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继东:从“桃子该由谁摘”说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13 次 更新时间:2005-08-13 01: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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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继东 (进入专栏)  

  

  我是“文革”前读完小学的。有一篇叫“桃子该由谁摘”的课文,大概是小学三四年级时读过,至今还我背得——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在报上驳了他。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我们解放军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至于蒋介石呢,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现在这块绊脚石却要出来垄断胜利果实,要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仍然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不许有丝毫的改变……”那时,我并不知道这是选自雄文四卷,也不怀疑这文章说的是否属实,以为盘踞在台湾岛上的“蒋匪帮”确实是个大坏蛋。那时写作文,我总会带上一句,“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早日解放台湾”云云。等到长大了,我也一点不怀疑,反喜欢“桃子该由谁摘”,认为这文章写得通俗易懂,比喻精辟。那时精神和物质一样贫乏,《地雷战》《地道战》等是我反复看不厌的片子,在那穷乡僻壤的农村里,晚上走十里八里去看不觉得累。

  近读《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使我又想起小学时读过的这篇课文,不禁莞尔。这书为何不叫“正面战场作战史”而叫“作战记”呢?大概也是有所避讳,说“史”太周正了吧。书中说,“在这八年浴血奋战中,正面战场部队伤亡320多万人,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等部队伤亡58万多人。”又据1994年出版的《血祭太阳旗》得知,在中国毙命的日寇将领共129人,其中大部分是被击毙的。在毙命的日将领中,只有三位是死于跟八路军的作战中,包括阿部规秀中将。

  从以上这些数字看,也可知谁在“正面战场”了。1980年代以来,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开始作出比较积极的评价。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说:“正面战场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役上,都是抗击日军进攻的主要战场。国民党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国民党曾先后进行了平津、淞沪、晋北、徐州以及保卫武汉等战役,并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

  “作战记”绪论说:日本进攻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国民政府及其军队,它对敌后中国军队扫荡清乡作战不仅规模远不及正面战场对国民政府军队的进攻,而且目的仅限于巩固占领地。日本知道,要解决“中日事变”,主要是与国民政府军队作战。日本妄图以武力进攻,逼蒋投降。战争初期逼使国民政府由南京而武汉而重庆撤退,战略相持阶段多次战役进攻,寻歼国民政府军队主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从缅滇进攻,东西夹击,使国民政府军腹背受敌,后还曾妄图实施进攻四川计划,这都是妄图消灭或压迫国民政府军投降。但国民政府并未屈服,坚持抗战到底。从战争开始结束来看,代表中国对日宣战、受降的也是国民政府。国民政府虽然部署部分军队留置敌后作战,但主要是在正面战场作战,直至战争结束。国民政府正面战场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始终处于主体地位,这应是历史事实。因此,贬损正面战场的地位和战绩,也就必然贬损整个中国抗日战争。

  史学界对国民党处理抗日与反共的关系认识也在逐步变化。有学者分析说:蒋介石“主观上希望实行抗日、反共两个第一”,而“实行的还是抗日第一,反共第二”。对于消极抗战,避战,躲进峨眉山观战,坐山观虎斗之类的论断,自然是站不住脚的。就学术研究而言,1980年代以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著作也不断问世,如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史料性书籍就有《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卢沟桥事变和平津抗战资料选编》、《八一三抗日史料选编》、《武汉抗战史料选编》以及《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七七事变》、《八一三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等等。在这些史料出版的同时,《抗日战争史》、《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中日战争史》、《日军侵华战争》、《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等著作也陆续问世,历史的真实面貌正在彰显。说“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袖手旁观、坐待胜利”显然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

  我们的教科书中说国民党在抗战中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这也是事实。国民党看到自己的老对手在抗战中滚雪球般壮大发展,当然不得不提防。而共产党为了生存,必须有自己的生存智慧。“抗日统一战线”是可以说得响响亮亮的,但“保存实力”是必须的——尤其是经过“皖南事变”教训后。毛泽东一向认为,抗日是持久的,日本是终将被打败的,共产党最终面对的将是自己的夙敌蒋介石的国民党。因此,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当然会打自己的主意,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从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中也可以看出来。彼得1942年6月7日的日记说,“八路军不是主动开展军事行动来制止日本侵略者的入侵,而只限于有气无力的打局部的防御战。只要敌人发动进攻,八路军就退到山里,避开冲突。”(《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26页,以下只注明页)同年7月22日,他又记道:“我走过特区几百公里的地方,到处看不见军队。他们解释说,是完全隐蔽起来了。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在搞战斗训练。在军队里也像在特区各地一样,惟一的工作就是开会。在夏季,增加一点贮存农产品的劳动。”(42页)那时苏联担心日本从海参崴突袭,很希望八路军牵制日本,可八路军执行“我们不去碰人家,人家也不来碰我们”的策略,“缩减八路军正规部队的作战规模”,“不惜任何代价保存八路军的实力”。(69-70页)这当然是带有一些偏见的话,但我们再来看看李锐先生的《庐山会议实录》,就不得不承认这些基本的事实。彭德怀打了“百团大战”,中...共党史对此评价说:百团大战“后患无穷”——理由是“过早地暴露了共...产党的实力,招致后来不必要的损失”,彭德怀因此受到了党内的批评。这些在中....共党史中是有记载的。1959年批判彭德怀时,再次算其旧账,说“百团大战”是帮了敌人的忙。毛还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版,182页)再后来,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毛接见日本客人时,还说要感谢他们,说没有他们的侵略,就没有今天的我们——当然不排除这话里有几分幽默成分,但与他当年写那篇雄文时的心境完全不同了。

  如今,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当年的对手——国共两党又走到一起来了,“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如果把眼光放远一点看当年的人和事,我认为,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是典型的民族主义者,都是抵御外侮的杰出的民族英雄!遗憾的是,虽然大陆的抗日战争研究比较客观起来,甚至有学者提出重写抗战史,但台湾的有关著作,绝大多数对抗日战争总体格局的叙述不符史实。如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全书只提国民党、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行动及其文件,对共产党的抗战,则除了否定和批判外,不著只字。这也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也许,历史真的永远只是片面的,无法客观的,“成王败寇”是不变的法则?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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