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萨特对政治不感兴趣，而阿隆却是一个左派。阿隆于1926年加入了学生社会党，甚至还参加了几次社会党的游行活动。萨特一有哲学心得，便先找阿隆交谈。阿隆对萨特“下笔之快捷，联想之丰富，思维之敏锐”感到惊奇。“两人漫长的散步是他们密切交流的机会。萨特思如泉涌，一个接一个的想法让阿隆招架不住。萨特不是著书，便是写哲学小品，他幻想与黑格尔，斯宾诺莎，司汤达等伟人齐肩”。（参阅[法]杜费等《巴黎高师史》，人民大学出版社，第51页）。但是1928年毕业时参加哲学教师资格会考，阿隆得了第一名，萨特却名落孙山；不过第二年萨特再考后也名列榜首。据阿隆回忆录说，自从波伏娃进入萨特的生活之后，萨特便逐渐与阿隆疏远了。但是那已是1928年以后的事了。

　　 萨特属于那种超级的天才。阿隆在其《回忆录》中仍然赞美萨特思如泉涌，笔如剑飞，三个星期可以写出三百五十页的手稿，一年常常读三百多部书！不单如此，他那丰富的想象，以及思想的创造性也令阿隆眼花缭乱。阿隆还羡慕萨特的自信。在一次圣日尔曼大街上的散步中，萨特告诉他有朝一日他会成为一位黑格尔一样的人物。（《阿隆回忆录》，第22-23页）然而不久阿隆又说：“萨特的激情和道德感常常是颠倒的，从而限制了他的识见的角度。”（同上，第67页）。阿隆与萨特的关系在1930年代就远不如学生时代了。到二战之后和1950年代，阿隆明确地站在自由一边， 与加缪一起反驳萨特对苏联恐怖政策的辩护。但是两人关系的彻底决裂则要到1968年的“五月风暴”时期。

　　 阿隆称“五月风暴” 是学生的一场革命的狂欢，是显示理性之疯狂的心理戏剧表演。阿隆写道：“学生从这种日常的枯燥常规中脱身出来的消遣，这种扮演出来的，而不是执行下来的准革命，制造出了一种同情，乃至热潮。街头的战斗变成了骚乱，示威者和警察之间的冲突总是警察被控以暴力，而那些街头观赏者对警察的不幸则幸灾乐祸，感到其乐无穷；一批批欢欣鼓舞的年青人每天夜晚都加入示威，温暖了成年人的心灵——只要他们的汽车没有受到损害。五花八门的人群挤满了大学里的讲演厅和楼道，大多数人都是无意识地复制了伟大祖先们的姿势和声明，逗乐并吸引了那些好奇之士。 在大学，乃至中学里，那些教师都陷入了激动万分的争吵，有些人跟从或引导愤怒的学生，另些人则筑起堤坝阻挡滚滚而来的蛊惑之论，乌托邦主义或白日梦想的洪浪，那些鼓吹更因生活在伟大历史时期的幻想而愈益膨胀。”（《回忆录》，第321-322页）。5月30日，戴高乐总统向全体法国公民发表了一篇情感真挚的电视讲话，赢得了大多数人的赞扬和支持。次日，共产党在国会中的首领巴兰格宣布接受国会重新选举，标志着“五月风暴”落下了和平的帷幕。6月1日，阿隆即在卢森堡电台上讲话，首次用“心理戏剧”一语来刻画“五月风暴”：尽管街上时有战斗，但街头的整个气氛是欢快的，人们仿佛是天天在欢度节日。

　　 坚决站在学生一边的萨特看了阿隆的评论后，于6月18日在《新观察》杂志上发表了《雷蒙·阿隆的巴士底狱》一文，对阿隆和戴高乐总统都作了最无情的攻击。萨特说，戴高乐号召成立“市民行动委员会”，号召邻居市民群体出来抵制知识人激励学生，犹如是号召暴众出来谋杀。“现在法国已经有机会看到了一个赤裸裸的戴高乐，也正是好时机让学生看到一个裸露的阿隆”。并说阿隆在索邦大学的讲课，都是重复他在战前做研究生时的那些老生常谈；阿隆作为教授应该受到学生的评判。而且萨特一不做，二不休，还真的向索邦大学当局交涉，要求取消阿隆的教授资格。阿隆在《回忆录》中说，这是萨特对他所作的情绪化的人身攻击，把萨特降低到了一个粗俗之人的档次；从而不予回击，而让世人和他们两人的朋友来评判。（《回忆录》，第329页）此后直到1979年，在世人重新检讨了红色高棉的惨剧之后，两人才再次握手言好，但那已是他们的垂暮之年了。

