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礼庭:论哈耶克与凯恩斯、罗尔斯理论分歧的症结

——读韦森《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论战》和周濂《哈耶克与罗尔斯论社会正义》的感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11 次 更新时间:2014-12-17 20: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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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礼庭  
尽量消除单一劳动力面对强大的、同样永久性紧缺的“物化资本”而产生的不公平竞争。并支持工会参与的劳资间公平竞争和工资谈判,依靠集体的力量来弥补劳动力过剩的竞争弱势,以便尽可能地营造劳动力市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以便促使工资尽可能地符合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成果!但是工会的职责和功效,也是仅此而已,“绝对不能”如哈耶克谴责的那样,以强制的手段来使工会的功效产生“异化”,走向自由、自主、自觉的市场经济原则的反面,成为对市场的强制性干涉!甚至哈耶克所说“逐渐转变成一种服务于有组织的利益集团联盟的全权性体制”(a totalitarian system)。(哈耶克,2000a,第一卷,第2页)【26】只要通过工会运作实现的工资水平确实更接近和符合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成果,而不是偏离这一标准,那么这种工会的功效就可以认定为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及其它著作所列举的反对自由组建工会的理由是牵强的。如果资本可以通过“股份制”的联合来增强竞争力,那么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取消劳动者联合起来,依靠集体的力量来增强竞争力呢?请恕我直言,哈耶克文章中指责和反对工会的大多数理由,都是工会“不完善”的结果,而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证明工会“不应该存在”!

   虽然市场经济不可能存在“工资符合客观劳动生产率”的精细标准,但大致范围就应该是把基尼指数控制在0.25至0.35之间:当基尼指数低于,或者接近0.25时,政府就应该出台遏制工会提高工资要求和能力的政策;当基尼指数高于,或者接近0.35时,政府就应出台该鼓励和支持工会提高工资要求和能力的政策。虽然制度和法律是不允许随机变化的,但政府的政策应该是具有灵活性的。对工会来说,其职责就是有效消除劳动力刚性过剩的竞争弱势,以便实现劳资之间相对公平的竞争。工会的这种机制和功效,从本质上说,仅仅是对市场经济固有的“先天性缺陷”的修正和弥补,是对市场的调节机制和市场功效的促进,是对“纯粹程序正义”的完善,而不是什么对市场竞争“结果”的干涉!

   那么“二次分配” 和福利的调节程度应该有多大?比如对富人征税来搞福利,最佳税率应该在什么水平呢?所谓的“帕累托最优”应该建立在罗尔斯 “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25】的原则上,应该建立在收入的“比例”和“基尼指数”概念上,而不应该是绝对数上的,就是不能把它们歪曲理解为“只要社会中受益最少者增加‘1元’收入”,就是所谓的“有利”、就可以允许强势群体的收入增加“成千上万元”!科学的理解应该是:比如通过累进税制和工会的力量来减少富人的收入、加大福利投入,那么,税率和工资、福利就应该增加到边际基尼指数不再扩大为止。(假设社会贫富差距已经接近或超过0.35的合理上限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在税收、工资增加和基尼指数减小这对函数中,我们把纵坐标作为基尼指数逐步递减,把横坐标作为税率的逐步提高,随着税率的不断提高,基尼指数的递减应该走出一个尖顶的“n”形的图形走势,恰当的税率就应该在这个尖顶的顶端。即税率应该增加到:“再增加税率就会扩大基尼指数”的最高点。(假设社会贫富差距已经接近或超过0.35的合理上限的情况下。)当然,如果基尼指数接近和低于0.25,那么就应该适量减低税率,使税收和福利投入的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认识福利制度在公平竞争和社会发展中的功效呢?如上所述,罗尔斯把“理性欲望的最大满足”来定义“构成社会合作的恰当条件”的话,那么借用经济学中“效用递减”的概念,就能够解释同等财富为穷人享用所产生的社会理性欲望满足的“净余额”要比被富人享用高得多。这就证明了福利制度就是在“同等” 财富条件下能够有效提高全社会“理性欲望满足”的“净余额”的有效措施之一。那么提高福利程度的边界在何处?就应该提高到“边际社会理性欲望满足‘净余额’”为零的水平。虽然这是一个非常抽象、难以把握的概念,但我们同样也无法否认这一抽象标准的客观存在。

