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是中国文学史的基本而重要的存在。在历史的发展中，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到了清代在文学史的总体格局中，小说一体更具突出的位置；散文文体本身的发展也是峰谷相替，一代有一代的面貌。清朝的散文主要由“桐城派”散文主导，但“桐城派”散文奉守义理辞章考据，疏离时代和人生，终究因“奄奄无生气”①走向式微。在五四文学革命中，“桐城派”成为“革命”的对象，“今日吾国文学，悉承前代之敝。所谓桐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②这样的散文，“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③虽然陈独秀的论断不免有些偏激片面，但“桐城派”散文在与时俱进的时代语境中成为“过去式”，却是不争的事实。作为清代散文标志的“桐城派”散文，与“五四”散文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代际落差。它们分属古代和现代，因此自然有着历史的断裂；但又分属相邻的两个时代，其间必然存有特殊而又具体的联系：“当我们论证那关键性的‘断裂’时，断裂正是一种深刻的联系，类似脐带的一种联系。”④

“断裂正是一种深刻的联系”，揭示的是文学流变中真实的历史逻辑。“转型”是这种历史逻辑的另一种表述。中国散文的现代转型，正是现代散文与古代散文“断裂”中的联系，是五四时期散文在接续晚清散文中因时而化的创造。中国散文由古代、近代向现代转型是各种历史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散文现代转型的研究应有多种路径和视角。比如时代生活与散文新变、西学东渐与散文文体新质、散文主体的身份建构与散文的现代性生成、白话运动与散文文体的转型、“文界革命”与“文学革命”等，这些话题可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散文现代转型这一总的课题。学界注意到了媒体对散文存在与发展的影响，但所开展的研究大多还只是局部的、零碎的，侧重于单个报刊或某一媒体作家与散文的关联，而且所研究的刊物主要集中在五四时期。我们在这里给出媒体生态的视角，意欲对媒体与散文关联进行系统性、整体性的研究。通过对晚清至五四时期有意味的媒体生态场域的呈现，可以深入分析媒体独特的文化生态建构，观照媒体生态与散文之间存在的逻辑联系，由此进一步探寻中国散文现代转型的文化机理和实现路径。

一、媒体生态与散文的基本关联

“媒体生态”既是我们研究的基本对象，同时也关涉研究的基本方法。媒体广义上泛指使事物之间发生关系的介质或工具，通常指用以传递信息与获取信息的载体、工具或技术手段等。在本文的论域中，所谓媒体主要是指晚清至五四时期的报刊。作为文字书写和传播的载体，文字媒体的演化直接联结了中华文化史、文明史的演进。造纸术的发明和不断改进，印刷由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再到机械印刷，技术的进步有力地推动着中国文学的多形式繁荣。具体到晚清至五四时期，这时的报刊不同于传统的“邸报”，而成为进入社会公共领域、具有大众传播性质的新媒体。这一深刻的改变，使之成为特殊的社会信息场，成为影响社会视听的一种独特力量。正如麦克卢汉所指出的，新的媒体不仅“为我们创造了幻觉世界，它们还是新的语言，具有崭新而独特的表现力量”。⑤同时，大量的信息需求和具有特殊指向的读者意识，刺激着为报刊而写作的文体的生成和发展。比如“报章文体”(“时务文体”)就是随着近代报刊的兴起应运而生的。当时、当事之人梁启超就说过：“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⑥方汉奇作了具体的指认：“‘时务文体’在七十至九十年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办报活动中诞生，在戊戌维新运动前后得到进一步发展，它不仅风靡于一时，对辛亥革命时期乃至五四运动以后的报纸文风也有很大影响。”⑦媒体对于散文现代转型的推动是全方位的，“可以这么说，没有报馆这个‘传播文明新利器’，中国文章不可能在短短几十年间发生如此巨大的变革。强调报馆改造文体的重要性，最简单的例证是，二十世纪中国的散文，绝大部分首先作为报刊文章而流通，而后才结集出版。这种生产方式，不能不影响其文章的体式与风格”。⑧其实，为媒体写作的生产方式，不只是外在地影响着散文的“体式与风格”，更主要的是媒体的价值取向规定或部分规定了散文的主题设置。正是这种主题设置，直接导致了文章体式和风格的变化。由媒体生成的新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是中国散文跨越古代、走向现代的“革命性”力量。在晚清至五四时期，媒体不只是散文生产的一种载体，同时也对它产生全面的影响。

“生态”业已成为被泛化使用的一个话语。生态，简言之即生物的生存状态、生物之间以及个体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关系。在本文中，“生态”是一个借喻，取其核心的意指，即动态、系统的关联。“媒体生态”具有复杂的多义性，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含意。在新闻传播学中，它包括媒体的组织机制、媒体与受众的关联、体制的媒体规约以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对媒体的影响等基本层面，其核心的义项为以信息生产传播为中心的媒体间、媒体与受众、媒体与社会的多维结构关联。在本文具体的论域中，媒体生态主要关联着晚清至五四时期媒体、媒体作家与媒体散文等要素。这样的研究是为了避免孤视独论，尽可能地将研究对象置于具体的历史场景中进行某种“还原”，以求取历史的本真。从这一点说来，所谓“生态”就是“场”、“现场”，或谓历史的场域；本文意欲真实地呈现中国散文现代转型的某种历史场域。

