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 秦晖:20世纪初俄国的歧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49 次 更新时间:2014-12-17 21: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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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于《领导者》总第59、60期(2014年8月、10月),文章原标题:“流血的星期日”之后:20世纪初俄国的“维特选择”和“斯托雷平-列宁选择”)

   一、从《红轮》的历史观说起:评索尔仁尼琴论斯托雷平和维特

   俄国转轨的一面镜子

   列宁曾说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其实我们可以说,索尔仁尼琴更是俄国近代以来转轨进程(包括革命与改革)的一面镜子。近期的乌克兰事件使世人再次聚焦俄罗斯,不少人都惊呼普京就是斯托雷平再世。而普京之前的俄罗斯则经历过一场不成功的“维特式改革”。但如果“维特式改革”是不成功的话,“再世的斯托雷平”又会将俄国引向何方?

   这使人们不由得想起了索尔仁尼琴,他不仅在风烛残年和普京有一段互相“歌功颂德”之举,被称为这位“永远的反对派”毕生唯一一次“保皇”之举,而且早在半个世纪前,他在那部毕生最为用力、规模也最为浩大的作品(可能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篇幅最大的个人作品)《红轮》中,就对斯托雷平和维特这两位俄国历史上人称的“双子座”改革家做了褒贬极为鲜明的详细评价。这在两个方面都让人啧啧称奇:

   首先,《红轮》形式上是一部纪年体的“历史全景”素描式作品,以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俄国的内外变局为主干,三卷的书名分别为《1914年8月》、《1916年10月》和《1917年3月》。而斯托雷平在1911年就已去世,维特虽然活到1915年,但其政治生涯结束则更在斯托雷平之前6年。但本书仍以倒述方式对两人,尤其对斯托雷平作了浓墨重彩的大篇幅描述,显然,在索翁看来,不了解这两人就不可能了解以后的俄国。

   其次,斯托雷平与维特都是沙皇股肱、改革名臣,改革目的都是为了延续沙俄统治而又能适应世界潮流,两人的改革有连续性,在社会经济变革的方向上基本一致,虽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见解不同使两人分道扬镳,但后世的论者都是看到了这些共性的。一般地说,“革命者”对这两个“沙皇走狗”都是否定的,而对“刽子手”斯托雷平的抨击尤其严厉。相反,持沙俄遗民立场的人对这两人都是肯定的,尽管有人偏爱前者有人偏爱后者,在惋惜两人失败时也有对他们的反思,但极少有人把他们对立起来。至于上述两种人之间的俄国自由主义者,则其主流是肯定开启宪政的维特、否定大肆镇压的斯托雷平的。比较左的自由主义者对两人都有批评,但批评斯托雷平更多(即某种程度上接近“革命者”的观点),比较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对斯托雷平持理解态度,但也不会否定维特(某种程度上接近沙皇遗民)。总而言之,上述各色论者都不会全盘肯定斯托雷平,同时全盘否定维特。

   然而,这恰恰就是索尔仁尼琴的态度。

   今天看来,索尔仁尼琴对这二人的评价不仅非常“超前”,而且耐人寻味,它再次表明索尔仁尼琴绝不仅仅是个文学家,同时也不仅仅是个“持不同政见者”,把他垂暮之年的前述表现看作他的“转向”甚至“悔改”更是浅薄的市井之言。对这两人的评价证明索尔仁尼琴不愧是当代俄国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但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他的看法一定客观,他的评价一定可取。相反,在这个问题上,笔者是不能苟同于索翁的。

   斯托雷平——“俄国改革第一人”?