   但是,在这里虽然有标准,但因为任何人为的事情都可能存在差错和失误,不可能绝对正确,就好比目前发达国家客观存在的“超福利”、“过度福利”现象等!这就有待我们进一步来完善民主制度,尽可能地排除民主制度中很难避免的民粹倾向。而我个人认为这种进一步完善的突破口,似乎应该是在哈贝马斯“求真,求是,求诚”的前提下,通过既回避冲突、又不需要各自牺牲的理想言谈情境下进行的公开、公正、公平、理性、自由、自觉、自主的沟通,通过各自合理的、自愿的妥协来寻求和发现一种共同认同的“真实”,并在这种基础上来建立一种诚实、理想的共识指导下有效的集体行动。这里的“牺牲”、“让步”和“妥协”不是在强制和压力下的结果,也就是说,真正的“共识”应该在充分自由、自觉、自主的交流下实现的。这同样论证了新闻、言论、出版自由是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制度体系必要、必需的制度性原则。

   但同样必须强调的是,福利制度不能,也不是调节收入的政策,如前所述,收入分配的标准应该建立在社会贡献基础上,但在现实生活中,最少受益者往往是在经济合作中贡献最小的群体。所以必须通过福利来实现“任何的经济不平等”必须满足“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25】的原则。结论就是福利仅仅是一种对老、弱、病、残、孕、幼,以及失业的救济和教育、医疗一定程度的免费,其目的就应该是着眼于“全员综合素质和劳动能力”的普遍提升!

   重要的是,我们在评判任何政策原则时,不能把它做单独的分析,而必须把它放在整个社会体系中做综合分析。单独来看,弱肉强食的市场竞争和看似“劫富济贫”的福利政策都存在着某种不足,但当它们两者在市场经济体系中产生综合的互补效应时,它们就具有一种必不可少的优越性。所以,我们不能把福利误解为对富有的精英群体的一种“劫富济贫”的强制,我们应该把福利理解为,或者是建立在一种“全民共识”的基础上的“慈善性”法律行为,福利和慈善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是出于富有的精英群体的自愿奉献,他们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福利必须是在法律规定的群体范围中平等地共享,必须一视同仁、不能搞特殊性,而慈善往往是由出资者自主指定的特定的群体来享用。两者之间既不能相互替代,又必须“各司其职”地实现优势互补。而上述福利的程度应该达到“边际社会理性欲望满足‘净余额’”为零的原则,也就是指精英群体的自愿奉献及自我价值实现的临界点。因为超越了精英群体的自我意愿,将损害他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那么“边际社会理性欲望满足‘净余额’”将为负数。

   政府的这种收入调节原则,既符合哈耶克主张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纯粹程序正义”的原则,也符合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的原则和“两个正义原则”。但政府的这种调节政策,仅仅局限于通过对市场固有缺陷的修正和弥补来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竞争所得以展开的环境”和“纯粹正义的程序”的“公平性”,而不是,也不能超越这种局限和范围对“纯粹正义的程序”规范下竞争的“结果”进行干涉。

   必须重点说明的是,哈耶克所认为的,任何政府对市场的干涉,都“必定导致自由社会的自生自发秩序逐渐转变成一种服务于有组织的利益集团联盟的全权性体制(a totalitarian system)。(哈耶克,2000a,第一卷,第2页)”【27】的观点缺乏足够的理论和事实依据,值得商榷: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导致这种结果的根源仅仅是极权政府在暴力支持下对民众实行的强制,而在彻底排除这种“暴力强制”的民主宪政制度规范下的置根于民众民主协商和妥协的民选政府的调节政策,至少没有“直接”“转变成”这种结果的“必然性”!因此重要的是必须彻底杜绝在暴力支持下对民民众实行强制的极权政治制度,而不是彻底杜绝政府对市场缺陷的合理修正和弥补。这两者之间,既存在着本质性区别,也不存在直接转换的必然性。

   六、个人天赋能力和家庭环境所决定的受教育程度等因素造成的社会贡献和劳动成果不同所决定的收入差异是“正义”和“公平”的吗?

