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深度研究与自主发展——以对澳门社会科学研究的分析为个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31 次 更新时间:2005-08-12 00:4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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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正来 (进入专栏)  

  当下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依旧是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支配;这种社会科学观的支配,与研究者的不思及学术自主性的缺失相配合,导致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种种困境,而其间最为严重的后果之一便是:经由研究过程本身,而丢失了原本试图研究的对象;换言之,原本试图研究的中国问题,经由实证社会科学观及其相关的方法和概念等工具的限制,而不意识地被转换成了毫无文化意义的任何地方的事实问题。对这样一种社会科学发展的路径做出严肃的思考,我们至少可以就下述问题进行追问:第一,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观,其内在理路预设了它是人类研究社会的唯一可靠的知识类型,然而这种预设是否能够成立?第二,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的紧张和综合,无疑是实证主义社会科学观下的问题,它们虽说能够提供关于人类社会的许多有益的知识,但是它们是否能揭示出"行为"与"行动"的区别,或者说行动背后的意义呢?第三,实用性的社会科学观,毋庸置疑,能促使社会科学产生极大的知识效用,然而这种实用的社会科学观却以其对外部社会的效用作为对其本身的判准,甚或说直接以外部社会的欲求作为对知识的判准,是否有可能致使其忽略知识的自主性呢?当然,这些问题都是理论上的大问题,不可能在这里全部廓清;为了使这些问题更加明确,本文拟以新近发展的澳门社会科学研究为例,通过对其知识品格的分析,揭示出其间部分的可能的意义并试图展开一些讨论。

  当代澳门社会科学的研究,在近十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对于当代澳门社会科学研究的这种发展,澳门社会科学学会主席黄汉强先生曾做专文进行过讨论,并将其发展概括为四大特征②:第一是具有强烈的自觉性和目的性,"同社会科学在一般国家和地区的兴起和发展不同,澳门当代社会科学的兴起一开始就是有组织的而且明确是要为澳门社会服务,具有强烈的自觉性和目的性。这是澳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特点也是优点,是十分可贵的";第二是"学术研究具有鲜明的务实性和实践性……,这是澳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第二个特点";第三是研究方法的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是多种多样,既有一般的研究,也有专门的分析;既有数量化的研究,也是定性的分析……。十年来,我们的研究方法,可以说是不拘一格,大多是从需要出发,从实际出发,用综合的方法,这是澳门社会科学研究的第三个特点";而"广泛采用学术合作和学术交流的形式推动研究,这是澳门社会科学的研究的第四个特点"。深度研究与自主发展。

  然而,我们所关注的并不是以社会科学"身份"为标准的研究人员的增多、以社会科学为题的文字的增加、以社会科学为名的研究机构及出版物的增加、甚至也不是相关研究经费的增加,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毋宁是澳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从知识上讲,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发展。换言之,如果我们不满足于上述指标下的那种"发展",并期望社会科学研究有进一步的发展,那么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在我看来,首务便是对这一"发展"基础上的澳门社会科学的生产过程及其生产出的知识及其品格做出严肃的检讨和反思③。在这里,需要严格限定的是,本文的意图并不是要对黄汉强先生的文章进行评论,而是试图对这篇文字所揭示出的澳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取向进行知识上的讨论,以图说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存在的我在本文开篇提出的问题,并力图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另一种知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可能性途径。

  从上述澳门社会科学发展的前三个特点来看,我们可以说这一路向大体上是一种实用性的实证科学观下的社会科学发展路径④。因此,囿于本文的论题,我们将把我们的讨论严格限定在上述澳门社会科学发展的前三个特点方面⑤;为了分析的便利,本文从逻辑上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基于上述澳门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路向,透过知识类型的思考而对实证科学观下的社会科学加以讨论;第二部分就推进社会科学的澳门转向深度研究的问题进行探究;第三部分则对前述讨论的前提性问题,亦即社会科学研究的自主性问题,进行思考;第四部分为结论。

  

  一、知识类型:实证·阐释·批判⑥

  

