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德如 张云平:推进中国基层治理创新的文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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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德如 (进入专栏)   张云平  

  血缘、宗族与人情仍是人们交往中极为重要的纽带。可以说,中国社会尤其是乡村社会仍是一个伦理社会。[16]产生于以家庭为核心的农耕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基础上的孝道文化,在当今中国仍有深厚的社会土壤。不论是村落还是社区,一家一户仍是社会组织构成的基本单元。人伦规范在很多地方仍是先于法理而发生作用的:单位的解体未必意味着重视人脉资源的处世方式的终结;自然村落与行政村镇的混合,依然弥漫着人情与血亲的气息。维系中华帝国时代的“三纲五常”虽然不合时宜,但未必一无是处。尊老、敬长在已经进入老龄化的中国,不仅不能抛弃,还应发扬光大。小悦悦事件所揭示的人情冷酷,呼唤仁爱济世文化的复兴。食品、药品安全事件的频发,迫切需要诚信体系的重建。为了实现基层治理的仁爱向善与公道幸福,有的论者呼吁从最合乎人之常情的孝悌文化着手。[17]江南街道针对孤寡老人与空巢老人面临的特殊生活际遇,开展了“上善若水,孝感江南”的具体治理举措:一是以点带面,认亲行孝;二是建立机制,规范立孝;三是广泛引导,文艺传孝。其中颇具特色的是“六个一活动”:每月电话或其他方式联系慰问孤寡五保老人1至3次;每两月拜访看望老人1次,陪老人吃1次饭;每季度亲情服务老人1次,包括为老人洗脸、洗脚、洗衣、梳头、打扫卫生等;每半年邀请老人到家做客1次;每年为老人过1次生日;每年为老人做1次体检。真正做到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使孝道文化理念深入人心,使中华传统美德“孝”得以复苏和重光。现今的江南,民风淳朴,社会和谐。

  (4)教育沁润

  通过“文化”的方式来创新基层治理,这里自然就涉及到有关文化传播的问题。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提出了传播“仪式观”,认为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在于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18]在不断改进基层治理的过程中,经济发展最多能解决“安身”的问题,但是无法安顿价值无依、信仰虚空的心灵。因为人所生活的“社会是基于意义的分享而组成的,这些分享的意义则构成了文化”[19]。人要追问自己生活的意义,社会善治需要有能够“分享的意义”的文化。构建、传播以“尊严”与“幸福”为价值核心的文化,尤显重要。这是“因为它们形成人们组织经济活动所遵循的原则,而没有经济活动,就不可能有进步”[20]。教育是文化价值观构建与传播的主要途径。在我们看来,如何行之教为初始,何以行之教为升华。江南街道为实现善治而进行了以“孝”为核心的教育:江南九年制学校将扇沱福利院确定为爱心教育基地,组织中小学生定期去开展亲情服务,这是侧重如何行的教育;每年定期评选“十大孝星、十佳儿媳”等活动,在社会中树立孝亲敬老典型,这是侧重何以行的教育;推动“长寿江南中华孝道文化教育体验基地”项目建设,这是整合知与行的教育。可以说,这些举措体现了儒家“孝悌也者,其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的主张。

  (5)互助共荣

  通过情感共鸣、价值引领、仁孝博施,使“治人者”与“被治者”形成利益共同体、信仰共同体、爱心共同体。再经由教育沁润,在基层社会形成“集体文化认同”,从而使其与“共享的记忆和共同的命运一样,对其生存非常重要”[21]。认同一经建构后,相同的追求与责任,促使人们形成责任共同体。从中不难看出,基层治理要达至理想境界,关键是要形成可以共享意义、价值与记忆的文化,反映人们的生活方式,反映他们的追求、品味和兴趣。某些地区宗族的复兴,一定意义上说明共同体形成的必要性。但是,在自然村落已经衰败的情势下,血缘意义上的共同体已经很难形成。在仁孝文化的浸染与现代自治理念的引导下,互助共荣的志愿者与志愿组织应运而生,使基层社会最终成为自愿、共同的行动体。新加坡针对现代化带来的人际关系冷漠,在原有社区的基础上,建立居委会。通过开展诸如“睦邻节”等活动,促进邻里之间的相互关怀体谅,形成了相互关爱的社区精神。[22]台湾基层治理除了强调政府和行政的力量,也注重调动社会参与,发挥农民协会、社团组织及志愿者组织的作用。[23]江南街道辖区7个村和2个社区,在孝道文化的感召下成立了由11支志愿者分队组成的敬老爱老志愿者队伍,有228名志愿者长期开展敬老爱老服务。他们除了开展“一对一”认干爹(妈)的“认亲”活动外,还进行了维护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推广自编老年人健身操运动和常年举办多种形式的重阳节活动等。通过这些互助共荣行动,为江南街道开创了经济繁荣、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良好局面。

