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系博弈是中国古代精英政治的重要内容，每一个朝代都存在不同形式的派系斗争。纵观历史，派系博弈有一条主线：从士族之间的斗争，逐渐转向士族与庶族的斗争，并一直持续到唐代科举制度逐渐完善、庶族崛起、士族没落之后，才以科举文官集团之间的斗争，取代了以往的士、庶之争。虽然在今人看起来，历史的潮流是很清楚的，但在每一个历史转折的关头，那些参与者仍然真诚地辩论、斗争或者相互屠戮，并不相信自己即将永远地退出历史舞台。

士族之所以能够成为“世家”（世代做官之家），主要来自“经学”的传承。所谓经学，即儒家经典之学，内涵以治世、明道、教化、美刺为主，可被视为专为做官而设计的。其传授、学习和研究并不容易，需经专门的训练。士族是由读书才做官的，所以许多官员本身就是思想文化界的领袖。当时也不是所有人都读得起书，诗礼传家就成为少数高门的特权。也因读书传承的关系，各个家族之间形成了庞大的门生故旧网络，相互举荐和支持，“四世三公”等现象屡见不鲜。

秦汉以来，北方世家大族一直占据着中原政治的中心舞台，并且以家族传统、官位位次为依托，形成了不同的士族集团。李唐的创始人就是来自关陇地区的士族，其家族渊源近可追及李渊的七世祖西凉武昭王，远可上溯到陇西李氏——秦李信、汉李广、李敢、李陵等名将皆出于这个家族。唐太宗曾重新判定《氏族志》，定皇族陇西李氏为第一等，最有名望的五姓家族包括范阳卢氏、陇西李氏、太原王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等。其他士族仅唐山东贵族就有七姓十家、四十四子，皆是人才辈出之家族。

经过汉末战乱、三国之争、五胡乱华、士族南迁、武后弄权、安史之乱，士族门阀到中、晚唐已呈现衰败的迹象。仅中唐徐敬业一案，武后就诛杀李氏皇族数百人，大臣数百家；范阳是安史之乱发源地，范阳卢氏几遭灭族。即便如此，士族的影响力和政治作用仍然巨大。而晚唐武宗和李德裕改革，可被视为世家大族希图在历史舞台上重新崛起的最后一次努力。

李德裕，山东贵族七姓中赵郡李氏的后裔，前宰相李吉甫之子，属“官二代”。李自小就有神童之称。《旧唐书》认为他“语文章则严、马扶轮；论政事则萧、曹避席”。在宦官弄权、吏治腐败、强敌环伺、王朝将倾之时，这正是一个力挽狂澜的人物。经学的传承者多有理想主义特质。在李德裕第二次拜相期间，发起了自上而下的变革。这本是一次足以挽救士族和王朝命运的努力。

变革从肃贪开始。在公元841年，几项重要的肃贪举措全面铺开：正月间武宗下诏，凡文武官员贪赃绢三十匹者处死；二月再下诏，凡官员贪污满千钱者处死；在原来基础上发放两月俸禄，以加薪促官员奉公守法；厉行礼法、提倡节俭，严禁官员借婚丧嫁娶大肆敛财，这些“整顿作风”的做法意在阻绝官员变相行贿受贿、朋党勾结的路径。

肃贪并非变革的最终目标。对贪官的惩处是为了强化皇权，为此李德裕采取了“收权”（尊君）和“法制”（行令）两种举措。按他自己的话说：“人君不可一日失其柄也……所谓柄者，威福是也，岂可假于臣下之手哉!”李德裕进入长安，让当权多年的宦官集团闻风戒惧，宦官首领仇士良于会昌三年主动上书请求朝廷准许他退休，并于当月郁郁而死。从宦官手中收回权力后，为确保国家法令能够落实，李强调严厉执法、清理官员队伍。他任用河东柳氏的柳仲郢，旬日之间裁减州县冗官1200余名。这对于古代的“小政府”来说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

在官员腐败和君权不行等问题有所缓解后，人才选拔机制就成为治理能否成功的关键。科举改革是这一时期最大的亮点。作为士族出身、而非科举出身的李德裕，除增加进士名额外，还要求科举考试停考诗赋，强调文章的政治实用性，这无疑是将士族经学传统纳入科举。以往科举考试有“呈榜”的程序，方便宰相自己点选亲信，李却主动废除呈榜，以维护科举公平。进士名额也有所增加，有时一张金榜33人，全是寒门才子。连牛党大臣周墀都说“新榜既至，众口称公”。这也不难理解李被贬海南后，“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