需要说明的是，媒体生态本身是多维丰富的，置于晚清至“五四”这一独特的历史场域，就更具复杂性。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系统建构，这一时期的媒体生态就其取向和影响而言，有主流与支流之分。主流媒体生态体现出应时而生的、开放求新的现代姿态，以其特殊的方式直接参与社会思想文化的建设，其中有些媒体既具有思想史的意义，又具有文学史或文化史的价值。支流媒体生态则自行其旨，或在某些方面致力倡言，如大量的知识类、专业性报刊和商业化的游戏消遣类、文艺类报刊等；有的则逆向而动，以新的媒体形式寻觅复古的旧梦，成为新思想、新文化传播的羁绊。这些状况正是当时复杂社会生态的反映。基于媒体生态与中国散文现代转型论题的逻辑设定，这里着重探索晚清至五四时期主流媒体生态对于中国散文现代性的影响。

媒体生态可以分为媒体外部生态和媒体内部自生态。两个部分各有具体的指向又关联互动。媒体的外部生态包括媒体发生发展的空间、媒体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等。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直接影响着媒体的存在，具有大众传播意义的报刊在近代出现并发展，是与当时的社会生态紧密相关的。曾经夜郎自大、闭关锁国、皇权至上的中国在被迫纳入世界大局时，舆论环境开始有所松动，办报办刊便有了可能。社会相对开放，人们思想渐趋活跃，报刊业就应运而生。就微观来看，比如从《循环日报》办于香港、《时务报》办于上海、《新民丛报》办于日本、《新青年》活跃于北京大学等史实中，可以发现地缘文化与媒体发展的关联。这是很有意味的媒体外部生态。媒体内部的自在生态，主要包括媒体定位、宗旨的设定，媒体内部组织结构、媒体社群(主编、编辑、作者、作者群)、媒体特色与媒体主导文体等。《申报》是国外商人创办的近代至民国时期历史最长、影响很大的报纸，其在《论本馆作报本意》中开宗明义：“夫新报之开馆卖报也，大抵以行业营生为计”，⑨说明报纸商业赢利的性质。“本馆之开馆……亦愿自伸其不全忘义之怀也。所卖之报张皆属卖与华人，故依恃者惟华人”，“劝国使其除弊，望其振兴，是本馆所以为忠国之正道……以为国为民方为忠国忠君利民之事也”。⑩这与其说是办报的宗旨，不如说是办报的一种策略。此外，《申报》办报推行“大众路线”，既考虑“士大夫”读者所需，更从内容安排、语言表达等方面满足“工农商贾”之求，声言“现今报纸上所刊登之文章，叙述简而能详，文字通俗，不只为士大夫所赏，亦为工农商贾所通晓。报纸内容有国家政治、风俗变迁、中外交涉、商贾贸易以及一切可惊可喜之事。使人不出户庭而能知天下之事”。(11)与《申报》以新闻性为主的定位明显不同，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创办的刊物《清议报》则“联合同志，共兴《清议报》，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12)具体以“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厉国耻”(13)等价值求取，所以《清议报》的政治色彩特别显著，文体也相应以论说为主。

媒体社群在媒体内部生态关联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直接影响到媒体特色和价值生成。在晚清至五四时期的语境中，非官方报刊占了多数。一些后来在文化史、文学史上卓有声名的刊物，其实是一些同人刊物，比如《新青年》、《语丝》等。《新青年》基于“自由的而非奴隶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等对于青年之“新”的期待，倡导“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4)主张“拥护那德谟克拉西(民主)和塞因斯(科学)两位先生”，(15)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16)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思想的重要“发生器”。《新青年》原由陈独秀主编，也发外稿，后改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刘半农、鲁迅等人轮流编辑，著译由编辑部同人自己担任，不另购稿。这样一种特殊的内部结构，加上同人协力，使前期《新青年》杂志形成了一个层次很高的写作社群。以“随感录”为集体性写作项目的《新青年》作家群，成为现代杂文写作的有生力量。《语丝》杂志以其“语丝派”的创造，在现代散文史上独具价值。《语丝》得以成派，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因为有较为稳定的作者群体，主要撰稿者有周作人、孙伏园、鲁迅、林语堂、江绍原等10多人，刊物承继前期《新青年》的指向进行“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但有所开拓，形成自身“任意而谈，无所顾忌”、(17)泼辣幽默、亦庄亦谐的风格。《语丝》除重视刊发杂文外，还致力于推动小品美文的创作，使杂文和美文双流并开。

二、民族国家想象中的媒体与散文现代性

论述媒体生态与散文现代转型之间关联的逻辑性，需要明确散文的“现代”意涵。现代散文之“现代”，不仅言指时间意义上的外在“时序”，更意指其内在的品格和表达形态。要言之，现代散文的“现代性”体现为，以现代的语言方式和价值尺度，表达主体新的经验、情感、思想等。不同于古代散文以文言的方式代圣人立言，现代散文以现代汉语表达作家的思想理念和个性禀赋。在晚清至五四时期，“欧西文思”中所包含的科学、民主、自由、平等、法制等思想，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也是当时中国革新图强需要借取的思想资源，因而成为其时散文书写的基本主题。现代散文是一种需要自由也表达自由的文体，当自由成为社会普遍认同的一种价值尺度时，散文作家的个性表达就有了可能。这种可能得到了现代散文作家的确认：“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18)所谓个性表现，就是能用自己的语言方式，表达自己的情志思想。

