。《岁暮杂感》其四“诗有难言注转差”(365页),从作者的角度指出注释的缺陷;《八月二十八日雷雨》“新诗多漫与,略许故人看”(456页),强调近时作品对阅读对象的限定;《闱中夜坐苦寒有作》“消愁剩取闲诗卷,楮墨模糊枕上看”(458页),记录特定环境中的阅读经验:这些是涉及诗歌阅读和影响的一些感触。还有《三月十一日寒食寿民招同梦湘金溪小集桥东书屋饯子白分韵得花字》“酒名归我辈,诗派定谁家”(684页)、《和少仙》其三“摇笔争夸绝妙词,那知情话即真诗”(678页),则体现了作者对诗歌的基本观念和主张。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小句》“诗但成今体,名宜让古人。长言惟有叹,小句忽如神”(532页)两联,概括了明清以来文人特有的一种终极的绝望与一时的得意相交织的复杂心态。

   我大致统计了一下,船山现存近三千首作品中有852首提到诗歌活动本身,包括作诗、读诗和评诗,足见诗歌在他的生活中真正是不可缺少的东西。袁枚《随园诗话》曾说:“黄允修云‘无诗转为读书忙’,方子云云‘学荒翻得性灵诗’,刘霞裳云‘读书久觉诗思涩’。余谓此数言,非真读书、真能诗者不能道。”(13)这不妨视为性灵派诗人的一种不无优越感的自我标榜,以显示他们将写诗奉为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于是读书久而无诗是一种遗憾,而学荒反得性灵诗则是一种幸运。张问陶又何尝不是如此?《诗料》一首起云“直把浮生作诗料,闲看诗稿定行藏”(532页),既然人生只不过是诗料,那么诗自然是人生的结晶。它在君临人生的同时也成为人生追求的对象、意义的寄托,从而也应该是诗歌本身的重要主题。船山诗歌的这种反身现象,虽与性灵派的观念一脉相承,但同时也联系着明清以来士人“以诗为性命”的普遍意识。封建社会末期,当文人普遍对功名和仕途感到绝望后,写诗就成了人生最主要的价值寄托和生命意义之所在。(14)船山虽不属于功名失意之士,但他诗中挥之不去的落寞感,足以表明他在政治方面是深为失望的,一腔用世之志无可寄托,只能付之冷吟低唱,同时反身于诗歌本身的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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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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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沪)2014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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