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彤东:超越民族国家——儒家的新天下体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8 次 更新时间:2014-12-10 20:4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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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彤东  

    

   百多年来,中国知识界的一个共识是,中国被西方打败的原因是中国处于前现代,而西方已经进入现代。后者进入现代的一个重要特征,乃至其强盛的一大原因,是其所采取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形式,特别是由同一血缘的民族组成一个国家的这种形式。因为血缘同一,国就是一个放大的家,所以能够同仇敌忾。

   反观中国,有宗族,有天下,却没有国家,更不知爱国,这是中国人麻木不仁的原因之一。于是,美国右翼汉学家白鲁恂(Lucian W. Pye,1921-2008)说,中国是一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而近代以来,中国人与西方人努力地把中国装入现代民族国家这个框架中。按照有些学者和政客的理解,这不但对于中国的复兴很重要,并且关乎世界和平。这是因为,传统中国采用天下体系,中国位于天下中心,让四方来朝,因而无法与他国平等相处。中国如不放弃天下体系,其复兴必会威胁万国体系,威胁既有的国际秩序。于是,一百多年来,我们努力把自己改造成民族国家。至于改造对传统在精神上和物质层面的摧毁,那都是祭祀现代国家这面旗帜的必要牺牲。

    

   作为一种方案的民族国家

   但讽刺的是,当我们中的一些人期待着中国高举民族国家的大旗,加入现代(西方)国家之林的时候,西方国家却从自身经历看到,民族国家以狭义的国家利益为指南,遵循敌我划分的强权政治原则,也是导致动乱与战争的来源。后发的民族国家,比如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的日本,走的都是先富强、再复仇的道路。于是,西方炮制“人权高于主权”的模式,试图超越民族国家,并以此诟病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

   那么问题来了:从民族国家到“人权高于主权”,是否现代化的必经道路呢?如果是,我们也只好在被怀疑和被诟病中继续追赶西方。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如笔者在不同地方都指出过的,西周的中国与中世纪的欧洲都是一级级贵族代理、自治的制度。无论是从对上还是对下的关系看,诸侯对领土都没有绝对主权。在这种制度的崩溃中,各级贵族都凭借自己的实力,卷入了存在或死亡的混战。最终涌现出来的胜利者领导着广土众民的大国,而在他们之上,再没有天下共主或者更高的权威,在他们之下也不再有拥有自治权的贵族。这样,虽然中国的战国时代没有用主权国家的概念,但是在欧洲与中国,由陌生人构成的实质上的主权国家都出现了。

   在这样的国家里,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它靠什么团结其人民?任何政治实体,都要有内在凝聚的办法,否则就不过是一盘散沙。封建时代的凝聚办法,不适用于大的陌生人群体。春秋战国与欧洲现代早期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就不得不回答,在这种新的广土众民的陌生人大国里面,国家的凝聚力何来的问题。

   欧洲发展出来的民族国家,是回应这一现代性共通问题的一种方案。而对这一问题,先秦儒家也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在考察各种方案之前,我们不能说,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的唯一方式或是最好的方式。下面,我们不妨理解一下儒家的解决办法。

    

   儒家的办法

   面对陌生人凝聚的问题,孔子提出了仁,孟子进一步将其发展成恻隐之心。孟子讲,如果我们突然看到一个小孩要落井(而亡),我们心里都会难受。因为是突然见到,我们无法辨别这个小孩是谁家的孩子,所以,这个小孩代表着近乎抽象的个体,代表着陌生人。

   那么,孟子这里所说的是,每个人对陌生人都会有同情与关爱。但是,孟子也很现实地知道,这种关爱虽然普遍,但是它不足以让我们将之付诸行动(大家可以想想“小悦悦事件”)。因此,为了让这种普遍的关爱能真的成为陌生人之间的纽带,我们需要培养这种人人皆有的仁之发端。

   孔孟所发现的培养仁心的办法,是“能近取譬”,即将心比心,由近及远,推己及人。而儒家所发现的培养仁心的一个重要场所,就是家。每个人(包括孤儿)都有家,那个养育、关爱他的场所。在家里,一个小孩得到了以他为中心的关爱。同时,这也是他第一次学到他人存在、他人也很重要的场所(“这块儿糖留给妹妹”、“奶奶没动筷子不能开始吃饭”,等等)。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孝悌、家庭伦理会对儒家这么重要。这并不是像污名儒家者所说的通过家庭伦理培养忠君的愚民。

