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德如 吴志辉:孙中山《民权初步》若干问题之检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9 次 更新时间:2014-12-08 19: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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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德如 (进入专栏)   吴志辉  

   内容提要:于种种原因,对孙中山《民权初步》的研究,多年来一直为人疏忽。要打破这种现状,应该坚持以下原则:一是Backtotext(回到文本)!二是BacktoSun(回到孙中山)!依据第一个原则,考察了中国民众的"一片散沙"与异族专制、民权与民族前途、民权与参政权、民权知识普及与先知先觉者、会议与集会、会议召开的"同"与"异"、计票时的"大多数与较多数"、暂时会与永久会等八个问题。依据第二个原则,孙中山在民权问题上有如下倾向:因富强之梦而钟情民权;普及民权知识,知先行后;落实民权,过于简单化、天真;以赶超的发展模式,进行民主政治建设;民权与专制,此消彼长;社会阶级继续对抗,革命与民权难以两全。

   关键词:孙中山 民权 会议

   孙中山这位为两岸尊崇的"革命先行者",身后获得的声名足以弥补其生命短暂留给世人的遗憾。中国学者们关于他的思想言论、行为、出身、家族以及革命同仁等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已经形成名副其实的"孙学"了。但是,如何创新孙中山研究,已是学人不能回避的难题。基于此,本文以《民权初步》(原名《会议通则》)为研究中心,希望为此提供些许经验。

   一

   孙中山晚年所著的《建国方略》,以"心理建设"、"物质建设"与"社会建设"并举,彰显他为天下计的苦心孤诣。学界对前两部分的研究多有涉足,对后者的研究明显不足。这是什么原因?

   根本原因是《民权初步》内容本身。该书如孙中山所说,主要摘录于"西国议学之书","尤以沙德氏之书为最多"[1]。因为"沙德氏之书",一是"条分缕析,应有尽有","议学之妙用"尽在其中;二是"显浅易明",便于中国这样的初学者。简言之,内容全面而浅显。

   第二是研究者的心态。孙中山是举世罕见的伟人,学人对其怀有景仰乃至崇拜的意识。像《民权初步》这样一本文字繁琐、思想平淡的书,不仅不能说明他的卓越见识,反而有损于他革命理论家的道德权威。因此,对该书就采取避之不就或者一笔带过的做法。

   第三是孙中山研究"热点"造成的。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围绕着"孙中山与中国现代化(或近代化)"这个主题,开发出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但中国社会本身对政治现代化,一直持谨慎的态度。所以,这本试图规范公民政治行为、促进政治现代化的书,很少引起学者的关注。

   第四是研究方法。学界对孙中山的研究,尽管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由于资料的存在形式(专论、演说、电文、书信、图片等)、发掘资料的困难以及研究方法的陈旧等障碍,很难为"孙学"带来新气象。在我们看来,要突破困境,最好在研究方法上寻找出路。然而,国内学者在这方面一直没有什么突破。相反,国外学者倒是进行了新的尝试。美国学者威廉oHo布兰察德将孙中山定位为"折衷主义者",并从精神分析学说的理论来分析他的行为动机。作者指出,由于"他(指孙中山--引注)既要保持一种和蔼可亲、宽容大度的姿态,又要用棍棒强行把民主思想灌输进他的同道们的头脑之中,他肯定会为此而倍感难受。因此我们发现,一方面他在为赢得对中国的完全的、毫无争议的控制而奋斗;另一方面他又常常离开政治领域去写作、研究和教育人民。……很明显,孙逸仙认为他只是一个要为中国人民带来道德上的改变,才去寻求权力的人。在引退问题上,他的动机与甘地的动机相类似,他要从政治上退下来,去思考和写作,从而在人民中创造出一种革命的自觉性,这种自觉性将是防止中国退回到古代中华帝国去的最好的工具。"[2]结论成立与否,姑置不论,但是从精神分析学的理论视角来探讨孙中山革命行为的动机,就极具新意。

   在回答了《民权初步》研究被"疏忽"的原因后,再来检讨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据笔者所见有两篇:第一篇简要阐述了《民权初步》的内容、价值、意义等,认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根本不可能彻底贯彻和执行它;那种企图以此作为改造当时社会现状的主要手段,更是空想。第二篇主要考证由汪精卫起草的《总理遗嘱》为何"漏列"了《民权初步》。[3]很显然,这两篇文章对其内容本身,很少进行反思性的分析与评价。为了进一步深化对《民权初步》的研究,笔者将按照两个原则进行:

   一是Back to text(回到文本)!