   再来分析哈耶克和罗尔斯的另一分歧:(哈耶克的)“‘纯粹程序正义’,只要个人在公平程序的框架下参与自愿的交换,无论具体结果是什么都是正义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单靠纯粹程序正义并不能解决初始竞争环境的公平性,也不能回答正义原则的具体内容。”【28】罗尔斯还认为:“我们不能因为一种特殊结果是在遵循一种公平的程序中达到的就说它是正义的。这个口子开的太大,会导致荒唐的不公正的结果。”【29】比如个体之间源于“纯粹正义的程序” 所导致的经过世代的累积而形成的贫富差距,无法为后人提供“起跑线”上的公平。

   哈耶克和罗尔斯的分歧就是:因为个人之间不同的家庭环境造成的个人天赋、劳动能力、科学知识的不同,通过“纯粹正义的程序”所创造的不同的社会贡献和财富创造该不该成为个人合理所得?如果我们以个人的“社会贡献”为标准来进行社会收入分配,那么在纯粹正义程序之中造成个人社会贡献差异的基础,除了个人选择的不同和无法掌控的偶然因素之外,就是由包括个人的天赋才智和社会环境(主要是家庭环境)不同所造成的劳动能力在内的人的综合素质所决定的。而罗尔斯恰恰是“反对”把个人之间因天赋才智和社会环境不同造成的优厚所得认定为个人合理所得:“由于出身和天赋的不平等是不应得的,这些不平等就多少应给与某种补偿。这样,补偿原则就认为,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同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30】

   我基本上“不同意”上述罗尔斯的观点:“那些先天有利的人,不论他们是谁,只能在改善那些不利者的状况的条件下从他们的幸运中得利,在天赋上占优势者不能仅仅因为他们天分较高而得利益,而只能通过抵消训练和教育费用和用他们的天赋帮助较不利者得益。没有一个人能够说他的较高天赋是他应得的,也没有一种优点配得到一个社会中较有利的出发点。但不能因此推论说我们应当消除这些差异。我们可以有另一种方式处理它们。社会基本结构可以被安排为利用这些偶然因素,为那些受益最少者谋求好处。”【31】如果“个人的天赋才智、劳动能力、科学知识”所创造的财富不应该为个人所得,而应该作为人类共同资产,那么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违反了“人的本性和本能是理性自私”的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则,也就是违反了劳动和财富创造的“激励原则”,更违反了以社会贡献为标准的分配原则。如果个人天赋才智和劳动能力所创造的财富不能受到保护,或者说受保护的理由不能成立,那么所谓“保护私有财产”的市场经济基本原则在逻辑上就同样不可能成立。这种观点,可以说也就是变相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

   如果罗尔斯确实说过如下观点:“他说:‘人们的命运,应该由他们的选择来决定,由他们所作的关于如何生活的判断来决定,而不是由他们偶然地陷进去的环境来决定。’”【32】那么一个显而易见的客观事实就是:个人“选择”的效果和效率,是完全彻底地由个人的“天赋”,也就是智力和才能所决定的。罗尔斯所说的社会分配应该由个人的选择来决定,那么就等于应该由个人的智力和才能,即“天赋”来决定。

   就算是让站在罗尔斯的“无知之幕”背后的人来选择,他们既没有理由、也不应该放弃和否认由个人先天素质和劳动能力的差异造成的劳动成果和社会贡献的差异所决定的收入差异。以自己的先天素质和劳动能力来创造自己未来收入将是人类最合理、最理性的程序和规范了。而且这也是一种有利于增加社会“满足”的净余额的程序和规范。

再进一步分析,继承前辈合理和合法的财富,是“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这一“自然正义”原则的逻辑结果,是全人类自然正义的共识、包括站在“无知之幕”背后的人的共识。这不仅仅因为它符合“理性自私”的人类的本性和本能,还因为“保护私有财产”就是“保护创造私有财产积极性”,而恰恰是这种“创造私有财产积极性”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宝贵的动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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