晚清至五四时期，媒体与散文的现代性之间具有多方面的联系。近现代媒体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的产物，在封建统治漫长而深广的中国，批量地产生报刊，这是社会渐趋开放的直接结果。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在大臣有关改《时务报》为官办的奏折上作御批：“报馆之设，所以宣国是而通民情，必应亟为倡办。……各报体例，自应以指陈利害，开扩见闻为主，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19)尽管后来因为戊戌政变的发生未能实行，但它释放的政治信息势必会产生影响。从戊戌政变后慈禧的相关谕书中，可以看到“报馆林立”的景象：“莠言乱政，最为生民之害，前经降旨将官报局《时务报》一律停止。近闻天津、上海、汉口等处，仍复报馆林立，肆口逞说，妄造谣言，惑世诬民，罔治顾忌，亟应设法禁止。”(20)晚清至“五四”，史无前例地形成一种特殊的媒体氛围。具有现代传播意义的报刊媒体，是一种舶来品。“从1815年到十九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一共创办了近200种中、外文报刊，占当时我国报刊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21)外国人在华开办报刊，不只是进行文化侵略渗透，也在客观上扩大了中国读者对报刊的认知，激发了我国报刊事业的开创：“中国官绅广泛创办报纸。这一种情势，在中国而言，纯为开辟创新的行动，不但自古数千年来所未有，就是在1895年以前，也少有先例。……而在1895—1900年之间，中国官绅在中国土地上创办的报纸至少有21种，在日本东京者一种。”(22)至民国初年，“报纸之作用，已为一般人所谉知。故一家庭有报，一学校有报，一商店有报，一工厂有报，一团体有报，一机关有报。其不能有报者，亦知借他报以发抒其意见。即就报界自身言，亦知经济独立之重要，而积极改良营业方针；知注意社会心理，而积极改良编辑方法”。(23)从晚清至五四时期报刊的发生史看，与报刊伴生的是显著地有别于传统社会的现代属性。具有这样质性的载体，需要传输与之相应的具有现代价值的信息。一方面，报刊的正常出版需要源源不断的稿件支撑，从当时报刊文本的构成看，所需文稿主要是新闻类和散文类的作品；另一方面，报刊与文类需要在功能与价值间达成某种协同。这些正是晚清至五四时期报刊与散文之间发生关联的基础性逻辑。

具有社会传播功能的报刊的近代发生是时代之需。在这一关键点上，媒体的功能与散文的价值是高度一致的。在古代散文中，多是文以载道式儒家经典释义，或是格局很小的诗文序跋、亭台楼阁小记、山光水影游记等，有关民族国家的书写相对较少。在皇权体制内的报纸，更不可能为官绅士人提供思想言说的空间。在根深蒂固的封建统治中，民众的主体性普遍地被弱化或遮蔽了。进入近代，中国封建统治的稳定结构被打碎，外侮日深，中华民族陷入前所未有的亡国灭种危机中。在这样的局势面前，有识之士自然不能无动于衷、袖手旁观，他们的主体性得到激活，开始打破莫谈国事的禁忌。晚清的“危言”写作(郑观应《盛世危言》、邵作舟《邵氏危言》和汤寿潜《危言》，并称“三危言”)，恰好反映了其时时局之艰和言者的“饮冰”之急。

这时官绅士人对于救亡图存的言说，不是自言自语而是一种社会发言方式，他们需要寻得一种可以使其思想传播最大化的载体，而近代兴起的报刊恰好具有这样的功能。“如果我们思考一下两种最初兴起于18世纪欧洲的想象形式——小说与报纸——的基本结构，就能够明白何以这个转型对于民族的想象共同体的诞生会是如此重要了。因为这两种形式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24)安德森的解释为我们揭示了报纸(刊)对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性建构的独特意义。报纸之所以能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是因为它能促成信息的广泛传播。正是具有特殊的民族国家意向信息的广泛传播，培育和确立了受众的民族国家意识。而能使报纸信息得以广泛传播的关键是报纸的“印刷语言”。“印刷语言”指基于机械化印制的报纸编印，这种编印由机械替代手工，使报纸的出版便捷化，有利于报纸的规模化印制，从而保证了它的大众传播功能的实现。安德森认为，“印刷语言……奠定了民族意识的基础。……通过印刷字体和纸张的中介，变得能够相通理解了”，(25)资本、科技和语言三者的“整合”，为“印刷语言”时代的到来提供了支撑。晚清中国引进国外先进的印刷机，极大地提高了报刊的印刷效率，直接扩大了报刊的传播功能。同时，为了满足社会传播的需要，媒体使用的语言更加通俗平易。

民族国家是现代国际政治体制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其核心要义是国家主权和国民主体。在中国，民族国家的思想是在晚清特殊的社会语境中发生的。梁启超参与了这一思想的创造。他在发表于1901年《清议报》的《中国积弱溯源论》中，明确指出：“国也者，积民而成。国家之主人为谁？即一国之民是也。”(26)其后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启超又首先正式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语词。“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27)可以说，民族国家成为梁启超情思所系、作文言说的基本话题，其《自由书》有《忧国与爱国》篇：“今天下之可忧者，莫中国若；天下之可爱者，亦莫中国若。吾愈益忧之，则愈爱之；愈益爱之，则愈益忧之。既欲哭之，又欲歌之。”(28)在《少年中国说》中，则以“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29)之句，对少年中国作深情“歌之”。这种“哭之”“歌之”的情感方式，反映的是晚清基于前所未有的民族共同体认同而激发的时代情绪。救亡图存、新民自强，需要有特殊的载体来凝聚民族的情感与共识。报刊媒体正好承担了这样的时代使命。

