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虹:商界小说的权力欲望叙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0 次 更新时间:2014-12-12 11: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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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虹  

   近20年来,伴随着中国社会文化语境的逐步开放和现代性思潮的日益扩展,欲望作为纠葛缠绕着理性与感性、本能与精神等多重张力的敏感地带,开始承载日益多元的话语权力,而形形色色的欲望形态则借助这些话语或压抑隐微或欲盖弥彰地在社会文化历史舞台上开始了纵横恣肆的“呈现”,其中,权力作为“实现某种结果的能力”、作为实现个体“自由或解放”的“手段”而非“障碍”[1],在欲望家族的话语实践中所占的戏份日益举足轻重,权力欲望叙事也无可避免地成为文学叙事中的重要景观。这,为近20年来的商界小说创作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叙事热情与表达空间,不少作品热情描摹与商场物欲角逐交织在一起的官场权谋和权术运作,有的甚至情有独钟地将它当作小说诉求的主体,浓墨重彩地书写商人在钱权缠绕下的荣耀与辛酸、尊严与耻辱、希冀与失落、热情与幻灭等人生情态,在揭示“官商合谋”的权力腐败的同时,进一步挖掘滋生这种现象的文化土壤,警示真正规范有序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构建的艰巨性,凸显出较强的文化批判的力量。

   (一)

   近20年来商界小说“官商合谋”的权力叙事受多重话语权力制约,但它更多地体现了政治权力话语的意志。市场经济开始建构以来,政治权力从经济运行的主宰地位逐步淡出,但政治文化依然规约了社会群体的政治心态和价值取向。中国是一个崇尚“官本位”的国度,在传统文化里,“学而优则仕”是民众普遍认同并追求的目标,而士子的“达则兼善天下”,显然是因其拥有权力。权力意志与兼善天下是相伴相随的。由此一来,对更多的不能入朝做官兼善天下者来说,权力崇拜或权力畏惧就成为一种不被言说的文化心理。这种心理并未因历史的冲刷而改变,直到今天,国人对于创造财富的商人依然往往只“羡”不“敬”,人们最崇拜的依然是官位,是政治权力。故此,这一持续而亘古的文化心理、价值取向已然在民族文化体系中建构起了一种非常强势、难以变更的符号话语权力,亦即一种依托于政治权力的文化符号资本。此外,“即便市场经济下商业化运作的影响日渐扩大,中国社会的统治力量依旧归属于政治权力阶层。”[2]按照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来判断,这即指时下的政治权力依然在社会权力场域中占有强势的掌控力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以市场经济为运行环境的商业活动中,经济资本在商界这样一场域里尽管已显示出强悍的力量,但政治权力巨大的“晕轮效应”及其实际的操控能力并没被实质性削弱,它在将“计划”改为“调控”后依然在其中占据重要位置。于是,在力量的博弈与角力中,经济资本依然脱离不了对政治权力资本的依赖,而政治资本也需借助经济资本的力量提升自己的实力,政治权力阶层的话语权力便由此获得了多样化的施展空间。而此时,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让人应接不暇,亟待健全的法律和来不及规范的制度为官员的权力寻租留下了巨大的操作空间,“存在着大量的私下交易、官商勾结这种非法的寻租行为。正是这种寻租过程使非常多的官员捞到好处”;[3]也就在此时,“民营企业家连连出事正显示出他们的脆弱性,其脆弱性是他们自身因素与制度缺陷双重原因造成的。而制度缺陷带来的问题远远大于他们自身的问题。”由此可见,无论是权力崇拜,还是权力寻租,都是政治权力话语在起制导作用,当它与以权谋利的经济意图交融互渗时,既会对社会商业实践活动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可能作为一种现实镜像,被摄入近20年商界小说“官商合谋”的权力叙事中。当然,在商业化的现实语境中,人性欲望往往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性因素,官场生活中的权力,也往往直接表现为一种当下的具体欲望。因此,商界小说中的“官商合谋”一方面包蕴了多重权力话语对其叙事的建构力量,另一方面,这一叙事模式中的“权力”已异化为“欲望”。换言之,此处“权力”的意义不再指纯粹的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与决策,也不再是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政治理想与道义立场,它已在悄无声息中蜕化为欲望本身和实现世俗欲望的手段。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商界小说的“官商合谋”权力叙事就是欲望叙事。

