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媒体报道，现在众所周知，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就业人群相比，专业人士结婚的可能性更大，离婚的可能性更小。美国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的美国社区调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数据显示，2013年20至49岁的男性中，56%的专业型、管理型和技术型职业人士已婚，而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已婚者比例仅为31%。

文章称，有人称，两者之间产生差距的原因主要是，工薪阶层男性，特别是在这个阶层中占多数的白人，对传统价值观的认同降低。可能他们在求职时不像父辈和祖父辈那么勤奋，所以未能找到婚姻所需要的稳定工作。

但对历史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一些挖掘就会发现，在至少130年的时间里，婚姻方面的阶层差异和美国白人当中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相关。历史数据还表明，坚持认为结婚率差距完全是价值观问题的那些评论人士，几乎可以肯定是搞错了。

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的人口统计学家已将人口统计数据汇编进了“综合公共利用微数据系列”(Integrated Public Use Microdata Series)。这些数据告诉我们，当今时代并非美国首次出现巨大的结婚率差距，至少是第二次。另一次出现在19世纪末。克劳迪亚·戈尔丁(Claudia Goldin)、劳伦斯·F·卡茨(Lawrence F. Katz)和罗伯特·A·马戈(Robert A. Margo)这三位经济学家认为，这两个时代的相同之处在于，经济不平等居高不下且日益加剧。

首次出现结婚率差距是在1880年至1910年期间。那个时期被马克·吐温(Mark Twain)形容为“镀金时代”(Gilded Age)。不断发展的工业经济提高了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总人数。学校教育的延长提升了对教师的需求。同时，1880年至1900年期间，报纸发行量翻了两番，扩大了对编辑和记者的需求。白领专业人士在就业市场上的收益得到了巩固，并且他们还大量走进婚姻。

与此同时，独立工匠和手艺人的财富缩水，因为他们的小店铺被大型工厂取代了。本可以找到熟练学徒和雇佣工岗位的年轻人，却变成了低收入的工厂工人或服务业从业者。他们的结婚率较低。

在被部分人称作“新镀金时代”的过去几十年里，不平等再次居高不下并日渐加剧。有本科学历的就业人群发现，自己的收入远远超过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因为技术变革，劳动力市场的中间部分被掏空了。生产流程外包导致一家又一家工厂倒闭。底层的低技能服务业从业者规模扩大，而顶层的精英人士在新增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日渐增大。

并非巧合的是，我们发现，年轻的专业人士当中，结婚比例也较高，尽管他们可能会将婚礼推迟到事业开启之后。

在我们已经转型的经济中，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是处于优势地位的参与者：男女双方可以获得两份收入，为婚姻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相比之下，我们发现，在仅有高中学历的人群中，已婚人士的比例出现了下降。他们卡在了劳动力市场的夹层中，如今已经找不到祖辈那种稳定而薪水体面、可以支撑婚姻的工作了。

因此，人口普查数据所证明的，是经济不平等与结婚率不平等之间的有力联系。自1880年以来，结婚率差距和收入差距一直存在关联。在工资水平差距更大的时代，结婚率的差距也会更显著。

在二战后繁荣的年份中，贫富差距水平低而稳定，结婚率也相差不大，所有群体中的已婚者比例都创下了历史新高。

当然，经济差距和结婚率差距的变动趋于一致，并不能证明前者是后者的原因。不过，在看到人口普查的数据之后，很难相信就业市场的状况与中产阶级、工薪阶层和穷人之间的结婚率差距无关。毫无疑问的是，没人会认为，在第一次镀金时代，结婚率的巨大差异是男性不愿意努力工作造成的。恰恰相反，他们工作的时间很长，工资水平却非常低，常常要让家中的男孩去卖报纸、女孩去别人家里当佣人，才能维持生计。

此外，人们常常把穷人中产生的差距归咎于政府的社会福利项目，比如单亲家庭的现金补贴、失业救济和食品券。但这些福利项目是从上世纪30年代才开始的，因此在那之前半个世纪的结婚率差距，并不是由此造成的。

不过，尽管文化变革并不是决定阶级之间结婚率差距的主要因素，但它却影响着未婚人士的生活状态。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单身男女很少同居，几乎没人未婚生子。反对婚前同居和生子的社会规范十分强大。

而过去几代人的时间里，这些规范已经弱化。如今，未婚男女同居的现象十分普遍，人们也广泛认为未婚生子是可以接受的。与19世纪末的人不同，今天工薪阶层的年轻人当中，许多人应对结婚难的办法是，找个伴侣同居，不结婚就生育。如果关于家庭的社会规范一成不变，就不会出现这种趋势，即使近年来收入不平等出现加剧。

文化变革当然也是如今结婚率差距的一个因素。但如果说没有大学文凭的年轻男性不结婚是因为他们太懒，就把问题简单化了。真正的原因是，在我们不平等的经济里，那种让他们不再无所事事的就业机会，已经变得十分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