报刊对于民族国家认知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点对长期浸润着封建文化的中国尤为重要。以报刊“重现”民族想象的共同体，是晚清至五四时期的主流媒体为中国现代性建设所作的特殊贡献。有学者指出：“从功能的意义上说，学校、报纸和结社，既是现代中国的公共网络，也是中国特殊的公共领域。现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与以市民社会为基础、以资产阶级为基本成员的欧洲公共领域不一样，其在发生形态上基本与市民社会无涉，而主要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社会变革这些政治主题相关。”(30)晚清至五四时期，有识之士开办报刊，并不是一般地从事新闻事业，“创办报纸的行动，正反映出政治意识的普遍觉醒”。(31)他们将报刊作为“生产与再生产现代社会的公共舆论”(32)的公共空间，以此阐释、讨论和传播关于时代与社会的重大议题。“非创一杂志，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俾阅者周知全球大势，熟悉本国近状，不足以开民智而雪国耻。”(33)《时务报》的创刊原委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可见，报刊“开民智而雪国耻”的使命与有识之士的思想达成了一致。

正是在这里，报人志怀、报刊功能和民族国家建构的时代主题之间，实现了有机的统一。同时，基于这三者的统一，报刊和作者对文体也就有了特别的选择。晚清至五四时期的主流报刊十分重视论说一体。这种论说大体上是有所指向的时论，这与报刊的新闻属性相一致。所论的主题有关国家民族存亡，是社会民众关注的热点。说到底，文体是时代的选择。晚清至五四时期，论议风行，杂感文成为一种时代文体。思想者和杂感体互为选择，杂感成为思想者思想表达的首选文体，杂感在思想者这里更能显示其独特的价值。报刊则为这种文体的写作和传播提供了平台。《循环日报》是近代中国人自办的重要报纸，“该报有一特色，即冠首必有论说一篇，多出自王氏手笔。取西制之合于我者，讽清廷以改革”。(34)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所收文章都刊发于他所主编的《循环日报》。由此，《弢园文录外编》成为我国第一部报刊政论文集，王韬成为我国第一个报刊政论家，在文体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此后梁启超更是热衷于报业，写了大量“笔锋常带感情”的论议之文。从由他主持的刊物《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的命名，可知梁启超所关注的要务是“时务”，其使命是“新民”，实现方式是“清议”。作为时代界碑的《新青年》，其特设专栏“随感录”，直接参与了五四新文化的建设，是现代杂文的重要渊薮。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作为一种报刊文体，杂文与现代传播有着血肉般的联系；人们说起杂文，特别是鲁迅的杂文，总是要联想到‘五四’时期的《新青年》、《语丝》、《莽原》、《京报副刊》、《晨报副刊》，30年代的《萌芽》、《太白》、《文学》、《申报·自由谈》等等，这大概不是偶然的。在这个意义上，杂文是富于现代性的文体；或者说，它是现代作家(知识分子)通过现代传播媒介与他所处的时代、中国(以及世界)的社会、思想、文化现实发生有机联系的一个重要、有效的方式。”(35)杂文与媒体的联结强化了它对于时代、社会的介入以及与此相关的思想表达。这从根本上生成了杂文的现代性。

这是一种世界性的景观。“启蒙是18世纪欧洲的一种影响极大的进步思潮。……启蒙运动带来了英国散文的新发展，散文家们表现出了启蒙主义精神，他们不仅推进了散文艺术而且开拓了散文创作新领域”，(36)“首先是报刊文章及文论。……报刊文章是这一时期散文的一大新品类，即议论散文，议论时事政治、社会风尚、个人修养、科学发明、文艺鉴赏等，无所不谈”。(37)在启蒙主义的语境中，报刊文章表达启蒙的时代精神而成为散文发展的新品类。议论散文因其“无所不谈”，对于思想启蒙者而言是一种需要优先选择的文体。中国的社会进程与英国有着明显的“时差”，但在报刊议论散文(杂感、杂文)的基本价值和发生的社会生态等方面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三、媒体主题预设与晚清散文“政治优先”

阿英在论及晚清小说兴盛原因时指出：“第一，当然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前此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应用上需要多量产生。第二，是当时智识阶级受了西洋文化影响，从社会意义上，认识了小说的重要性。第三，就是清室屡挫于外敌，政治又极窳败，大家知道不足与有为，遂写作小说，以示抨击，并提倡维新与革命。”(38)这一分析也适用于散文，并且就其中所言第一条、第三条原因而论，与散文更有直接的关联。从报刊所需和对于“维新与革命”时代主题的表达看，散文在其时的多种文体中表现非常突出。小说的重要性需要“被认识”，而散文写作有感而发，便于直说，于是报章论说蔚然而成一种时代文体。这种情状决定了散文的现代性本质。但在散文中现代性又是具体的，就是说，基于不同的社会生态、媒体生态，作为媒体散文其现代的质性和表现方式有着不同的体现。总体上看，这种现代性是进行性的。晚清的散文中包含了许多现代性的元素，但是不完整、不完善、不成熟的。五四时期的散文，其中的现代性从内质和形态诸方面已发育成熟，并且成为现代中国文学重要的构成部分。仔细观察，会发现即使在同一历史时期，不同时段媒体散文的面貌也是差异显见的。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尽管涉及的内容很多，但明显可以看出洋务时期的时代印记，作者所议重点是与洋务有关的物事，如卷二有《洋务上》、《洋务下》，卷三有《设领事》、《练水师》、《制战舰》、《建铁路》等。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与《弢园文录外编》近似。作者“触景伤时，略陈利弊，随所见闻，频登《申报》”。(39)作为以实业为务的郑观应更关注民族自强的实务，论说中多有《论税务》、《论商务》、《论开矿》、《论邮政》、《论船政》诸类文章，重心在器物实业的层面。到梁启超时期，报刊文章的主题与时俱进地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论者从洋务运动的失败中，认识到中国的积弱受辱并不只是因为坚船利炮不如列强，更主要是制度设计和思想文化方面滞后，因此开始注重从文化的深层思考救亡图强之计。梁启超的《新民说》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他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40)强调“新民”为当时中国的第一急务。《新民说》中的细目有“论公德”、“论国家思想”、“论进取冒险”、“论权利思想”、“论自由”、“论自治”、“论自尊”、“论义务思想”、“论政治能力”(41)等。很明显，王韬、郑观应，特别是梁启超等的散文，取材和立意大不同于古代的写作，所论西学之意如自由、自治、自尊、平等、权利、民主等，更是现代的文明思想，对于普通读者因为充满新意而“别有一种魔力”。