   “官商合谋”的权力欲望叙事,着力描摹了“权力崇拜”世相。在健康的经济运行体制中,政府或者说官员的正当权利是一种强制性力量,它既可以从宏观上有效推进经济的持续发展,也可以从微观上缓和并化解社会各类矛盾和利益冲突。但基于“权力崇拜”的文化心理,对拥有政治权力的官员,国人心中至今存有“包青天”期待意识,即期盼清官解民于倒悬。这类“包青天”型的权力崇拜在近20年来的商界小说中偶有闪现。譬如在付遥的《输赢》中,主人公周锐与对手争夺价值数亿元的银行超级订单,眼看对手将靠行贿取胜,投诉无门的周锐作为一个跨国公司普通的营销经理,意外得见共和国总理,一场绝无胜算的商场格斗,就在“高官”运用权杖的稍加点拨中,化险为夷,稳操胜券。《圈子圈套》(王强著)的主人公洪钧作为外企高管,也是在事业的天空遭遇一片阴霾,自己备受排挤、压制之时,因刻意营造了陪伴企业董事长得见中国第三号领导人物的良机而拨云见日,重整旗鼓。在这类叙事中,“神助”色彩过浓,权力本身也并未异化为欲望,但它抒发了一种权力崇拜意识,或者说表达了对正当政治权力的热切期盼,这也许应视为别样的欲望诉求。“权力崇拜”进入“官商合谋”的叙事实践,更多地是以权力的偏离正当性为主要话语,这种偏离往往直接表现为商业活动中盛行的行贿受贿、以利谋权。还是在《输赢》里,如果说周锐们是按正当的商业竞争法则展开营销攻势,他的竞争对手——他从前的女友骆伽则是按商业“潜规则”行事。为了笃定赢得超级大单,年轻貌美、商战经验丰富的骆伽崇尚权力的力量,使出行贿的“撒手锏”。她想方设法、巧施计谋接近握有项目予夺大权的刘行长,摸清其需求后,她为行长儿子办好出国留学的一切手续,代缴了一切费用,毫不显山露水中,她已成功在望。虽然受贿的行长终究受到正义的制裁,骆伽也功亏一篑,但如若不是坚信并成功利用过官场权力,骆伽何至出此下策并赔上自己的性命!与骆伽用金钱行贿不同,涂大光(周畅:《险招》)走的是女色之路。为了晋升企业的董事长,他不惜将对自己忠心耿耿、情意绵绵的情人送进市长的怀抱。当然,众多出身低微的商人之所以对权力顶礼膜拜,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红顶商人”的实惠,利益驱使他们对真正意义上的“官僚资本家”充满向往。唯其如此,出身贫寒的肖寒(李良:《欲望之门》)在经商路上的最得意之作,是刻意营造了与省委书记的女儿谈恋爱的机会,从而攀附权贵,开启了欲望之门。“一个人只有不停地往上爬,去争取出人头地,才能拥有俯视的感觉啊!”这自白,是何等精确地传递了一个臣服于权力、欲壑难填者的内心渴求与人生欲望!