  澳门社会科学发展的实证论取向,当然也内在地继受了实证科学观的预设:1.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外部事实,包括人类行为及社会现象在内,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此外,这些事实是客观的,它们的存在不以研究者的主观意志而转移;2.这些具有一定规则可循的客观的外部事实,是可以凭借客观的研究方法而获知的;这种方法具有严格的逻辑要求,只要遵循这些要求,研究者的主观倾向对其就不会产生什么影响。正是上述两项预设的作用,澳门社会科学的路向便表现为通过严格客观的分析方法的确立,而对澳门人的行为及其他社会现象进行经验性的分析,进而把握有关变量间的关系,终而发现和解释澳门社会或人类社会一般性的通则。因此,这种社会科学知识的目标性判准便在于它是否能够对客观化的人类社会世界做出精确的解释及有效的预测。换言之,它的目标在于探寻人类社会的通则,而非其于文化的及历史面相上的个别性。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这种实证化的社会科学观的支配下,社会科学的知识便被认定为"客观的",而作为一种科学知识的社会科学也就只有一种类型,即客观的、科学的社会科学。

  澳门社会科学观的实证取向,一如上述,只是在接受了实证论的预设或前提下的一种结果。如果我们不是简单地将社会科学实证论的预设视之为当然,而是透过对这些预设的检讨,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重新审视和探究社会科学的知识特性,并有可能发现实证论的社会科学或许只是许多种可能的知识类型中的一种,同时也可能向我们揭示出澳门社会科学发展的其他路径。然而,对这个问题的检讨,需要我们对实证主义做一更为宽泛且历史的考察。

  近代自然科学自16世纪开始的成功发展,为所谓价值不涉(value?freedom)的客观性认识论奠定了基础。到19世纪下半叶,关于自然科学所追求的客观性理想已然实现的观点,业已为人们普遍接受,似乎所剩下的问题就只是如何将此一认识论原则拓展适用于人类的社会研究领域。正是在自然科学的客观性话语的笼罩下,从而在将社会科学建构成"研究社会的自然科学"⑦的驱动下,促使形成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社会思想领域中的大分野:一是趋向于将哲学上的逻辑实证主义延用到人类社会生活研究领域的实证论的社会科学解释模式,另一是形而上的阐释学传统;然而无疑,在当时主流话语的支配下,以经验为基础的实证社会科学取得了显势。实证的社会科学派透过对社会科学普遍性及客观性的强调而否定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⑧。卢曼对社会科学学步自然科学的这种现象的评论不无道理,他说,"哥白尼、伽里略和牛顿虽不是社会科学巨匠,但却是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的大师"⑨。

  然而,社会科学"实证化"的往后进程,至少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质疑和批判。第一,大体沿袭阐释学传统、尊奉日常语言分析和现象学路径的人文社会科学派(C?W?Mills称其为"大理论")认为,社会科学不必受到经典的科学严格性的限制,一如斯金纳所言,"这些普遍的变革中最重要的或许是对以为自然科学可以为社会科学提供充分或者那怕是相关的模式的设想的广泛反抗。日益增长的怀疑最明显的反映是这样一种启示的再生:解释人类行为和自然事件是两种逻辑上截然不同的活动,因此所有成功的解释都必须符合同样的演绎模式这一实证主义观点一定是根本错误的"10。其次,根据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以及新形式的科学的哲学的出现,一些学者从前提上对科学性本身做出了否定。哥本哈根量子力学学派以微观世界不存在完全独立于认识者操作的"纯客体"的发现为基础提出了"测不准原理",并且强调客体对主体观察操作的依赖关系,认为离开了人的观察而讨论纯客体是毫无意义的。另一方面,虽说波普尔的科学哲学与库恩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对于实证的社会科学观却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波普尔指出,"我一直与社会科学步自然科学后尘这桩事战斗,我一直为一个信念战斗,即实证主义的知识论,即使在自然科学的分析中,也是不足的。……不宁惟是,我已经讲了三十八年了,所有观察都是’孕胎于理论的’,它们主要的功能是检察和拒斥,而非证实我们许多的理论"11;而库恩则指出,我们对藉以检验理论的事实的了解,总是通过现有的理解和认识的范式(paradigm)及体系而展开的;"更直截了当地说,独立于理论之外的事实是不存在的,因而所有理性的人都必须接受的、独一无二的观察、分析、解释世界的方法也是不存在的。我们当然可以比较相互竞争的不同理论,但我们手上并没有客观的尺度"12。