与这种新的文化思想的传输和阐释相应，晚清的媒体散文满目是新名词。从反对者的反应中，可见“变体”的现代意义及其特征。“自梁启超、徐勤、欧榘甲主持《时务报》、《知新报》，而异学之诐词，西文之俚语，与夫支那、震旦、热力、压力、阻力、爱力、抵力、涨力等字，触目鳞比，而东南数省之文风，日趋于诡僻，不得谓之词章。”(42)更有甚者以为输入外国文体和语词，对中国文学是一种破坏：“文学既衰，故日本文体，因之输入于中国。其始也，译书撰报，据文直译，以存其真。后生小子，厌故喜新，竞相效法。夫东籍之文，冗芜空衍，无文法之可言，乃时事所趋，相习成风，而前贤之文派，无复识其源流，谓非中国文学之厄欤？”(43)其实与刘师培他们的认知刚好相反，新名词所表达的是新的时代生活内容、新的思想理念，是一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文学潮流，并非“中国文学之厄”，而是中国文学的历史性发展。

晚清报刊散文的基本取向是政治的。周作人在评价梁启超的报业活动时曾指出，梁启超“所主编的刊物，先后有《时务报》，《新民丛报》，《清议报》和《新小说》等等，在那时的影响都很大，不过，他是从政治方面起来的，他所最注意的是政治上的改革，因而他和文学运动的关系也较为异样”。(44)这里，周作人不是说梁启超的报业与文学无关，而是说“关系也较为异样”。“异样”正是当时报刊与文学关系的一种真实写照。政治优先是当时报业报人的议程预设。梁启超对此作有注释：“吾二十年来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惟好攘臂扼腕以谭政治。政治谭以外，虽非无言论，然匣剑帷灯，意固有所属，凡归于政治而已”。(45)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晚清的报刊散文偏重论议，在文学的本体性方面是有缺失的。虽然散文兼有审美与实用等跨文体特性，但散文也应有自身的文学规定性。

当然，晚清的情况很复杂，像梁启超的写作有时能进入自由得意的境界：“每有所触，应时援笔，无体例，无次序，或发论，或讲学，或记事，或抄书，或用文言，或用俚语，惟意所之。”(46)《呵旁观者文》将旁观者分为“浑沌派”、“为我派”、“呜呼派”、“笑骂派”、“暴弃派”和“待时派”，别有意趣，一个“呵”字形象地见其声气。《少年中国说》更是取比设喻，排比铺张，语势情势激荡而来，极具感染力。但这样的作品在晚清报刊论说文中是不多见的。“后期经世派的作家群中，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容闳的《西学东渐记》、薛福成的《筹洋刍议》、马建忠的《适可斋纪言纪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陈炽的《庸书》、王韬的报刊政论文等研讨时务的著作或文章，不为古文、骈文、时文所限，条分缕析，明白畅达，虽然过于质朴，略少文采，但由于新的思想、新的意境，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因而流行极广，影响很大。”(47)任访秋对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的散文评价是正面、写实的。而“过于质朴，略少文采”这样的委婉之语，指出的就是这一时期报章散文的普遍不足。

梁启超描述“新文体”的语言特点是：“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48)与传统的古文相比，新文体语言的杂糅和平易显得非常另类。在中国文学的序列中，诗文是正宗，表现在语言上有许多的规制，对散文则强调语言的雅驯有致。晚清只有非主流的局部的白话散文出现，正式的散文通行的是文言写作。就是“平易畅达”的“新文体”，其基本的语言系统实际上仍是一种平易简化的文言，属于变异了的古代汉语写作。此外，有些散文家开放了的思想理念与保守着的语言逻辑，形成内在的矛盾，使散文现代性在质与形上显示出某种悖论，典型的例子是严复。作为成就卓越的翻译家，他译介了不少西方重要的学术名著，为中国的思想界输入了许多西学精神元素；作为重要的报章政论家，他写作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主张维新图强、传播西学要义的论说名篇。但严复的语言文学观念是守旧的。他的报章论说和译作都是以古雅的“先秦体”写就，言和意并不协称。梁启超曾提出批评：“吾辈所犹有憾者，其文章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例……况此等学理邃赜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童受其益乎？着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文人结习，吾不能为贤者讳矣。”(49)严复并不接受这种看法，他认为“文界革命”之说不能成立：“文界复何革命之与有？持欧洲晚近世之文章，以与其古者较，其所进者在理想耳，在学术耳。其情感之高妙，且不能比肩乎古人，至于律令体制，直谓之无几微之异可也。”(50)并且反击梁启超倡言的“新文体”，“若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陵迟，非革命也”，“言庞意纤，使其文之行于时，若蜉蝣日暮之已化，此报馆之文章，亦大雅之所讳也”。(51)严复的用词颇为极端，这反映了他对文体进化大势认识的不足。可见，晚清散文现代性的生长是不健全的。