   综观人类历史的发展,社会的权力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出现而形成的一种管理公共事务的最终决断权,但随着奴隶制国家的形成、阶级的出现,权力逐渐蜕化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力量的“异己性”渗透于商业社会实践、又经失范的社会价值观念的扭曲性释义后,充分搅动并释放了沉浸于人们心灵深处的原始欲求。于是,对于权力的崇拜与追逐就像西美尔说金钱可以以低俗为标准,“夷平”低俗与高贵一样,同样成为一场“夷平”个人理想、情操与精神家园的“战争”,一场“众神狂欢”的游戏。近20年来的商界小说表现了这种“夷平性”。小说中那些大权在握的人物,往往都是些曾经有过崇高理想和飞扬激情的人,是受过高等教育、鄙视流俗、不乏清高品格的知识分子。然而,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巨大的社会变迁,他们不仅丧失了思考和批判的锋芒,而且趋同于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把权力的角逐以及“有效使用”(或日寻租)化为了新的理想诉求。当然,如果说在权力与金钱面前,连这群曾经真诚地坚守过精神家园的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放弃自己的价值观念,更不用说那些从来就不曾想过要坚守什么的庸常大众了。宋押司的《地产战争》从特定的视角诉说了这一现象。位于长三角地带的海杭市发生“天行大厦”写字楼坍塌事件,这个“豆腐渣工程案”关涉市长吴之荣在内的诸多官员以及开发商胡保义与属下翁亚斯等商人。吴市长本是个志向远大又热情务实的好官,对于海杭市“以房地产业为中心、以海洋旅游业和水产品加工业为支柱”的战略发展规划雄心勃勃,这个从海杭农村来的孩子,还“深深地热爱着”他脚下的这块土地,一心期盼任期内“既能发展房地产业,又能保护耕地,既能发展经济又能避免贫富分化过于严重”。但崇高的“理想”终被那不可言说的欲望所毁弃。为了任期内的“政绩”,为爬上更高的位置以赢得更多的权力,加上那挡不住的金钱诱惑,他急功近利、盲目冒进、收受贿赂、滥用权力,官商合谋中,他那事业的大厦终于与工程大厦一并坍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吴市长被判刑12年入监后,他震惊万分地得知,他一直敬仰的工作搭档、他的上司慕书记居然携款成功出逃国外。很显然,吴市长之类官员的溃败“受益”于以利谋权、奸诈机巧的商人胡保义及其属下,两者就这样“以低俗为标准”被夷平了人格、情操甚至日常的生活方式。就像西美尔说的那样,“这就是任何一种夷平过程的悲剧:这一过程直接导向了最低因素的位置。”[4]官员如此“运用”权力,那么庸常大众又如何看待权力?看看《红袖》(浮石著)里的描述,鉴于李启明作为省报新闻中心主任,“级别也就是个正处,但在别人眼里,却是一个可以接近至上权力、熟人更是遍及省市各厅局、人脉资源丰富得没法想象的角色,官不大,能耐不小。副主任医生表面上态度并没有明显地好转,但对李明启的身体状况却明显地重视起来。”“重视”的前提是医治对象可能拥有的权力,这是一位医生的作为!这就像黄光国在《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里说的那样,“在像中国这种关系取向的社会里,个人所拥有的社会关系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权力。资源支配者在考虑是否要做‘人情’给对方时,除了考虑自己付出的代价和对方可能的回报之外,往往还会考虑,对方的关系网内到底有哪些人物?”[5]还是在《红袖》里,关于如何处理跟领导的关系,冯老师是这样开导自己的老公的:“那是抬轿子和坐轿子的关系。要想坐轿子,必须先学会抬轿子。”这是一个中学教政治的老师的高见!作者的敏锐与犀利令人击节,小说的权力崇拜书写的确力透纸背!不仅如此,人们甚至能从作品的字里行间获得“权力缘何产生夷平效应”之类本应由政治学家、哲学家来回答的深奥问题的答案。作者借冯老师的“论道”侃侃而谈:“为什么人人都想当官?因为权力是个好东西,谁拥有了它,谁就可以指使他人,调配资源为自己所使用。在咱们这个社会,有权即有势,便能最大程度的控制局面,便能轻而易举地占据主导地位,获得更多的话语权,总之,财富是最能控制他人的硬通货,权力则是最能控制他人的软鞭子。”还有什么样的“理论话语”,能如此鞭辟入里而又直白如话地阐释一个关于中国社会现实语境中权力的本质的命题?也许,正是因为对现象的生动描摹、对滋生现象的文化根源的深刻剖析,商界小说的这类权力欲望叙事才受到了批评家们自觉与不自觉的赞赏和肯定。

   (二)

“权钱交易”也是近20年来商界小说权力欲望叙事表现的主要内容。从某种角度来说,商业活动从来就不是纯粹的个人活动,它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基础之上,而生产关系的本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传统中国是伦理本位的国度,“伦理本位者,关系本位也”[6],人们“彼此之相与”,“相与之间,关系随生”[7];传统文化是一种恪守“君臣”关系的整体主义文化,它恒久地制约着民族文化心理;传统中国社会则是一个“官本位”社会,以官场为根基构筑的权力关系制导了社会诸关系的运行。当市场经济以张扬个体主义价值观的伦理取向向整体主义挑战,它既促使了人的权利感的萌生与生长,也促进了以经济满足为标志的个人利益至上观念的漫延,而此时的权力关系在历经社会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后呈现出多维的变化,变化之一就是以往为官场所漠视的官商关系进入了官场权力关系的主页,“官”与“商”的纠结日益繁多起来。受这样的“传统”与“现实”影响,商界小说官商合谋的“权钱交易”叙事彰显了一种特性,即传统的“关系本位”意识在褪去“忠君”色彩后绝对性地臣服于个体欲望,而官商之间对于权力关系所指向的利益需求则变得空前一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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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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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湖南商学院学报》(长沙)2014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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