  坦率而言,上述对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观的批判,虽说有力,但却未能正面的揭示出社会科学知识应当具有的类型。我以为,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就这个问题所做的讨论,将对我们的思考给出极大的启示。哈贝马斯认为,把对人类社会生活的研究与实证科学观相提并论,是犯了两个方面的错误:一是它错误地认定人类具有完全的能力和理性了解自身行为的始因;二是这种观念助长了现代思想文化中的一种普遍倾向,即过高地估计了实证科学式知识的作用,把它视为唯一的关于人类社会的有效的知识。吉登斯指出,哈贝马斯上述第二点批评极为重要,"如果人类行为为不可转移的客观规律所支配,那么我们就几乎不可能通过积极主动的参与而改变自己的历史。……它忽略了哈贝马斯所说的人类主体的’自我反省’或’反思’。这就是说,它将无法适当说明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的、不可或缺的基本特征之一。这是因为,我们作为个人以及更大范围内社会的成员,具有反省自身历史的能力,并能通过这种反省来改变未来历史的进程。所有试图以自然科学为模式的哲学与社会科学理论--通常称之为’实证主义’--都无一例外丧失了这一洞察"13。

  进而,哈贝马斯追本溯源地探讨为什么认知旨趣等知识构成因素在现代西方思想发展的进程中被丢失的原因,并系统地指出了人类知识构成因素的认知旨趣的主要类型,以及据这些不同的类型而形成的不同类型的社会科学。哈氏在其所著《知识与旨趣》一书中指出,认知旨趣乃是人类知识的构成因素;正是这些知识构成旨趣的不同类型,各自形成了相应类型的社会科学。他把社会科学知识分为三种类型,并以隐含于这三种知识中的三种不同类型的旨趣作为区分知识形态的标准。第一种类型便是经验分析科学;在这种社会科学中,哈贝马斯指出,作为预先判准经验分析陈述的意义和参照框架,为理论的建构以及批判这些理论的标准确立了诸项规则。经验分析的知识乃是一种可能的预见性知识,然而,这种预见的意义,亦即它们作为技术的有效意义,则是通过那些我们将理论适用于现实时所依据的规则而确立的。这就意谓着,观察和评判活动受到了预先设定的条件的限定。我们可以说,描述性的命题有助于理解事实以及事实间的关系,但是这种说法却不能掩盖这样一种真相,即对于经验科学有意义的事实,首先是通过对我们在工具性活动的行为系统中的经验的预先组织而型构出来的。根据上述分析,哈氏得出结论说,经验科学的理论在揭示现实时,乃受制于这样一种构成旨趣,亦即使那些得到成功检验的行动尽可能地获致保障并通过信息而予以扩展。这就是对客观化过程做出技术控制的认知旨趣14。在我们基本了解了经验分析科学这类知识的性质后,我们便可以洞察到实证科学为什么将理论和方法侧重于通则的探求和客观经验的验证等方面的原因了,因为只有这样,客观环境才能被控制和预测,相关的知识也才能具有技术的有效性。

  哈贝马斯指出,第二种社会科学知识类型乃是阐释-历史的科学,而这种科学则是在一种不同于经验分析科学的方法论框架中获致其知识的。在这里,命题有效性的意义并不是根据技术控制的参照框架而确立的,而且对事实的把握也不是通过观察而是通过对意义的理解来实现的。哈氏认为,在解释意义的过程中,解释者事先便抱着一种要使一定的"精神生活事实"得以明晰地展现出来的主观愿望15。但是解释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得与该旨趣无关的"客观"知识,而是相反,为了在解释的过程中使未来的结论具有实践的旨趣。他认为,在解释过程中,总是存在一种"预先理解";只有当传统所流传下来的"世界"及解释者本人的"世界"同时对解释者而言变成为可明了的事实的时候,解释者才能把握以"文本"作为语言中介的传统世界中所包含的那种"意义"。就此一意义而言,所谓理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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