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哲生:盛世下的忧患——中西关系视角下的康雍乾盛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38 次 更新时间:2014-12-18 08:5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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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哲生 (进入专栏)  

  

   摘要 :18世纪中国在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后,步入前所未有的盛世,北京亦成为与欧洲交往最为频繁的东方帝都。欧洲通过传教士、外交使节、贸易往来与北京保持密切的关系。但当时中欧之间的交流并不对称,欧洲对中国的了解远远超过中国对西方了解的程度。来京的西方人士通过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科技水平、军事实力进行评估,为西方向中国殖民开拓做知识准备。中国在可比的世界竞争中危机四伏,为十九世纪出现的中西之间“大分流”埋下了隐患。

   关键词 :18世纪  中西关系  康雍乾盛世  忧患

  

   18世纪是东西方双雄并峙、互相对望的时代。一方面,中国作为东方古老文明国家的样板,在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帝时期达到帝制社会的鼎盛,傲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雄视四邻。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正在发生革命性的转型,其殖民锋芒指向中国,法国、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借大批传教士在华布道;荷兰、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纷纷派遣使节来到北京,洽谈商贸;俄罗斯虎视眈眈,觊觎中国东北、西北、蒙古广大地区。中西方虽然平静地度过了一个世纪,但在强势的清朝背后,映衬着沉重的阴影,一场由西向东的飓风正在呼啸而来。将18世纪中国置于广阔的世界背景中去考察,特别是将其与西方同时正在发生的巨大变革对比,可以看出中西关系正在发生复杂而微妙地变化,从这一视角重新探讨康雍乾盛世,我们对这段历史或许可以获致更为深刻的理解。

  

   一、中西交流给北京带来的“西方元素”

   18世纪的中国在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后,步入了前所未有的“盛世”。从传统的意义来看,所谓“盛世”,包括以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权威秩序得以确认和强化,铲除地方割据势力,吏治相对清明;通过对外用兵拓展疆域、巩固边疆,加强边远少数民族对清朝的认同感、归附感;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士人在科举体制内获得对知识、权力的满足,异端情绪逐渐平息;经济发展,商业繁荣,人口增长,农民生活相对自足。这些条件到乾隆年间都已具备。好大喜功的康熙、乾隆两帝在文治武功方面都远超历代君主,事实上他们在位的时间也是最长,几乎跨越18世纪。中国历代的疆域版图之广以乾隆朝为最。毫无疑问,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诚如戴逸先生中肯地指出:“直到18世纪,当时正处在清朝的康雍乾盛世,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

   盛、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大大巩固。如果只把它和汉、唐、元、明作纵向比较,而不进行世界性的横向比较,中国封建社会看起来仍具有活力,仍在继续发展。18世纪的中国确有值得称道的巨大成就。”[1] 这是就中国自身的发展而言。