  

  3.改进基层治理的文化发展战略

  如果说,凭借“制度”与“法治”之两翼使得“治理”效能不断显现,那么,通过“文化”则使“治理”的境界得以提升。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如果把文化看作一系列历史特定的制度地形成的治理关系,目标是转变广大人口的思想行为,这部分的是通过审美智性文化的形式、技术和规则的社会体系实现的,文化就会更加让人信服地构想。同样,它的出现最好可以被看作现代化早期社会生活特有的日益治理化过程的一部分”[24]。正因为如此,我们就非常有必要从文化发展战略的角度来改进基层治理。

  (1)将制度实施奠基于文化之上

  一个完整的治理架构由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及其文化构成。这里的“文化”,是偏向于从“广泛的民族学意义而言,是指这样一个复合整体,它包含了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25]。在文化的影响下,塑造了人们特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行为模式。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传统中国社会为何是以伦理为本位来生产、生活与行为的,就可以理解为何制度移植难以成功,更不用说去照搬别样的制度。因此,应该进行自我反省:我们的文化到底表现为什么样态?我们的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如何不断推陈出新?这些问题的回答,实际上是提醒我们:当把制度实施奠基于文化之上时,一定要明白我们的社会到底拥有什么的文化?需要发展什么样的文化?我们文化的前景到底是怎样的?如果我们拥有先进的文化,就不必过多虑及制度本身的好坏,因为在先进文化陶铸下的公民对制度有极强的约束,因为“文化是人的力量和关系发展的历史过程,是作为活动的社会主体的人发展的历史过程”(阿尔诺利多夫语)。

  (2)文化发展不能为文化而文化

  将制度落实建基于文化之上,这样就把问题的核心转移到文化发展之上(同时也审慎地进行制度本身的改进)。这样的话,国家就应千方百计思考到底如何致力于文化发展。一个最需要谨守的总原则是:文化发展不能为文化而文化。具体来说:一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五位一体”总格局中来协调推进文化发展。当进行文化发展时,应时刻追问: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到底是什么关系?如何与它们协和发展?这其中也包含着文化发展如何能推进基层治理的重要难题。二是文化发展在本质上是关于“人”的发展。皮尔森曾这样说道:“比起以往任何时候来,今日的文化更是一种人的战略。”[26]借鉴美国学者亚瑟•K•埃利斯从存在、行为和目的三个维度对公民的内涵的理解,我们在大力推动文化发展时,也应检讨我们的举措是否在如下三方面促进了人的发展:“第一方面包括基本的道德品质,如关心他人、责任和义务的意识、对人类权力的尊重、公正和仁慈的评价以及文明和宽容。第二方面包括诸如此类的行动:日常事务正确的言行、参与公益性活动、遵守法律以及平和地面对错与对。第三方面包括更好的自我的愿景、有所进步的社会、为未来做贡献等人生目的。”[27]三是围绕“人的发展”的文化发展其核心要进行价值观的教育。正如约翰•斯道雷所说:“文化从来就不是简单的共享意义的转移网络,相反,文化往往包括共享的和竞争的意义网络。”[28]最能蕴含文化的“意义网络”的正是“价值”。这些价值除了大家熟知的宇宙观、世界观外,更应侧重人生观、社会观与历史观。因为人是生活在由自己构建的“社会”之中,人也无法逃离传承着诸多传统的“历史”而生活。当然,最根本的还是人生观的启发与教育。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以及如何去追寻,始终是价值观世界中无法回避的永恒困惑。

  (3)核心价值日常化为行动信条

  既然价值观是文化发展的核心命题,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反思一下当前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问题。由执政党提出来的三个维度的核心价值观,应该考虑如何使其“顶天立地”。我们认为,不管是什么性质的核心价值观,它必须一方面阐扬一些看似虚无缥缈实则不可动摇的价值,比如“尊严”与“幸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是以此来权衡自我、他人、社会、政府与国家等。另一方面又要日常化为衡量个人举止与政府行为的信条。当然,也包括成为推动各种治理行动的精神指引。中国在漫长的王朝时期,仁、义、礼、智、信是朝野共同遵守的社会核心价值。在废除“三纲”的前提下,结合时代特点赋予“五常”新的内涵与要求,使之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循行的“新五常”:仁爱、中和、礼让、公道、诚信。在此基础上,又提炼出人们更易体悟和践行的五个字:敬、和、让、公、诚。我们的主张是否可行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应不断思索:社会的核心价值如何规范人的行为、净化人的心灵和升华人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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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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