晚清的亦古亦今、亦中亦外、亦旧亦新，造成了它巨大的历史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同时也成就了其特殊的历史魅力。从晚清与“五四”的文学关系而论，新文学的许多种子在晚清播种，真正获得收获却在“五四”。就这一点而言，晚清的特殊意义在于“蕴育”。五四新文学的一些领军者，本身就是晚清的“过来人”。他们的媒体经历成为五四新文学的一种独特资源，也使他们在五四新文学建设中更有所作为。《竞业旬报》是反清革命党人创办于1906年的白话旬报，胡适参与了它的编辑工作，并成为重要的撰稿者：“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不但给了我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还给了我一年多作白话文的训练。……我不知道我那几十篇文字在当时有什么影响，但我知道这一年多的训练给了我自己绝大的好处。白话文从此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七八年之后，这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一个开路的工人。”(52)胡适的自述证明了他的晚清媒体经验的意义。

四、媒体生态协力与散文文体自觉

1920年代，胡适在谈论刊物与时代的关系时曾说：“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53)胡适是从社会运动和思想史的角度，给出这三个刊物并加以评价的。《时务报》之于变法维新，《新民丛报》之于启蒙新民，《新青年》之于现代思想文化的全面开创，确实具有“创造时代”的价值。这里，我们对三个刊物的历史意义不作全面的评价，而只从文学的角度，从媒体与散文现代性生成的关联，呈现《新青年》等五四时期媒体的历史性作为。

从文学演进的历史看，周作人认为甲午后的文学“真好像是上一个时代的结尾，下一个时代的开端”。(54)而“新的时代所以还不能即时产生者”，在周作人看来，是因为“只欠东风”。“所谓‘东风’在这里却正改作‘西风’，即是西洋的科学，哲学和文学各方面的思想。到民国初年，那些东西都已渐渐输入得很多，于是而文学革命的主张便正式的提出来了。”(55)周作人所说不无道理，但并不完整、到位。事实上，晚清之际“西风”吹得不可谓不劲，但这时还只是一个输入期，并不为社会普遍自觉接受并为主体内化。差不多就在《新民丛报》终刊之时，鲁迅写作了《文化偏至论》等文章，汲取西学中人学思想的要义，提出了“立人”的时代命题。现代文学是“人的文学”，“立人”立定现代文学的根基和精神。但其时鲁迅的这一思想未获更多的响应，晚清的社会存在没有给“立人”的实现提供相应的条件，只有到了《新青年》时代，全面而深刻的新文化运动，在荡涤封建文化中，建构全新的现代文化精神，这为人的个性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了种种现实的可能。

文学的存在和发展与时代的社会生态相关。晚清不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期，因政治变法、新民启蒙而作的文学，显示出对宣传价值取向的追寻；虽然五四新文学也有明显的政治化倾向，但更重视文学本身，并且开始走向文学现代化的自觉。正如蔡元培所比较的：“民元前十年左右，白话文也颇流行……但那时候作白话文的缘故，是专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常识，并非取文言而取代之。主张以白话代文言，而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这是从《新青年》时代开始的。”(56)《新青年》是新文化的大本营，但讨论文学成为其优先考虑的议题。第二卷第五期胡适《改良文学刍议》、第六期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第三卷第三期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第四卷第一期傅斯年《文学革新申议》、第四期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第五卷第六期周作人《人的文学》，第六卷第四期朱希祖《白话文学的价值》等，从不同方面对新文学进行设计和阐释。另外，《新青年》第三卷第一期开设“通信”栏目，发表了钱玄同和陈独秀关于“新文学”、常乃德和陈独秀关于“文学革命”的通信。此后这一栏目成为基本栏目，发表了大量讨论文学的文字。发表于1918年12月15目的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是新文学最重要的文论之一。在这篇文章中，周作人呼应十年前鲁迅《文化偏至论》中的“立人”说，明确地提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57)在他看来，“人的文学”应当表现“人的灵肉二重的生活”，表现真实的人性，“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而“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58)这篇文章表现出了新文学已经具有相当的理论自觉。与理论的自觉相应，其时许多刊物倡导对于人性人生的反映，对于个性和自由的尊重，显示着对于主体精神与价值的自觉追寻。《新潮》是北京大学学生主办的刊物，办刊人“本志主张，以为群众不宜消灭个性；故同人意志，尽不必一致”，“既已批评为精神，自不免有时与人立异”。(59)其个性精神、批评精神与《新青年》是一致的，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它对新文化、新文学发展的贡献是显见的。《语丝》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是一个重要的站点，周作人他们“创刊这张小报，作自由发表的地方”，(60)所举旗帜上鲜明地写着“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61)差不多同时创刊，立场有异于《语丝》的《现代评论》也宣言“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不主附和；本刊的态度是研究的，不尚攻讦”。(62)可见，虽然这些刊物主事者的志趣不一，刊物的面目也有所不同，但刊物宗旨在“个性”、“独立”和“自由”等方面多有一致与近似。而这些正是散文现代性生成所必需的基本品格。

有论者认为：“如果说诗歌是一时代情感水平的标志，那么，散文则是一时代智慧水平(洞见、机智、幽默、情趣)的标志。散文的发展显示出一时代个性的发展程度和文化素养程度。”(63)纵观中国文学史，这样的推论是成立的。先秦时期，是一个主体的思想个性充分发育的时代，也是一个散文的时代。诸子百家的著述，融通文史哲、博大精深、奇异瑰丽，建构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精神宇宙，其中庄子、老子和孔子等的言说，不仅成为开启国人智慧的元典，同时也作为标刻中国散文高程的基本存在，显性地进入文学史的叙事。“五四”也是一个思想的时代，一个散文的时代。五四知识分子远承历史千古的回响，在西学东渐中，张扬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唤醒沉眠的个体生命意识，演绎异彩纷呈的个性。这是一个散文家灿若星辰的时代。鲁迅、周作人、陈独秀、李大钊、林语堂、冰心、朱自清、俞平伯、许地山、郁达夫、徐志摩等作家的创作，为现代散文开创了精彩的新局面。不同于先秦的是，“五四”更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是一个散文文体走向自觉的时代。

