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礼庭:论哈耶克与凯恩斯、罗尔斯理论分歧的症结

——读韦森《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论战》和周濂《哈耶克与罗尔斯论社会正义》的感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11 次 更新时间:2014-12-17 20: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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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礼庭  
记得有位哲人(名字忘了)曾经说过:历史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神奇结合的产物。如果历史真的并不是在一片馄饨中“完全”由偶然的事物所决定的,历史发展确实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因素,或者说是必然趋势的话,那么这种必然的因素和趋势具体又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哈耶克及其自由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批判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规律论”,如果人类历史发展确实不存在什么客观的规律,那么是否存在着某种“既定的趋势”呢?

   哈耶克认为“正义的追求与自生自发的秩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哈耶克说:‘从历史上看,正是对正义的追求,才使得一般性规则系统得以生成和演化,而这个规则系统反过来又成了日益发展的自生自发秩序的基础和维护者。’” (哈耶克,2000a,第2卷,第82页)【12】在这里哈耶克承认除了偶然性之外,历史发展确实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因素,哈耶克的答案就是“个人”“对正义的追求”才形成了“自发秩序”及其“一般性规则”,同时也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但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追问所谓“正义”的真正含义又是什么?

   无论是罗尔斯还是哈耶克,不能自圆其说的要害就是——没有树立,或者是无法界定社会贡献和分配标准。没有一个能够清晰明了地界定的标准,就不可能存在自圆其说的社会分配理论。对哈耶克来说,正因为没有确切地界定社会贡献和分配的标准,而且认为“每个个人的处境都是由许多其他人的行动造成的一种综合性结果”,(哈耶克,2000a,第2卷,第50页) 【13】认为“‘社会正义’、‘分配正义’这样的术语甚至不是所谓的范畴错误,而就是毫无意义的胡话。” 【14】哈耶克反对的是“政府”以 “社会正义”为目的有组织的行为异化为为利益集团谋利益结果,但并不反对和否认“个人”在规范程序下对正义的追求,并认为这是形成“自发秩序”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所以哈耶克才把社会分配的决定权交给了纯粹的、自发、自然的市场。但如前所述,市场是存在着固有的缺陷的,而这种市场固有的缺陷正是通过劳动力价格的扭曲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隐患、弊端和危机。而关于界定社会贡献和分配的标准,“罗尔斯对此的回应是:社会不像社团(association),故没有宗旨或目标可言,因此无从界定‘贡献’。”【15】

   但我的观点非常明确:人类共同的正义观,即界定社会贡献和分配的标准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每个人和一切人的生存、幸福和自由发展的需求。——也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既定趋势!人一生下来就面临为生存和个人幸福而拼搏的宿命,一旦实现了物质和精神的幸福,就立即进入一种以财富创造和社会贡献为目标的“自由发展”的境界。这种以人类社会发展既定趋势所定义的人类共同的“正义”观,并不仅仅是社会领域的学说,而是建立在生物科学及其进化论、人类的实践性及其理性实践能力的基础上的,同样也是以人的本性和本能为基础的。正因为全人类的、全世界各民族基本的人性和本能是相同的,都是“理性地自私”。所以,在这种基本相同的人性和本能的制约和规范下,从人类进化开始,全世界各国的历史纵然千差万别,但都走过了基本相同的历史发展道路: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农业和畜牧业时代→手工业时代→工业化市场经济时代→信息化时代→全球化时代。仔细考察这一人类共同的历史进程,非常明显地就是沿着“不断地满足每个人和一切人的生存、幸福和自由发展的需求”的路径发展的,人类历史的每一步发展,都是更有效地实现了更大范围地、更高程度地“满足每个人和一切人的生存、幸福和自由发展的需求”!拿罗尔斯的话来表达就是:“社会必须如此分配它的满足手段——无论是权利、义务,还是机会、特权、或者各种形式的财富,以便达到可能产生的最大值”【16】“把善定义为理性欲望的满足……不管什么样的环境因素,只要他将达到个人理想欲望的最大满足,它就构成社会合作的恰当条件。”【17】“一个社会,当它的制度最大限度地增加满足的净余额时,这个社会就是安排恰当的。”【18】我理解的罗尔斯所定义的“理性满足”“权利、义务、机会、特权、各种形式的财富”的“净余额”的“最大值”,就应该是我上面说的“最大限度地满足每个人和一切人的生存、幸福和自由发展的需求”!

