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丹 陈彦军:止党争,公天下,行法治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文明基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2 次 更新时间:2014-12-12 10: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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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丹   陈彦军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须面向未来,同时又必须要敞开历史之维。从“三步走”到“两个一百年”,目标递进,中国共产党能够更加清晰地辨识自己在中华悠久文明中的地位和价值。“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掀开中国历史崭新篇章的伟大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习近平总书记用三个“伟大事件”来评价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新中国的成立,恰如其分地判定了二者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意义。汤一介先生言,近代以来,世界正进入一个新的轴心时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损益中西二制,开辟了中国国家治理的崭新时代。从敞开历史之维看,国家治理现代化正是克服两千年党争和家天下的顽疾,以党的领导(党治)、人民当家作主(公天下)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构筑中华新轴心时代的牢固制度文明基础。

   一、人民当家作主是“公天下”国家治理的制度保障

   《尚书·洪范》说“无党无偏,王道荡荡”,孔子教导弟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在中华文化里,结党常常意味着营私,党争贯通中国历代王朝政治的始末。从东汉中后期清流党锢到中晚唐牛李党争,从宋代新党与旧党之争到明季东林党与阉党之争,最后到晚清帝党与后党之争,常常是殊死的政治搏杀。为什么自幼聆受圣经、圣人“不党”教训的儒生,一落入政治成为士大夫就不由自主地顺由亲缘、乡缘、学缘、宦缘等去拉帮结派党争不已呢?根本原因就是“家天下”。

   按照儒家的史观,尧舜时代,“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理想的大同社会;大禹之后的夏商周三代,“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但奉行王道,社会依从传统的礼义秩序运行,是和谐的小康社会;秦始皇集专制统一天下,变封建为郡县,利用从上至下的官僚体系统治社会,希图保障嬴氏万世为君,开启了家天下的专制社会。儒学是在春秋的礼崩乐坏和战国的杀伐乱离中孕育成形的,自然看重大一统的稳定秩序,所以,《春秋公羊传》开篇就阐发“王正月?大一统也”。但同时,儒家深刻地认识到,靠蔑视传统的暴力和扭曲人性的专制,是无法真正建立良序社会的,“家天下”相比小康社会必然是历史倒退。王夫之评价秦始皇说:“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这是一个儒家式评论的典范。秦汉以来的儒家,肯定“家天下”的历史合理性,积极入世以矫正“家天下”的弊端。君子之党兴,正在于集合力量,争取与君王共治天下。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多是明君贤臣共治的时代,其间发生各种造就明君、选拔贤臣、培育良序的制度与局面。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党兴继而党争、党争而毁国伤民的结局,其根源在于一家一姓的权力私有,必然导致种种防范和制约权力旁落的机关和机制失效。上行下效,国家权力既如此,社会亦会形成种种黑暗,权争利夺一旦盛行,就不是靠君子的道德示范之力所能化解的了;而君子结党,不仅不能结成抗御黑暗的力量,还会被利用为君主制衡臣下、小人褫夺利益的工具。更甚者,君子也在官僚体系和党争的漩涡中迷失沉醉、难以自拔。

   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两千年“家天下”一朝崩解,但“公天下”如何措置,人民如何当家作主,找不到正确道路,党争仍旧不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掀开了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中国第一次有了一支立党为公、有信仰、有能力、有制度来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纪律性的领导力量。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建立统一战线,开展民主协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克服党争、避免内耗、有效实现奉公目标的强大组织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第一次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公天下”的目标有了“公天下”的制度保障,党争的传统积习和社会土壤得到逐步清理,国家治理不断迈向现代化。

   二、依法治吏是新时期国家治理的科学总结

   然而,总结和反思历史也不得不以辩证的视角观之,“家天下”伴随党争和王朝倾覆,却能延续两千年,不能不令人正视其在国家治理上的独到之处。首先是君主世袭,继位有序,客观上起到了在最高权力转移时定纷止争的效果;其次是选官制度,封建变为郡县,君主孤立无辅,不得不网罗天下贤才为其所用,从察举到科举,历代王朝不断总结经验,建立起历史上能达到的最具广泛性、普遍性、公共性、公开性的选官制度,不仅为官僚体系源源不断地输送了有识之士,而且有效地整合了跨地域、跨族群、跨文化的复杂多样的中国社会;再次是家国一体,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上,机巧地确立了“家天下”的多重合法性。除此之外,值得重视的还有吏治,治国以治吏为先,中国封建王朝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吏治经验。

   “家天下”的国家治理,体现在吏治上有两个基本旨向。一是效率。帝王的雄才大略、殊死的生存斗争和后继者“维系一统”的权力合法性共识,是东亚大陆形成大一统治理结构的重要因素。封建帝王要长久统治如此巨量而复杂的社会,需要庞大的官吏队伍行使国家治理职能,庞大再加复杂,使得吏治的首要目标是效率。二是公平。中华文化在轴心期就形成了民惟邦本、政在得民的政治观念,统治的合法性与民众的意愿密切关联。人类因为个体安全繁衍和生存基本需要而结成社会,这表明能结成社会的个体让渡了自身一部分原初毫不受限的自由给社会组织,个体在受组织支持的同时自然地受组织约束。但是中国百姓很早就意识到这种加入社会的“自由换保障”方式的其它弊端,担心摆脱自然的侵害又跌入人类的压迫,所以特别重视并普遍接受社会公平的观念,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可以,劳动成果分配不均不可以。中国社会基本合法性、合理性、合乎道德性的前提条件是,国家治理是保障安全和发展生产、处理公共事务和主持公平的,前者是功,后者是德,当然,执政者自己还要道德高尚。儒学关于执政合法性的功德观念成功影响了中国吏治两千多年,也成为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的一个重要吏治传统。