在一个散文文体自觉的时代，媒体普遍重视现代散文文体建设的研究，出现了在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散文研究热。这种研究热的出现，一方面是受到散文创作繁盛的激发，另一方面与新文学家对于现代散文文体探索的热情直接相关。重要的研究文章有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周作人《美文》、王统照《纯散文》和《散文的分类》、胡梦华《絮语散文》等。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虽不是散文专论，但这篇文章最具价值的是其中第三部分“散文之当改良者三”。作者提出，“文学的散文”第一要“破除迷信”，第二“文言白话可暂处于对等的地位”，第三“不用不通之文字”。(64)在新文学诸多论说中，刘半农较早注意到了作为文学大类的散文的改良，并以此细化了文学改良的具体设计，所说“破除迷信”是散文现代转型的关键，具有文体创新的意义。傅斯年的《怎样做白话文》，是中国文学史第一篇关于白话散文的专论，文章从语言生成的角度，具体研究白话散文写作的语言问题。作者以为“新文学就是白话文学”，而“白话散文的凭藉——一，留心说话，二，直用西洋词法”。“留心说话”，意谓散文语言应该言与文一致，取“说话”的自然平易生动，这样可使“白话文成就了文学文”。“直用西洋词法”，则承接梁启超“新文体”的“外国语法”，在这里傅斯年明确为“国语欧化”。这既可使口语书面化、雅化，更促成表达“精密的思想”。(65)周作人的《美文》、王统照的《纯散文》和胡梦华的《絮语散文》等篇言说的意域近似相关。“美文”的命名可以看出论者的意向，“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纯散文”相对的是“杂感文”，所谓“纯散文”读者“阅之自生美感”。“艺术性”和“美感”是周作人和王统照对散文发展的一种期待，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是对杂感文一帜独树的反拨。理想的散文格局，在他们看来应是美文和杂文的并联共荣。这种意想在当时是很有针对性的，因而所论的价值就更为重要。“絮语散文”是对“美文”、“纯散文”的细化，从题材上，这类散文“至于它的内容虽不限于个人经历、情感、家常掌故、社会琐事，然而这种经历、情感、掌故、琐事确是它最得意的题材”；(66)在叙说姿态上，“它乃如家人絮语，和颜悦色地唠唠叨叨地说着”。(67)这样就从杂感散文的政治化、严正性向小品散文的生活化、闲话风偏移，使散文实现其多种功能，呈现多样的风致。上述这些散文论说，涉及散文现代性建构相关的思维品格、题材内容、书写类型、语言生成等多个方面，较为完整地反映了新文学作家对现代散文的整体设计，体现出他们对于现代散文文体理论的某种自觉。

自觉是一种内化。五四时期的散文作家，如周作人、鲁迅、刘半农、林语堂、俞平伯等，体现了理论主体和实践主体相统一、融合的自觉，他们既是散文理论自觉的主体，又是散文创作自觉的主体，理论与创作的有机互动，是促成五四时期散文在较短的时段内实现其现代性飞跃的关键因素。周作人从“人的文学”的设计，到“美文”的倡导，从“叛徒”到“隐士”的角色转换，从批评讽喻的杂感到闲适冲淡的小品散文，在多个方面为现代散文作出了特殊的贡献。鲁迅基于“立人”的思想和改造国民性的宏愿，致力于现代杂文的写作，成为这一文体的重要标志性作家。蔡元培以《语丝》为例，说明了周氏兄弟殊异的作为：“(《语丝》)为周树人、作人兄弟等所主编，一方面，小品文以清俊胜；另一方面，讽刺文以犀利胜。”(68)总体上，在散文从晚清至“五四”的转型中，鲁迅和周作人开拓了现代散文的基本格局，立定了现代散文的基本体式。鲁迅虽在《语丝》发表后来结集为《野草》的散文诗，在《莽原》推出“旧事重提”的“忆语”叙事散文，但他于现代杂文的建设更具价值。作为杂文家，鲁迅等人以《新青年》、《语丝》等为写作基地，变晚清“政治”的“清议”为“文艺”的“随感”，建立了现代杂文“杂”成一体的逻辑。这一逻辑正如俞平伯所描述的：“驳而不纯正是‘杂’字的确诂。叙事之与议论，描写之与解释，诗的风与文的风……在无论哪一种单型的文体中都以兼收并蓄为病的，而在此独例外。”(69)在思维上，兼具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在表达上，巧于结构，精于形象设计，语言滋味丰富而作品思想深刻犀利。与鲁迅相反，周作人虽写有大量的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杂感，但具有散文史意义的是他的“美文”。周作人不仅提出了“美文”“记述的，是艺术性的”的审美定性，而且以《乌篷船》、《初恋》、《喝茶》、《故乡的野菜》等作品，给出了“美文”注重个人经验表达、个体生命体验和人与自然对话等书写形态，与新文学作家一起建构了现代散文“美”的范式。

