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铲除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四大弊病

——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反思与批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26 次 更新时间:2005-08-12 00:4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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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正来 (进入专栏)  

  众所周知,学术讨论的基本价值乃在于讨论参与者至少能够在其所讨论的问题上增进知识:不仅可以逼得讨论者把观点阐释得更清楚,而且也能够使讨论者意识到各自视角的限度。再者,学术讨论还可以形成良好的学习和研究的大学氛围:既能够给参加讨论的研究生产生阅读和思考的动力,同时也能够给参加讨论的教授提供进一步阅读和研究的压力。最为重要的是,我们之所以认为学术讨论或开展学术讨论有意义,实是因为学术讨论是一种为了更确当地认识我们的问题而开展的智性活动,它是以个人理性存有限度、任何观点都存有局限、以及我们可以而且应当质疑任何既有前提或前设为其基本预设的。

  然而,颇为遗憾的是,如果我们对中国当下研究生教育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活动进行观察,那么我们却很容易发现这样一种普遍且明显的现象,即上述对研究生和教授都有助益的学术讨论在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教学活动和学习活动中则处于严重缺位的状况。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已经严重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即我们现在必须直面的甚至可以说不再是学术讨论缺位这个问题了,而毋宁是我们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还有没有进行学术讨论的能力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绝不是某一届研究生自身能力的问题,而是中国高校中所存在的一些结构性力量抑制了研究生这种能力所致——这些结构性力量深深地嵌在中国的教学制度、教授的教学实践活动和研究生的应对策略之中,甚至还隐含在教授和学生采取这些制度、活动和策略的前设之中。

  众所周知,如果不是中国的高校中存在着这类抑制性的结构性力量,或者说如果不是中国的高校中这类抑制性的结构性力量在发生作用,那么为什么新的研究生来了一届又一届,中国高校的研究生教育中依旧开展不起来那些有助益于研究生学习和有助益于激励教授更新知识的学术讨论?

  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理由把这个问题简单地归结于政治、经济或意识形态的因素,因为我们知道,即使在极其偶尔的情形下开展学术讨论的时候,我们所谓的“讨论”依旧是“一言堂”式的说教或者“一种调子”的不同表述,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的学术讨论。显而易见,这里的问题并不是我们可不可以开展学术讨论的问题,而是我们为什么开展不起来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平等讨论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对那些抑制学术讨论的结构性力量进行追问和质疑。

  在我看来,那些抑制学术讨论的力量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具有结构性的力量,有着许多彼此纠缠在一起的原因,但根本上是因为下述两种错误观念的盛行和落实所致,因为正是这两种观念的盛行和落实,中国高校研究生教育中的学术讨论才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抑制。

  第一,“行政与学术不分”的观念。在我们的学术讨论中,一些讨论者往往是带着各级行政管理者的身份参加学术讨论的,这很正常。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一正常的事实在我们的学术讨论中却往往被扭曲为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即“行政级别”与“观点正确的程度”是成正比关系的。正是这种我所谓的“行政与学术不分”之观念的盛行和落实,不仅把行政因素渗入进了学术讨论之中,实际上更是使学术讨论在行政化的过程中变成了各种级别的“一言堂”,因为行政管理过程中的下级服从上级的特定要求使得学术讨论中的批判性丧失殆尽了,而批判性的丧失则在根本上意味着学术讨论的消解。

  第二,“辈分与学术不分”的观念。众所周知,在中国高校研究生的教育过程中,教授与研究生一起对某些问题进行学术讨论乃是极其正常的事情,而且教授指导和教授研究生也是当然之事。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类正常的事实在我们的教育活动或学术讨论中却往往被扭曲为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即讨论者的“辈分大小”与“学识高低”是成正比关系的,甚至在对具体问题的认识方面亦复如此。正是这种我所谓的“辈分与学识不分”之观念的盛行和落实,不仅把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中一以贯之的“满堂灌”方式扩展到了学术讨论之中,而且更是在实践中把学术讨论变成了教授对自己的各种具体主张或论断所做的另一种形式的“灌输”或“强化”,因为众所周知,在“辈分与学识不分”之观念的支配下,研究生提出的任何观点在学术上都是“较低级”的观点,进而也就丧失了质疑教授或老师观点的正当性;再者,在“辈分与学识不分”之观念的支配下,高辈分者在捍卫这种观念的过程中有意无意采取的行动也从根本上扼杀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讨论的可能性。

  毋庸置疑,上述两种错误观念的盛行和落实,一方面使得我们在那些偶尔展开的学术讨论中大体上只能发现两种论式:一是“御用”或“注释”型论式,二是强化一己之论断的论式;而另一方面则促使广大硕士生和博士生渐渐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对策:在学术讨论中要么大而化之胡乱吹捧,要么沉默不语。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术讨论在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中不仅丧失了它应当具有的意义,而且人们也对这种学术讨论丧失了信心——在某种意义上讲,学术讨论甚至都成了一个人们避之不及的事情。更为糟糕的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大硕士生和博士生甚至遗忘了他们与老师甚或与他们自己的同学还有进行学术讨论的能力。

  最后,我认为,为了广大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利益,甚至是为了中国学术的未来,我们必须对中国当下研究生教育中的那些抑制性力量极其赖以为凭的那些观念进行深刻的认识和分析,并做出理性且严肃的反思和批判。与此同时,就眼下的情形而言,中国当下研究生教育的改革所迫切需要的也包括作为大学教授或老师的我们所做出的努力,亦即我们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以我们每个人的点滴努力为学术讨论所提供的前提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在这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当中,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囿于篇幅,此处不赘;当然,中国社会科学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是考虑到我已经在其他场合或其他论著中做了专门的讨论,这里也不谈了。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有四个问题却是我不得不认真加以面对的,因为它们与我以教授的身份加入这个体制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就是我所说的中国社会科学在这些年的发展过程当中直接与博士生和硕士生学习和研究紧密相关的四大弊病。