   关于效率和公平的价值排序,在中华两千年文明史中相对的治世和相对的乱世是不一样的。治世一般倾向于公平优先,效率也因为得人心而获得保障;乱世则倾向于效率优先,公平疏于保障,效率也因为失人心而难以落实。吏治不靖又常常发生于官僚体系在皇权驱动下对社会过度汲取之时。国家治理长期奉行单一的效率优先原则,往往弊端丛生。首先,效率优先带来长官意志盛行。其次,效率优先的价值主导通常带来公权私用的普遍合法化。在农耕文明时期,抵御游牧民族入侵、惩处社会越轨和脱序、防范内部觊觎等国家公共开支巨大,而有限的吏治队伍、成本巨大的防范开支与管理幅度过大、社情过于复杂之间往往存在紧张关系。长期的紧张关系又倒逼产生出非正式委托治理方式,国家把主要精力用于防范,等于默认甚至纵容非正式的基层委托治理,这样,就随之滋生出两种吏治弊端:一是对官吏的公平和道德考量指标权重下降,忠诚主子(组织、上级)体大、其余事小,个人道德是小节、不碍官场是大节;二是客观上为官绅勾结、官商勾结开通了“合理”渠道,既然国家治理支付有限,五花八门解决治理问题、保一方平安就在情理之中和政策法度默认之内。基层官吏拿人钱财,就要替人消灾;帮忙“治理”,就会“合理”收费。这样,一定程度上公权私用就普遍合法化了。最后,公权私用容易导致官官相护。在传统大一统治理目标和治理结构下,囿于治理技术能力和治理目标偏颇的两重缺陷,即便国家法度一致,实际上政令却难畅通,而稍有松弛,地方治理难免花样百出,公权私用也就难免随之盛行,贪污变成大害。“家天下”社会,除了榨取百姓和官商勾结,贪污就总是拿了皇帝的钱,法理上皇权不容,所以,基层官吏需要在皇帝身边找靠山,这样,宦官专权、外戚专权、大臣专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党争就成为中国历史循环不变的老故事。

   考虑到传统社会公共支付成本有限、对官吏监控条件不足、公正评价困难等,便可想见吏治为何周期性失序。一朝创业,官场谨言慎行;一朝中兴,官场气势如虹;一朝老迈,官场腐败横行。历史记载和百姓口耳相传记忆,教会了官吏如何应付,也教会了百姓如何应对,一切因循,周而复始。“家天下”的顽疾难去,中国社会治理亦没有前途。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打破了两千年的历史循环。有了党的领导,吏治多了党纪约束;有了人民当家作主,吏治多了人民(通过人大、政协等机制)监督。尽管因国家治理面对现代化新因素的应对体系还未健全,而仍然存在吏治问题,但在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化、法治化、常态化条件下,在依法治国条件下,是能够依靠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解决的。它不会也不可能是西方法治的翻版,而必然是对中华五千年国家治理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的萃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实践的科学总结,是法治条件下的新吏治。

   三、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治国家治理顽疾的必须

   传统吏治是在中国社会既有自然环境、经济条件与政治上竞争淘汰、生存适应策略的“优选”结果,而传统文化是它的起点。当找到历史进步的方向,行进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候,我们今人需要厘清,哪些传统的顽疾还在影响中国当代吏治,我们对传统国家治理的经验借鉴哪些尚不够,“公天下”的体制优势哪些方面还没有找到落地的现实路径?

   当前中国,官员与民间,官员之间联系紧密,对此需要设限,中央的“三严三实”要成为为政做官的门槛,“当官不易”应成为官场的新常态。这个“不易”,是官员达到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政治素养,以及满足岗位要求的业务能力不易。换过来说,理想状态是当官容易,在法治条件下形成风清气正的官场生态。如此,新问题必然产生,真正没有了为官做老爷封妻荫子的动机和环境,没有了养不了廉的高薪条件和制度,如何让做官为人民服务成为社会的风尚,使“公天下”的制度优势深入人心变成常态?中国社会必需加力加速探索。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基本条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但经济发展也可能成为顽疾爆发的条件,这在许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国家和文化中屡见不鲜。所以,社会随经济发达而理性觉醒,才是根治顽疾的基本。社会觉醒,就是人民有制度、有平台、有能力、有意愿当家作主。不过,社会觉醒并不必然带来根治的结果,社会觉醒时选择何种策略才是根治的主导条件,推行严格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并且国家得遇雄才大略和开明坚定的领导者才是根治的开始。换句话说,从历史敞开道路,夯实法治,严格吏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官僚主义的顽疾才有可能根治,中国吏治走向公正开明方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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