   与此相适应,18世纪的北京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具国际性意义的都市。北京不仅是东方世界的交流中心,周边的朝鲜、日本、琉球、安南、吕宋、暹罗、缅甸、汶莱等国,以及东南亚、中亚、西亚诸国保持着与清朝的传统往来关系,而且是与欧洲各国交往最为频繁的东方帝都。欧洲通过传教士、外交使节、贸易往来三条途径与北京保持密切的交往关系。据统计,18世纪耶稣会派往北京或游历过北京的传教士达到115名[2];迄至1840年,遣使会来到北京的传教士至少有17名;[3]方济各会在北京设立了教区。从1716年到1860年,俄罗斯东正教向北京派出布道团十三届,约有130多名神职人员[4];这些传教士常驻北京,集传教、外交、研究与搜集情报于一身。平心而论,这些西来的传教士一方面将西方的宗教、文化、科技带到中国,促进了西方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一方面将中国文化带往西方,大力发展西方汉学,极大地满足了西方了解中国的欲望,引发了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潮”、“中国风”。在世界范围内架起了一座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与此同时,必须承认西方传教士也是向东方殖民开拓的先行者。他们因长驻北京,不乏有的甚至充当西方获取中国情报的“坐探”,为后来西方向中国的殖民开拓做了必要的知识准备。在18世纪,欧洲各国派遣赴京的使团或使节,俄罗斯有伊兹玛依洛夫使团(1720—1721)、萨瓦使团(1726—1727),葡萄牙有裴拉理使团(1720—1721)、麦德乐使团(1727)、巴哲格使团(1753),英国有马戛尔尼使团(1793),荷兰有德胜、范罢览使团(1795),教廷有多罗使团(1705)、嘉乐使团(1720—1721),中欧外交继续保持往来。《皇清职贡图》卷一曾对来往的欧洲使节加以描绘,内中涉及俄罗斯、英吉利、法兰西、荷兰等国。在商贸方面,来自北方的俄罗斯商队以北京为中心展开活动,北京一度是中俄贸易的主要场所;传教士、欧洲其它国家使节、使团随身携带的物品、礼品源源不断地运往京城。可以说,北京与欧洲的来往保持相当开放的局面。从整体来说,18世纪的中国虽然维持封闭的状态,但从局部诸如北京、广州这些城市来说,却与外部保持密切的联系。北京是当时世界上与外部交往最为频繁的都城,北京有足够的渠道了解外部世界。

   “西方元素”成为京城丰富多彩多元文化的一部分。东、西、南、北四堂和俄罗斯馆、俄罗斯东正教堂这些区别于中式建筑的西方风格建筑,还有钦天监观象台的欧式仪器,留下了西力东渐的明证。作为耶稣会士入京的另一个重要附属物是一批中国教徒的出现和司铎的产生,据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一书记载,经耶稣会培养的中国神父或修士在京、或来京的有 38人,数量居全国之冠,[5]这反映了17、18世纪耶稣会在京渗透之深。与元朝信仰天主教者非为汉人不同,明、清两朝的天主教信徒多为汉人,这也是清朝猜忌天主教的重要缘由。

   与18世纪欧洲的代表性城市巴黎、伦敦、莫斯科、罗马相比,在城市规模、人口数量、财富积聚、文化含量等方面,北京仍具有无可比拟的明显优势。[6]这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秩序给北京带来的丰厚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资源密切相关。

  

   二、不对称的中西方文化交流

   不过,中欧之间的交流(特别是信息交流)并不对称。西方文化之输入中国与中国文化之传入西方,其中介却主要是由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旅行者和外交使节来承担。在中西互相对望、互相对话、互相认识的18世纪,欧洲对中国的了解远远超过中国对西方了解的程度,西方从中国获取的资讯和灵感远远超过中国从西方所得到的一切。中西之间的这一差距在19世纪得到应验。中国因对西方了解甚少,或根本不了解屡受战争挫辱,反过来被迫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

   通过长达两三百年与中国的接触,特别是驻节北京的亲身经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从外部到内部、从表层到深入、从地方到中央,有了极大的发展。西方对中国基本国情的了解,包括历史、地理、人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的了解不能说已了如指掌,但大体不差,法国耶稣会士的三大汉学名著和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报告可以作为例证说明这一点。神秘的紫禁城对于那些频频出入宫廷的传教士来说其实已经熟悉,由于担任中欧交往之间的翻译,清廷的外交秘辛完全为传教士们所知晓。从利玛窦以来,北京作为帝都始终是耶稣会士工作的主要目标和重心所在,耶稣会士从适应策略——知识传教——上层传教,经过两个多世纪的探索,逐渐形成一套系统的行之有效的传教策略,这样一种传教策略对后来的西方对华战略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西方通过长期的、各种途径的接触,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皇帝是国家重心之所在,故其远征中国的战略,逐渐从沿海骚扰发展到进而要求打入京城、“擒贼先擒王”的“斩首”。面对辽阔的中华大地,西方殖民者对华采取的是不同殖民战略。法国汉学家沙不烈谈及十七、十八世纪西方各国对华战略时如是看:“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俄罗斯、英吉利、法兰西等国各在其侵略行动中表示其特性。”“葡萄牙之特性则在将侵略精神与传教精神严密结合;至若谋利精神,无论其表现如何强烈,只能退居第三位。”[7]这实际上也适用于同一时期的西班牙、荷兰、法国。后起的英国由于商业比较发达,最先经历工业革命,故对寻求发展与中国的商贸关系,开拓中国市场,抱有强烈的兴趣。总的来看,西欧列强由于距离中国遥远,主要是选择在东南沿海进行海盗式的骚扰和活动,企图在这些区域建立自己立足和通商的据点,对宗教远征和商贸往来怀抱浓厚的兴趣。俄罗斯凭借其在陆地与中国接壤的优势,寻求向东、向南扩张领土,对宗教传播兴趣不大。俄国人企图吞并大片土地的“面”的欲求和西欧列强“打点”的谋划,成为西方列强宰制中国的两条相辅相成的战略选择。近代以降,英、法列强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组织远征军直扑北京,以要求建立通商口岸等条件为要挟,表现了其“斩首”战略和“打点”谋划的结合;而俄罗斯则乘清朝之危,大肆威逼、勒索清朝让出大片土地,以逞其对“面”的欲求。“北京经验”在西人的“中国经验”中可谓重中之重,称得上是其精粹之所在。