正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中，有赖于主体对于文学现代性和散文现代性的自觉追寻，现代散文作家以卓有实绩的创造，完成了从晚清开始启动的散文的现代转型。在这重大的历史演进中，媒体具有多方面的作用。从外在的表达工具看，《新青年》作者从自己做起以白话写作。钱玄同致信陈独秀提出：“我们既然绝对主张用白话体做文章，则自己在《新青年》里面做的，便应该渐渐的改用白话。我从这次通信起，以后或撰文，或通信，一概用白话。”(70)1918年第4期的《新青年》，就全部采用了白话写作，这对其他报刊散文的白话化是一种切实的示范。更重要的是五四时期的主流报刊，形成一种宜于散文现代转型的良好生态。这时的媒体关系人，集多种身份于一身，既是报刊的主编、编辑，办刊的参与者，又是主要撰稿者；报刊既有某种同人刊物的形式，而又不是纯为“同人之论坛”，而是“同人及同人的朋友与读者的公共论坛”。(71)这样就使现代散文的创作形成一种具有活力的“协力”，而正是这种协力推动了现代散文的茁壮成长。《新青年》、《语丝》之外，《晨报副刊》是一方散文沃土，周作人开设过“雨天的书”专栏，冰心“寄小读者”系列和瞿秋白“旅俄游记”等，也刊发在这里。《小说月报》虽以“小说”为名，但并不排拒散文，它所刊载的小品散文中“颇有一二清新之作，将来于此栏中当有出色的文字也”。(72)其实早在浦江清作此评说之前，《小说月报》就发表了冰心的《笑》、许地山的《空山灵雨》等“出色”的散文。凡此种种，现代散文的生长空间广阔而多姿，散文作家星光璀璨。见证这一场景的胡适，就认定“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73)胡适在作出这一判断前，还在同一篇文章中指出：“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论。”(74)其实，不仅是长篇议论文，更主要的应是杂文的蔚然可观。五四时期美文、杂文的成功，标志了中国散文现代转型的达成。

综上所述，晚清至五四时期的媒体生态对于中国散文现代转型至少有三重意义：一是在工具层面上，媒体为散文的写作与传播提供了新的载体，为满足传播的需要，媒体散文的语言更多地趋向平易通俗，散文的形式更加随意自由。二是在价值层面上，特定历史语境中的媒体价值设置影响着散文的价值取向，主流媒体倡导的“新民”、“立人”等新思维，成为媒体散文表达的基本主题，为散文开新立异提供现代性要素。三是在话语空间层面上，媒体作为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同时开创了散文开放的话语空间，散文的话题、体式、作者个人风格等的多样性由此成为可能。

注释：

①郑振铎：《梁任公先生》，《中国文学论集》，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第167页。

②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6期。

③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6期。

④黄子平等：《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⑤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编：《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07页。

⑥梁启超：《中国各报存佚表》，《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12月21日。

⑦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46页。

⑧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3页。

⑨⑩《论本馆作报本意》，《申报》1875年10月11日。

(11)《本馆告白》，《申报》1872年4月30日。

(12)梁启超：《〈清议报〉叙例》，《清议报》第1册，1898年12月23日。

(13)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12月21日。

(14)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1期。

(15)(16)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1号。

(17)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萌芽》1930年第1卷第2期。

(18)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

(19)孙家鼐：《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摺》，张静庐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54页。

(20)戈公振：《中国报学史》，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113页。

(21)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第10页。

(22)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1页。

(23)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69页。

(24)(25)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3、43页。

(2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6页。

(27)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丛报》第5号，1902年4月8日。

(28)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0页。

(29)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清议报》第35册，1900年2月10日。

(30)许纪霖主编：《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页。

(31)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31页。

(32)许纪霖主编：《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第17页。

(33)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2页。

(34)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03页。

(35)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74—375页。

(36)(37)赵秀明、赵张进：《英美散文研究与翻译》，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6页。

(38)阿英：《晚清小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1页。

(39)《郑观应集》(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页。

(40)梁启超：《本报告白》，《新民丛报》1902年2月8日。

(41)《新民说》，《新民丛报》1902年2月至1906年1月连载。

(42)叶德辉：《长兴学记驳议》，苏舆辑：《翼教丛编》，台北：台联国风出版社，1970年，第255页。

(43)刘师培：《论近世文学之变迁》，徐中玉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298页。

(44)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9页。

(45)梁启超：《吾今后之所以报国者》，《大中华》1915年1月20日。

(46)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叙言》，《清议报》第25册，1899年8月26日。

(47)任访秋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散文》，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导言”，第5—6页。

(4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77页。

(49)梁启超：《绍介新著〈原富〉》，《新民丛报》1902年2月8日。

(50)(51)严复：《与〈新民丛报〉论所译〈原富〉书》，《新民丛报》1902年5月8日。

(52)胡适：《四十自述》，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第66—67页。

(53)胡适：《与高一涵等四位的信》，《努力周报》第75期，1923年10月。

(54)(55)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2页。

(56)蔡元培：《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蔡元培全集》第8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17页。

(57)(58)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6期。

(59)《新潮发刊旨趣书》，《新潮》1919年第1卷第1期。

(60)(61)《〈语丝〉发刊词》，《语丝》1924年第1期。

(62)《〈现代评论〉启事》，《现代评论》创刊号，1924年12月13日。

(63)黄子平等：《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64)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3期。

(65)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新潮》1919年第1卷第2期。

(66)(67)胡梦华：《絮语散文》，《小说月报》1926年第17卷第3号。

(68)高叔平编：《蔡元培美育论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26页。

(69)俞平伯：《剑鞘序》，《文学周报》1924年12月15日。

(70)《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34页。

(71)《〈现代评论〉启事》，《现代评论》创刊号，1924年12月13日。

(72)浦江清：《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及评〈小说月报〉第十八卷》，《浦江清文史杂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5页。

(73)(74)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