不仅如此，这也是唐政府军事上复兴的时期：内平泽潞叛乱，威服河朔；外击回鹘侵扰，兵出西北；取纵横捭阖之术，利用西北各族矛盾，交好黠戛斯，稳定边疆，可谓功勋卓著，威震天下。其成就被称为“会昌中兴”。不过大好局面只持续了5年，改革最终失败于朋党派系之争。

说起来，除了“用兵”这一点外，李德裕和牛党领袖牛僧孺、李宗闵在政见上并无严重分歧。唐代政治派系的产生，和政治观念、社群利益等关系不大，更像是一场延续了40余年的意气之争。

李吉甫因宪宗年间进士考试而开罪牛僧孺、李宗闵。牛、李当权时立刻对李吉甫故旧、包括他的儿子进行报复。李德裕任西川节度使，维州（甘孜）吐蕃将领悉怛谋投降，李趁机收复。但宰相牛僧孺却不愿见到李德裕立功，要唐文宗下诏将维州还给吐蕃，并令缚还悉怛谋及从者。结果归唐者被吐蕃官吏残酷地尽杀于维州城下，成为大唐的耻辱。至于李德裕的改革，不论其对大唐有无贡献，牛党都必欲废之而后快。这说明，政治派系一旦产生，就以它自己的利益和规律来运行。而官僚集团的争权夺利必然导致价值流散，义超越了忠，私心取代了公利，朝廷成了战场，改革也成了派系斗争的标的——对此无须存疑，所有这些在王安石变法的新旧党争中还会重演一遍。

陈寅恪先生认为牛李两党的区别在于，牛党代表科举出身的官僚，李党代表南北朝以来山东士族出身的官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但也未必尽然，因为李德裕的改革是让科举制更有效，而非废除科举。说李党是改革派，而牛党是保守派可能更符合实情。

会昌六年唐宣宗即位，这位皇帝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派系斗争进行得非常彻底：李德裕宰相职务被撤，初贬荆南、次贬潮州、再贬崖州；李党整体被清出朝廷，改革举措全被废除。之所以政令执行得如此痛快，官僚集团的整体支持正是主因。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李的举动代表了士族最后的反击和以经学拯救王朝的努力。可惜由于派系斗争，李的卓越政治才能付之东流，大唐失去了重兴的最后机会。所以王夫之评价：唐实亡于宣宗。

若换一种思路，派系斗争并不一定会带来政治上的毁坏，相反，在合理的制度设计下，甚至会成为政治发展的动力所在。如果能够以承认派系斗争的合法化为前提，把派系竞争纳入体制范畴。这样，派系竞争中的胜者不会全盘掌权，败者也不会一无所有。法治规范下的派系博弈，是一个国家政治稳定的关键。从这个角度考察，中国古代政治派系斗争离政治文明相去甚远。由于缺乏退出机制，派系博弈往往演变为不死不休的权力斗争，从来不存在政治缓冲地带。胜利的一方得到全部，失败的一方死磕到底。只要时间足够长，每一派都有机会，每一派也都会成为失败者。而派系斗争不断扩大化，足以导致国家内耗和政治崩溃。所以，解决派系斗争的死结，不在于哪一派胜出，甚至也不在于将两派都消灭掉（事实上这两种方式大唐都采用过），关键在于派系博弈的制度化建设。

如果说李德裕的改革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么最大的问题就是将改革变成了“改革派”，即不是解决派系斗争这个死结，而是将这个结越打越死。李德裕本人虽然写过《朋党论》，激烈抨击派系斗争，但当他成为宰相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牛党的人贬谪南方。而放眼天下无敌手的政治地位，又使他过分迷信手中的权力。收权虽然成功，但原来翰林、枢密和中书门下鼎足分立的权力架构所形成的政治缓冲地带也不复存在。而无限权力即意味着无限责任和政治高风险。在所有人皆翘首企盼改革失败的时候，只要出一点问题就会全盘皆输。

从历史长河来看，唐武宗和李德裕改革，应是历史赋予大唐，也赋予士族的最后机会。但遗憾的是，他们的改革是想回到一个旧世界，而不是创造一个新世界。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被派系斗争扼杀后，士族再未能翻过身来。随着王朝没落和社会矛盾激化，士族成为众矢之的。黄巢“义军”聚士族而杀之；朱温将名家望族投入黄河，并笑称让这些“清流”永远成为“浊流”。连年战乱和不断的灭族屠杀，使得北方士族彻底衰亡，退出了历史舞台。到了100多年后，宋代的30多家“名门”，竟无一个可以追溯到唐和五代以前，且均以豪强为名，不以经学为实。士族的消灭，让千年经世济用的学问传统成为绝响。中国也从此告别贵族社会，进入专制皇权与科举官僚共同统治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