   来京的西方人士通过自己的观察和体验,对中国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科技水平、军事实力进行评估。关于政治制度,《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卷第6章《中国的政府机构》对明朝的政府机构及其职能加以介绍。安文思的《中国新史》从第12章到第16章,用了五章的篇幅介绍清初在北京的中央政府机构和京兆机构,基本上符合清廷实情。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第9封信为《致红衣主教德斯泰大人:论中国政治及政府》。杜赫德编辑《中华帝国志》第二卷大篇幅地评述了清朝的宫廷礼仪、政治制度。约翰·巴罗的《中国旅行记》第七章专门讨论了“政府—法律—地租和赋税—岁入—文官、武官,及文武机构”这些政治问题。《马戛尔尼勋爵私人日志》则评述了清朝政府、司法、文武官员的等级和制度等问题。这些文献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详细介绍和评述,不断充实西方对中国政治内情的了解,更新他们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认识。在西方没有发展出近代意义的文官制度以前,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和官僚制度所呈现的规范、有序和完备的体系给西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庞大的帝国体系和精密的官僚制度是令西人着迷且精研的课题。法国、俄罗斯先后向统一的民族国家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迈进,与中国的影响有着一定的关系。

关于经济发展,将西人的中国观感按编年排列,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和中欧经济比较的大致把脉。1585年出版的西班牙人门多萨著《中华大帝国史》在第一卷第三、四章描述了“这个帝国的富饶,它生产的果实及其他东西”,表现了西人对中华帝国的富饶与繁荣之羡慕。这是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初,西方对中国的最初印象。《利玛窦中国札记》承认:“作为中国食谱上主要食品的大米产量远比欧洲富裕得多。”“食用蔬菜的种类和质量和栽培植物的种植情况也差不多,所有这些中国人使用的数量都要远比欧洲人的通常数量多得多。”[8]利玛窦在华二十八年(1582—1610年),他的看法显然是据所获大量一手的材料而得。安文思的《中国新史》则声称:“航行和物产丰富即一个国家拥有各种各样的商品,是贸易的两个源头。中国具有这两大优势,没有别的国家能超过它。”“至于肉、鱼、水果及其他食物,完全可以这样说,我们欧洲有的,他们都有,而且有许多是我们所没有的品种。”[9]安文思来自葡萄牙,他对比中西经济的感受和眼光明显受到本土经验的限制。随着法国耶稣会士们的到来,情况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宣称:“中国人在住房上远远不如我们,他们的房子不如我们的豪华美丽。”“在法国,无论个人的财富,还是个人的雄心都在奢侈豪华方面比欧洲任何一个王国走得更远,而中国人在一般活动和公共场合几乎都超过我们,看上去更为讲究排场,更加盛大隆重;但私下里居家过日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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