   如果我们承认“最大限度地满足每个人和一切人的生存、幸福和自由发展的需求。”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和目标,是人类社会的最大“正义”,也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当然也是人类“自发秩序”形成的内在机制和动力,那么我们也就理所当然地应该以此作为标准来评判和界定人们的社会“贡献”,并以“贡献”量的大小作为社会分配的标准!这个标准,同样也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分配标准,也就是必须通过市场经济“正确和公平的程序”确认的“社会贡献”,才是获得合理收入的标准。

   四、如何来贯彻执行这种以人类“正义”定义的社会分配标准?

   “哈耶克认为,对‘自由主义的正义观念’而言,‘真正重要的乃是竞争得以展开的方式,而不是竞争的结果’。(哈耶克,2000a,第2卷,第59页)”【19】但哈耶克认为:“自生自发秩序在处理正义问题时完全满足‘纯粹程序正义’的主要特征:‘不存在判定正当结果的独立标准,而是存在一种正确的或公平的程序,这种程序若被人们恰当地遵守,其结果也会是正确的或公平的,而无论它们可能会是一些什么样的结果。’ (Rawls,1999,p75)” 【20】

   在这里,哈耶克认为对“正义”而言,真正重要的是“竞争”,而这种“竞争”,不但主要是“市场的竞争”,而且必须是“公平的竞争”,而这种所谓竞争的“公平性”,又必须体现在竞争得以展开的“方式”,即“公平的程序”,也就是所谓“纯粹程序正义”。而恰恰是这种“纯粹程序正义”客观要求市场交易必须自由、自主、自愿,必须彻底排除包括“权力干涉”在内的任何力量的干涉,并以此来保障交易“价格的公正”。如果受到外来力量的干涉,交易价格“不公正”的话,那么所谓的“程序公正”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就不复存在!再往上推理的话,所谓“自发秩序”和历史发展的进程也将遭到扭曲!

   那么怎样的价格才是“公平、公正的价格” 呢?现代经济学的共识应该是“在供求均衡环境中通过市场自由、自然、公平竞争产生的价格,才是‘公平、公正的价格’”!那么造成价格“不公正”的干涉因素,除了 “权力干涉”等等市场之外的因素之外,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还存在着市场的“内在因素”,就是在供求不均衡的情况下,同样会产生“不公正的价格”。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市场会自发、自然地通过这种“偏离公正的‘价格’”产生的“利益变化”来激励和调节供求,使供求自发、自然地恢复均衡,从而进一步使价格恢复“公平、公正”。但在市场经济中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在劳动力市场上,纯粹的、自动、自发的市场调节机制是“失灵的”!如上所述:“因为劳动者面对‘生存的迫协’,不可能拒绝这种不合理的低工资。这样的结果就是:第一,劳动力市场上的交易,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是真正地自由、自主、自愿的;第二,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不可能’自动、自然地通过市场固有的调节作用——通过过剩的劳动力的价格(工资)趋低来减少劳动力供给,重新实现供求平衡,使价格(工资)恢复到合理的区间,自动、自然地实现新的供求均衡。”【3】

   这就有效地、直接地“证伪”了哈耶克依靠纯粹的市场机制来实现他自己认定的“自发秩序”,并进一步自发、自然地实现以“价格公正”为基础的“程序公正”的理论观点!正是这种市场固有的“先天性缺陷”,才是市场“必需”政府调节的证明和依据!