   孔子经常为人诟病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说法,其实隐含着这样一种意思:君要做君、父要做父,才能赢得臣下与子女的尊敬与爱戴。常被指责为给皇权背书的汉儒董仲舒,在他著名的“春秋决狱”的案例中也明确指出,抛弃儿子不养的生父,不应该被当作这个儿子的父亲(而这个孩子的养父应该被当作父亲对待)。儒家所讲的,是父慈子孝,并要求子女对父母错误想法进行(合礼的)批评,而不只是单向的,即下对上的绝对遵从。不可否认的是,儒家更多是在讲孝,而不是慈。但这里也有一个简单的原因:父母对子女的关爱一般无需培养,是(动物意义上)自然的,而子女对父母的关爱需要努力培养,着墨于孝是为进一步推己及人奠定基础。

   对关爱的培养,始自家庭,逐渐外推,及至邻里、社区、社会、国家、全人类、全世界。这种培养的最高境界是所谓的“民胞物与”,即把人民当成同胞(有血缘关系的人),把万物当成朋友。因此,有人将一些中国人只顾一家之私利而不顾他人的行为(比如腐败)归于儒家对家的强调,是没有理解家在儒家思想中的角色的表现。

   在一些人看来,儒家这种泛爱的理想,也成为儒家之爱不能停留在国家、不能爱国的理据。先秦儒家的很多说法,似乎也支持这一种理解。儒家支持士人和庶民用脚投票,选择他们出仕与生活的国家。相应地,孔子提出了“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主张,这预设着开放移民的政策。但是,我们要看到,儒家的理想是普遍的关爱,而这种普遍的爱是不平等的。

   关爱的外推,犹如一个小石子在水塘里引起的波澜,最终覆盖整个水塘,但同时,近的一圈要强于远的一圈。如果我们对邻里的关爱是对家人关爱外推的结果,那么对家人的关爱自然要大于对邻里的关爱。在国家内部凝聚也就是爱国上,儒家这种有差等的泛爱意味着,哪怕是民胞物与的圣贤,对本国人的爱也超过并且应当超过对外国人的爱。但同时,本国优先不等于本国利益至上。比如,洪水泛滥诸国,我们应当先救本国人,但同时,我们治理本国的洪水时,不能以邻为壑,置外国人之痛苦于不顾。再比如,抵抗行仁政国家的征伐来保卫行暴政的国家,为儒家所反对。但是,如果侵略者不是以救民于水火为目的,或是被征伐国的恶政没有到人民准备好揭竿而起的地步,自卫战争就是(部分或全部)正当的。

   因此,儒家是承认以仁为本、“仁高于主权”的弱的爱国主义的。封建时代的天下共主是周王,打着保守的旗号、干着革命的事业的儒家,让仁成了新的天下共主。

   除了用有差等的仁爱来凝聚陌生人,早期儒家还提供了另外一种内在凝聚的方式,即所谓“夷夏之辨”。这里的华夏,并非依据种族,而是具有普适性的文明。不论血缘,只要是文明人,就是华夏。哪怕同种,如果拒绝文明,就是蛮夷。春秋战国期间,华夏(文明)国家不止一个。因此,如《春秋公羊传》所说,儒家的国际秩序是“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

   综合起来,儒家的国家认同与国际秩序的图景是,通过各文明国家各自独特的文化(鲁文化、齐文化,等等),国家得以凝聚。而诸文明国家,又通过共享的价值(华夏),结合成国家联盟。再通过差等之爱,儒家给出了爱国、爱文明的正当基础。在本国与外国、文明国家与野蛮国家之间,前者优先,但这不等于前者的利益绝对,而我们要表现出对他者(弱一些的)的关爱。

   通过并非儒家认可的办法,秦统一六国,奠定了两千年中华统一帝国的基础,不再有不同的文明国家(诸夏),所有的文明国家都统一为一体。因此,具有特殊性的文化与普适性的文明,在中国合为一体,使中国人“只知天下,不知国家”(其实不是,而是万国归一)。只不过,到清末民初,我们才发现其实天下并未归一。这么讲来,前面提到的对中国人只明白天下模式的指责,其实是基于一个错误的类比。

   中国经历过与当今万国体系类似的世界,即春秋战国。今天的世界,只不过是放大的战国,放大的诸子时代。儒家与中国历史中的天下体系,确实不适用于当代,但是可能是在预示着世界的未来。

    

   “仁”的优

   回到今日放大的战国,在这样一个新诸子时代,基于儒家精神(“周虽旧邦”之旧邦)提出的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关系理论(“其命维新”之新命),与民族国家等模式相比,优势何在呢?