   索尔仁尼琴在《红轮》的第一卷中一改往日的批判一切、骂倒一切的风格,对一个人物大加称颂和褒奖,这个人就是沙俄时期的国务活动家彼•阿•斯托雷平(1862~1911年)。斯托雷平被索尔仁尼琴称为可以“载入俄国历史史册”的、“改变了一亿七千万人民国家历史进程”的“改革第一人”。为了还原这位励精图治的改革家的生活细节,索尔仁尼琴与斯托雷平的儿子多次沟通。在他的笔下斯托雷平几乎堪称完人,似乎作者把能想到的一切溢美之词都堆砌在斯托雷平身上。索尔仁尼琴是这样评论他的人品:他是“那样从容不迫,那么公正不阿、不偏不倚、率直坦率”,他“从不计较微末小节,不是那种图虚荣爱面子的人,他不图私利毫不利己的品格得到人们敬爱与钦佩,他朝气蓬勃意气风发,诲人不倦,他勇敢无畏、岿然不动,他年富力强”,“把他全部坚定的力量都投入到祖国的建设上”,他“是国家中流砥柱,他是俄国的生活重心,没有一个俄国沙皇可以与他相提并论,他是提高人民生产力的热心家,又是锲而不舍的改革家,他是彼得在世,又比彼得高明,因为他改造俄国又不伤及俄国传统文化”。索尔仁尼琴对斯托雷平盖棺定论是:为了俄国“他毫不犹豫地押上了自己的生命”。以一人之躯挽救了俄国,“把俄国从崩溃的边缘引向复兴之路”,“他开拓和创造了俄国历史的全新时代”。这样不吝篇幅地对一个历史人物大肆颂扬,是人们在索翁作品里很少见到的。

   对于阅读《红轮》的读者来说,最大的困惑在于,索尔仁尼琴为什么会大捧斯托雷平呢?作为俄国知识分子“天然反对派”代表、作为反抗专制持不同政见的领军人物的索尔仁尼琴,为什么会对沙俄时代的“铁血宰相”寄予这样深厚的个人感情呢?有人曾用对苏联时代“矫枉过正”的“价值反转”来解释这其中的缘由,认为索尔仁尼琴把“布尔什维克革命”看作是“暴政”,而为被这个“暴政”摧毁和否定的前朝人物平反,当然是顺理成章的。的确,因为第一卷的构思与写作是在赫鲁晓夫时代,与剧变以后的政治民主多元化时代不同,那时在国内“一元化”的政治高压下所有人物的评价一律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准绳,沙俄时期的政治人物全都以单一脸谱化“凶残敌人”的形象来处理,民间的各种改革思想只能在地下暗流涌动。作为被苏联时代彻底否定的沙俄“国粹改革家”——斯托雷平,受到思想敏锐的索尔仁尼琴的关注与重新“正名”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如果仅用否定苏联时期的价值评判而坚持反向的立场,并不足以说明全部问题,因为在苏联时期被否定的沙俄政治家、改革家何其多也,就是与斯托雷平齐名的“双子座”中另一子——谢尔盖•维特,同样在苏联时期被否定,但索尔仁尼琴对他不仅不去“矫枉过正”地大赞,反而沿袭了苏联时期对他的大加鞭挞(当然理由恰恰相反,苏联人骂他维护旧制度,索翁则骂他破坏旧制度),甚至对全家遭到布尔什维克枪杀而现在俄罗斯人充满同情、已经被东正教封为圣徒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索翁也是时有批评。显然,索尔仁尼琴的褒贬与取舍自有他的价值理念和逻辑体现,他想表达的并不是简单地否定“红轮”,肯定“白轮”,而是借此表达对沙俄改革进程的历史评判以及他所向往的俄国发展模式。

   忽神忽鬼:斯托雷平评价的大起大落

   斯托雷平出生于古老的贵族世家,他的父辈和亲属里有苏沃洛夫和莱蒙托夫等俄国历史名人,他的父亲是沙皇的侍从武官,母亲是哥尔察科夫公爵的女儿。1884年斯托雷平从彼得堡大学自然科学系毕业以后进入农业部工作过一段,1899年先后任科文省的县、省首席贵族,此后便在政界平步青云晋升很快。1902年刚刚40岁的斯托雷平就出任格罗德诺省省长,成为当时俄罗斯最年轻的省长,一年之后他又出任欧俄大省萨拉托夫的省长,在萨拉托夫任期斯托雷平以其强硬的治理手段而闻名,曾3次遭遇暗杀,1906年4月被沙皇一纸急电召回彼得堡委任以内务大臣,当年7月8日又成为内阁总理并兼任内务大臣。在4年时间里斯托雷平完成了四级跳,从一个不属于首都上流社会的“外省贵族”,成为沙皇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帝国的第二号人物。

   从索尔仁尼琴的叙述中看,斯托雷平不但是俄国变革时代的中流砥柱、是为俄国利益鞠躬尽瘁的股肱之臣,而且是被人误解、背负骂名忍辱负重的改革家,是个人品德高尚的楷模。这在《红轮》第一卷写作与出版的1960年代~1970年代与苏联历史教科书中宣扬的斯托雷平形象有着本质的差别。那个时期斯托雷平是作为“1905年革命”的镇压者而闻名于世的,连小学生都知道斯托雷平是双手沾满革命鲜血的刽子手、是铁血宰相、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他所主导的第三届杜马是最右的“反动的黑帮杜马”,当时非常流行的两个术语——“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为绞杀革命者到处树立绞架使用绞索的“斯托雷平领带”[1],都曾经是苏联中小学历史考试中最常见的名词解释。那么这两种形象哪一种是斯托雷平的真实面貌呢?