  第一大弊病是“山头主义”。我所谓的山头主义分两类。第一类山头主义是以自然年龄而形成的山头主义。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科学的重新发展而成长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讲,与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相关的各个重要位置都已经自然而然地为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所掌控。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位置为我们所掌控,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学术上真的就比其他年龄段的人更优秀,也不意味着我们的学问也当然比其他年龄段的人更好。

  但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我们以自然年龄而获致的利益或权力,却被刻意地转换成了一种山头主义。在这种山头主义的内部,我们虽然矛盾重重,但是我们却基本上铁板一块地排斥其他年龄段的人真正进入学术圈子和分享我们的既得利益,更不用说在校的博士生或硕士生了。我们根本不会想到应该邀请或推荐在校的博士生或硕士生参加国内或国际学术会议,充其量只是让他们做会务——这已经是我们对他们的很高程度的褒奖了。我们根本不会因为我们在刊物上发表了在校的博士生或硕士生的优秀论文而从内心中像感谢某位“知名”学者投稿一样感谢他们,因为“发表”本身已经是我们对他们的“恩赐”了。

  我在90年代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的过程当中,在“六郎庄读书小组”前前后后的运作过程中,试图解决的就是这个基本问题,但是同时也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个因自然时间而形成的利益山头的顽固性以及它对年轻人——尤其是学生——在学术发展方面的不公正。我们对在校的博士生或硕士生所形成的“支配”,并不全是我们因学术的努力而产生的,但是他们面对我们对他们的“支配”,却只能是恭恭敬敬。这种山头是什么样的山头呢?我认为,显然是一种在学术上绝对不平等的山头。

  我所谓的第二类“山头主义”,乃是学校与学校之间、一个学校的某个科系与另一个学校的科系之间长期以来因此前各种政治运动而形成的派系或门户。在我看来,这种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山头主义在根本上是与学术无关的,而且还会影响和阻碍真正的学术交流。我反复强调指出,我们所在的单位或机构的级别并不能够当然地说明我们的研究水平就高,这意味着我们学校的名头、我们所在的学习单位并不能够给我们的知识和研究添加任何分数,因为知识和研究所依凭的乃是我们自己的努力。因此,我们必须铲除所有这些与学术无关的山头或山头主义。

  在我看来,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第二个弊病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亦即一个在交流及交通方面越来越方便越快捷的时代里,我们每个人却越来越原子化,我们在知识方面越来越不交流、也变得越来越不团结。我反复讲,我们现在的学者或学生有因利益相同而交往的,有因男女关系而交往的,有因兴趣相投而交往的,有因老乡或战友或同事等关系而交往的,当然这些交往都很正常,也是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方面;但是,令我感到遗憾的是,作为读书人——无论是学者还是学生,我们却没有真正的知识上的交往,我们在知识上是不团结的。众所周知:国内的“学术”会议或国际的“学术”会议越来越多,但是我们的学术交流却越来越少,其中产生的真正的学术产品也越来越少;相反,礼貌性的交往或朋友间的寒暄却充斥其间,而所有这些都不利于学术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主张知识上的团结。

  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到今天对在校的博士生或硕士生不利或会对他们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三个弊病,就是读书人不读书的风气极其盛行,浮躁之风或学术消费主义取代了平实读书的风气。就在校的博士生或硕士生而言,这里的关键乃是这种读书人不读书的风气在教师中也颇为盛行。学生不读书吗?学生不想读书吗?按照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想读书!他们做梦都想读书!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读书呢?在很大的程度上讲,是我们当老师的给他们做出的榜样使然:不读书照样可以当教授、照样可以当博导、照样可以风风光光地出没于各种国内或国际的“学术”场合。这是一种什么风气呀?读书人怎么能够不读书呢?当我们去饭店吃饭认为服务员态度不好时,我们会说:“这服务员没有职业道德”;当我们购买某种产品而结果却购得假冒伪劣产品时,我们也会说:“太缺德,连假冒伪劣产品都拿出来卖!”但是让我们摸摸自己的良心,我们作为读书人有没有读书啊?我们的职业道德何在呀?读书是读书人所呼吸的空气和所喝的水!因此,我反反复复地讲:只要我们当老师的带好了读书的头,绝大多数的学生都会把书读好的,读得甚至会比我们还好。

  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对学生具有不利影响的第四大弊病是我们日趋严重的狭隘的专科化趋向。这就是我为什么长期以来一直试图要打破各种学科障碍的原因。苏力专门做过一个统计,一个对法学论著及译著之他引率所做的分析。这样的分析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对于打破学科间的障碍来说却无甚意义。我认为,我们其实还应该做另外一个分析——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也不知道技术能不能支撑:法学界有多少篇论著被其他学科所引证?我们搞法学的人究竟对知识本身做出了什么贡献?我们在法学这个范围内所做的那些“贡献”,是不是我们这拨人自己在我们圈定的“法学”领域中所玩的游戏?在传授知识的过程当中,我们确实需要学科化或专科化,这主要是出于便利和传承的考虑;但是我们在分析和研究问题的时候,我们在认识和思考问题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说这个问题的左边是法学的、右边是经济学的、顶上是哲学的。显而易见,这个弊端对在校博士生或硕士生妥切认识和研究问题的思维方式的养成产生了极其有害的影响。

  当然,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上述四大问题,亦即我认为对学生最不利的四大弊病,并不是很容易得到解决的。但是,我认为,通过我们一点一滴的努力,通过我们有意识地应对和纠正上述弊病,我们还是能够逐渐建构起一系列有助益于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学习和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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