   如前所述,面对类似的广土众民的陌生人大国凝聚的问题,欧洲发展出民族国家模式。其民族的定义有多种,而很重要的、也是为其他国家所模仿最多的模式,是以血缘(种族)定义民族,再由民族来构成国家。

   这里需要澄清的是,这里的血缘关系,可能是想象的。并且,历史上实际发生的是先有了国家,再由国家通过政治手段,创造了同一国家、同一民族的神话。尽管是神话,但是民族国家的优势,是它在血浓于水的煽动下有很强的内在凝聚力。但是,它的问题,也恰恰在于这种排他性的、绝对的内外分别。如果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有异族,他们势必要受到主体民族的压制。当如此构建的“纯正”民族国家与他国有纠葛,其处理原则往往是弱肉强食。也就是说,民族国家的模式是对内王道,对外霸道,往往对内非常仁道的政府可以同时对外残忍。这里最好的一个代表是19世纪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在国内,他是比利时人民的自由、人权、平等的积极推动者;在国外,他深化了欧洲在非洲的殖民,也残杀了许多其殖民地的非洲人。

   与此相对,儒家与传统中国的以文化、文明为基础的认同,具有包容性。这是为什么,华夏王朝虽屡经挫败,但是华夏文明能不间断的原因。当政治、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靠先进的军事装备,尤其是好马——在冷兵器时代,马的有无和好坏,对国家军事力量有巨大影响——征服华夏王朝之后,最后发现,如果要长时间占领下去,就必须采取华夏的文教、政治体系。今天所谓汉人,其实混杂了不知道多少“异族”的血脉。当华夏文明占据政治与军事优势的时候,在儒家的影响下,除了出于人本能的强权政治,传统中国往往能采取一点点“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的政策,而不是民族国家赤裸裸的、没有任何修饰的征服。而理想的儒家国际关系原则,更是要以仁为中心,反对弱肉强食,这给世界提供了一种和平,但同时又竞争和进步的可能。

   亲历民族国家所导致的两次“世界”大战,西方国家逐渐发展出了“人权高于主权”的世界主义模式。它强调人类平等、普遍人权,力求超越国家、超越基于国家利益计算的国际关系。其问题在于,它没有国家认同的理论。只要国家还要作为一种政治形态存在下去,这种理论就是有缺陷的。从实践上讲,要求各国超越国家利益考虑,为全人类谋福利,以普遍的人权为唯一原则,这听起来很好,但是取义过高,现实中的国家往往做不到(不能爱自己的国家,怎么能真的爱得了他人的国家?!)。

   从儒家的观点看,民族国家模式太过自私排他,而世界主义模式又取义过高,适得其反。其实,儒家对这两种模式早有批评。前者相当于自私至上的杨朱;后者是平等地泛爱(“兼爱”)的墨翟。前者的问题很明显。而后者看似高尚,但是违背人性,兼爱不得,最终只是兼不爱。它与自私至上的模式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它有表面的煽动性,因此比自私至上的模式更危险。而儒家的模式,则是在过度自私与过度理想之间,找到了一条中道。

   那么,这些理论讨论,对中国乃至世界问题,有什么具体指导意义呢?中国在经历了挨打、挨饿时代之后,现在进入了挨骂的时代。挨骂的一个原因,是我们采取了在西方已经“过时的”民族国家的话语模式。而儒家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关系主张,或许可以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回应世界和平与在和平条件下竞争的要求。

   对中国人来讲,这里的关键一点是,我们不要想当然地自认为是华夏认同的一员,甚至是领导者。我们先要主动找回并恢复自家的传统。比如,我们要加强以中华传统经典为核心的教育,也就是加强中小学文言文的比例。在大学,公共课要腾出一些空间,进行传统教育。同时,我们要面对多元的事实,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与文化,选择儒家、道家、藏传佛教、基督教、伊斯兰经典等课程。我们有了自己厚实的文化基础,再在国际上发声提提主张,才能服己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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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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