   在俄国历史上恐怕很少有像斯托雷平那样被忽神忽鬼地反复大褒大贬的人物了。在剧变以后的历史翻案风中,很多沙俄时期的历史人物有了新的评价,而斯托雷平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位。他的形象发生了180度的根本改变,他从镇压革命的“刽子手”一下子变成了家喻户晓的改革明星,仅在1990年代经济转轨时期,以斯托雷平为题目的专著就达上百种之多,大都是从正面肯定斯托雷平的功绩的。斯托雷平不仅被平反说成是俄国杰出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而且被称为“农民的保护人”,很多人认为,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把俄国拖进战争的泥潭,从本质上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斯托雷平的道路本来是能够走通的,若是那样,俄国的历史将会完全改写。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苏联70多年发展道路的否定后,从革命前历史上寻找资源便成为一种客观需要,因此那些曾经被否定的沙俄时期市场经济改革家自然备受瞩目,而且叶利钦的转轨战略与20世纪初的发展模式有一定的相似度,诸如苏维埃向议会政治转变的立宪问题、农业土地私有化问题、吸引外资和税收货币改革等,无一不是当年实践过的问题,以至于有人把叶利钦搞的经济转轨干脆称为“新的斯托雷平改革”。有好事者曾经把现在俄罗斯杜马与斯托雷平时期的第三届杜马讨论土地问题的议案拿出来比较,惊呼二者不但惊人地相似,而且就问题的针对性而言,当代的水平还不如20世纪初。于是人们感叹道,俄国历史为什么就走不出“魔咒的怪圈”,一百年来从原点出发现在又回到了原点。在这种状态下苏联时期被全盘否定的斯托雷平,重新得到肯定并不出人意料,应该说“镇压者刽子手”斯托雷平和“改革家”斯托雷平就像是一个钱币的两面,同时存在于真实的斯托雷平身上。只不过不同时期都片面地强调了其中的一面罢了。

   叶利钦时代大捧斯托雷平是可以理解的,作为叶利钦改革政策制定者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是把斯托雷平作为俄国经济改革的“先行者”来看待的,他们认为二者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一个是要打破计划经济的大锅饭,走向现代市场经济,一个是要摆脱古老共同体的“村社大锅饭”,走向近代资本主义。但仅仅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肯定斯托雷平并不会导致否定维特,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没有冲突,至于政治方面,那时的俄国人多以为俄国已经实现了民主化,肯定斯托雷平是肯定他的私有化经济改革(这一改革在苏联时期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而非肯定他的政治专制。不过即便在政治方面,那时的人们也多同意:斯托雷平的铁腕无法与斯大林的暴政相比,他们也不会想到民主化十多年后还会出现普京式的“新的斯托雷平专权”。相对于斯大林体制而言,那时刚刚走出苏联铁幕的人们觉得斯托雷平时代算是温和的,不会怎么反感。但维特比他更温和更主张宪政也是众所周知的。这就是那时褒扬斯托雷平的人通常并不会贬斥维特的原因。不过在经济改革方面斯托雷平比维特更突出,而且斯托雷平大力推行的土地私有化也更类似于叶利钦时代的国企私有化,所以他的风头盖过了维特。

   索翁心目中的“斯拉夫英雄”和“西化罪人”

   到了普京时代,对斯托雷平的褒扬更加升温。而这时斯托雷平的受捧主要就不是因为他搞私有化,而是因为他的“铁血政策”了。普京与斯托雷平都是主张强人政治、铁腕治国的,因此不奇怪,在当今俄罗斯普京有“新的斯托雷平”的名声。而普京总统对斯托雷平也多有推崇。

那么索尔仁尼琴呢?从斯拉夫-东正教传统角度反抗苏联体制的索尔仁尼琴对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并不热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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