　　 朱特曾在《责任的重负》一书中指出，阿隆与他的同代人之间的区别就在于，阿隆不仅充分认识到了，而且是着魔似的关注于现代自由政体的脆弱性，来自于无政府主义和专制的威胁。从魏玛共和国失落前的危机，法国战后的“解放”时期的混乱，一直到1968年的“五月风暴”，阿隆的时评文章始终关注的是“现代社会秩序内在的脆弱性”。针对“五月风暴”，阿隆曾说，一旦学生的狂欢节变成了无政府状态，它就会比任何形式的秩序都更难以忍受。把学生的狂欢比作以往的革命是人们的一种误解。“驱逐一位由普选权选出的总统，同驱逐一个国王完全不是一码事”。 并说：“任何大学也必需有一种围绕着尊重事实和尊重非强制的纪律的自发共识。破坏这种社会单元，而不知用何种其他单元代替它，或者是仅仅为了破坏社会本身而这样做，都是一种审美上的虚无主义。或者毋宁说，它是一种野蛮人的激情爆发，而没有意识到他们自身的野蛮作风。”（参阅Judt：The Burden of Responsibility《责任的重负》，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9页和第151页）虽然阿隆在1945年曾经短期出任过戴高乐的新闻部长马尔罗的办公室主任，但此后他对戴高乐政府也持一定的批判态度，而绝不是一个戴高乐主义者。

　　 恰恰是自以为坚持社会正义和普世的进步理念，使得萨特成了一个美国学者马克·里拉（Mark Lilla）所说的那种无所顾忌的知识人。萨特自认为自己代表的是正义的力量和历史的必然性，因而偶尔向反动势力使用暴力，或者是剥夺某些人的自由，也是正当的。萨特与阿隆的区别，正在于萨特对自己鼓吹的思想没有一种道德责任感，因为他把自己看成了一个正义社会的道德仲裁人。 而阿隆则认为，一个知识人的责任在于评判各种政治体制下的相对非正义时维持一种适当的道德责任感，做一个带着卑微公民角色的独立观察者。里拉说道：“20世纪的各种意识形态不仅诉诸于某些知识人的虚荣心和野心，而且还狡诘地诉诸于思想本身都会激发起的正义感和对专制政体的憎恨；但是这种正义感和憎恨如果没有得到内在的控制，就可能真正的使我们着魔。在那些着魔者看来，祈求于适度和怀疑就显得怯懦和软弱，这就是为什么像阿隆这样罕见的欧洲知识人祈求于适度与怀疑，却招来了愤愤不平的攻击，认为他背叛了知识人的天职。”（The Reckless Mind，纽约，2001年，第215和第204页）

　　 然而在另一个反面，阿隆则指责当时的总理蓬皮杜在5月11日向学生让步，以致造成了5月13日后学生，工人大游行和大造反。实际上，蓬皮杜的让步制止了警察的暴力，为以后舆论的转向铺平了道路。同时阿隆在当时也没有充分意识到“五月风暴”的长期民主化效应：之后法国学生，工人，妇女和少数族裔的权益得到了相当大的改善。就以妇女来说，堕胎在1968年之前的法国是不合法的，惩治堕胎的最高刑罚是死刑；1968年之后妇女才有了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不过“五月风暴”之所以能最后得到和平的结局，凭良心说，则主要应归于阿隆和萨特都反对的法国共产党，法共没有像当年恺撒那样跨过卢比康河，在法治之外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说明20世纪的法国左派确实已经不同于19世纪的法国激进党派，掌握了现代自由社会中的政治游戏规则。

　　 四、结语

　　 阿隆完全不相信各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鼓吹的所谓“历史的必然性”。在阿隆看来，任何历史研究学者都不可能知道人类的行动，制度和法律的意义；历史并不是荒诞的，但活着的人并不能把握它的终极意义。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狡诈”（照黑格尔的说法，个体的男女满腔热情地追求着自身私人的利益， 到头来不过是实现一种更高的历史目的的工具）。然而历史整体论的危险在于，在“历史的狡诈”失败的地方，人却出来扮演“替天行道”的角色了。（参阅《责任的重负》，第147-148页）这就是继承了启蒙传统，打着“理性”旗帜的现代知识人的傲慢了。在某种意义上，阿隆继承了英语世界中的经典自由主义的传统，即由哈耶克，波普尔和伯林所代表的反极权主义的传统。在经典自由主义的视野下，自由作为一种法治社会中个人的权利，在超越于个人的国家权力面前必定是脆弱的，因为包括自由社会在内的任何社会都存在着游离于政治共识之外的权力意志；这种权力意志不仅必需受到法治宪政上的制衡，而且要有各种民间团体的监督，不然即使在一个地道的自由社会中，自由也会受到威胁。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哈耶克等自由思想家在英语世界都是引导思想潮流并风靡一时的人物，而同样追随经典自由传统的阿隆在革命思想风起云涌的法国却像是一位过时的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骑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