   但同样的道理,这种针对市场固有缺陷的政府调节同样必须“在市场范围内”、“按市场的客观需求” 来调节,也就是这种政府调节仅仅局限于“对市场固有缺陷的弥补”!,我们可以用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的思想来解释这种针对市场缺陷的“政府调节”:如果我们把老子的“无为而治”理解为“无为、无不为”:人的行为不应该超越宇宙之道、自然之道和人生之道,即在“道”之外应该“无为”,;但凡是符合宇宙之道、自然之道和人生之道的行为,却应该积极有为,即所谓的“无不为”。那么政府对市场缺陷的弥补、促进和完善可以积极有为,也就是所谓的“无不为”,但绝对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也就是不能按政府意志来随意干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对“市场机制客观需求”之外的行为,政府必须绝对“无为”。

   结论就是:政府的宏观调控,主要地是针对市场固有缺陷的收入调控,既是必不可少的,又是必须受到市场规范、不能超越市场客观需求的。

   五、政府应该如何来调节收入,按什么标准来调节收入?政府调节收入到底有没有具体“可操作”的依据和标准?

   所谓“可操作”的标准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应该由谁来做收入调节,尤其是“二次调节”的“判官”?答案很简单,就因为调节的标准是“‘每个人’和‘一切人’的生存、幸福和自由发展”,那么,理所当然地应该由“每个人”和“一切人”来做判官,来决定!显而易见的道理就应该是由全民普选产生的“民主政府”来决策!而恰恰正是这种民主宪政的原则,既和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划清了界限,同时也证明了民主宪政是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辅助条件和辅助制度!

   所谓“可操作” 的标准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就因为分配的标准是“‘每个人’和‘一切人’的生存、幸福和自由发展”,那么就使区别于绝对平等的“共同富裕” 理所当然地成为政府调节收入的第二大原则。拿罗尔斯的话来表达就是:“所有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对其中的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的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21】“社会基本结构要以在先的原则所要求的平等的自由的方式,来安排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 【22】

   这种“共同富裕”的价值观,不仅在于罗尔斯主张的“就是如何通过确立一种正义的制度以使生活其间的每一个自由平等的道德人都能过上有价值的人生。”【23】更重要的是,共同富裕通过促进社会全员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有效地提高和完善了社会全员的综合素质和劳动能力,恰恰是这一点,才是国际竞争和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哈耶克曾经强调:“将某种相同且平均的标准强加给所有的人,无疑是使一个社会处于静止且不发展之状态的最为有效的手段,或者只允许最富成就者享有略高于平均数的标准,无疑亦是延缓进步速度的最为有效的手段。”【24】如果我们承认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任何真理都必然有一个其适合的条件和环境的限制。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贫富差距同样也必然应该具有一个适当限度和范围。在这理哈耶克仅仅指出了过于平均的贫富差距“无疑亦是延缓进步速度的最为有效的手段”。这是因为它遏制了社会精英,或者说强者开拓创新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同样的道理,过于悬殊的贫富差距,也会通过遏制大众进步、遏制大众向精英和强者跟进的步伐;以及遏制从民众中培育、产生新的精英的能力而影响社会发展的整体效率,而且也会因此而造成遏制精英和强者进一步开拓和创新的阻力。

   那么何谓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标准又是什么?现代经济学给出了计量贫富差距程度的科学方法,就是“基尼指数”。也就提供了确定适当的、科学的贫富差距的程度和范围的依据。在通常情况下,大多数经济学家不会反对基尼指数应该控制在0.25至0.35之间,这是贫富差距相对来说比较恰当的程度和范围,也可以说是“共同富裕”定义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既能够满足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应该、也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成果的市场公平竞争的要求,也能够满足资本取得合理利润的市场公平竞争的另一个要求,更是能够满足罗尔斯:(不平等的)分配应该能够同时满足“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25】的原则。

在这个社会分配的标准和原则之下,在社会初次分配中,就应该通过制度和法律,当然包括政府的收入调节政策,来支持和鼓励劳动者自由、自主、自愿地组建工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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