   二是Back to Sun(回到孙中山)!

   二

   所谓"回到文本",就是仔细解读《民权初步》,暂时淡化(而非完全不虑及)撰写者的动机和面临的具体情境。经过解读发现,尽管孙中山用心良苦地为国人设计了非常翔实的参政议政规则,倾注了他对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殷切期望,流露了盼望中国早日步入富强之域的焦灼心情。然而,其中有几个问题是值得商榷的。

   其一、孙中山说,"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此岂天生而然耶?实异族之专制有以致之也。"[4]

   这种论断,确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其用意在于将中国民众与满族统治阶级划为两个明显的对立阶级,激发前者对后者的仇恨,唤醒前者的斗志,达到颠覆后者的目的。但是,把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生活状况,仅仅归于"异族之专制",就不明中国自古以来之社会结构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主要受制于家族制度和官僚制度。家族作为较小的社会单元,是中国乡村社会极其泛化的组织存在形式;官僚作为社会权威的支撑,是一种高高在上的阶层,取得了社会控制的组织优势。再通过"官本位"这个扩大化的社会价值,把二者贯通起来。也就是说,所谓的"官本位",最后都将经由"家族本位"来体现与完成。所以,家族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基本的组织细胞和载体,所谓中国民众"一盘散沙"就未必成立。其实,孙中山还多次谈到"一盘散沙"(或"一片散沙")的问题。

   在《民族主义》"第一讲"里,他说:"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即孙中山说的民族主义--引注)。外国旁观的人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这个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5]这样看来,孙中山对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并非不知。但是,为了解释外国人关于中国人"一片散沙"的说法,便强调中国人历来就有很强的家族观念,缺乏国族(国家)观念。孙中山在这里,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为什么只有"家族主义"、"宗族主义"而没有"国族主义"。也就是说,他没有重复在《民权初步》中坚持的观点,而是转而去说明,为了消除中国人"一片散沙"的状态,应该从巩固家族出发,逐步发展到宗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大小结构的关系当中是很实在的;如果用宗族为单位,改良当中的组织,再联合成国族,比较外国用个人为单位当然容易联络得多。"[6]这就等于说,如果把中国人固有的家庭和家族观念贯彻好,中华民族的国家观念就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当中国的国家观念树立起来了,中国人"一片散沙"的落后状况就终结了,中国人的组织程度也就加强了。至于为何中国人是"一片散沙",显然不是由于"异族之专制"的结果。因此,不用颠覆满清专制统治就可以结束"一片散沙"的状况。孙中山自己就说过:"常人有言,中国四万万人实等于一片散沙,今欲聚此四万万散沙,而成为一机体结合之法治国家,其道为何?则必从宣誓以发其正心诚意之端,而后修、齐、治、平之望可几也"。[7]暂且不究他在此处的自相矛盾,而是认定他的说法成立。可是不要忘了,他在《民权主义》中还说过,中国人之所以是"一盘散沙",是由于人人自由:"外国人一面既批评中国人没有自由的知识,一面又批评中国人是一片散沙。外国人的这两种批评,在一方面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没有团体,又在一方面说中国人不明白自由。这两种批评,恰恰是相反的。为什么是相反的呢?比方外国人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究竟说一片散沙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个个有自由和人人有自由。人人把自己的自由扩充到很大,所以成了一片散沙。什么是一片散沙呢?如果我们拿一手沙起来,无论多少,各颗沙都是很活动的,没有束缚的,这便是一片散沙。如果在散沙内参加士敏土,便结成石头,变为一个坚固的团体。变成了石头,团体很坚固,散沙便没有自由。……所以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一面说没有结合能力,既然如此,当然是散沙,是很自由的;又一面说中国人不懂自由。殊不知大家都有自由,便是一片散沙;要大家结合成一个坚固团体,便不能象一片散沙。所以外国人这样批评我们的地方,就是陷于自相矛盾了。"[8]"中国人既是一片散沙,本是很有充分自由的。如果成一片散沙,是不好的事,我们趁早就要参加水和士敏土,要那些散沙和士敏土彼此结合来成石头,变成和坚固的团体,到了那个时候,散沙便不能够活动,便没有自由。所以中国人现在所受的病,不是欠缺自由,如果一片散沙是中国人的本质,中国人的自由老早是很充分了。"[9]稍后,他又说:"外国人说我们是一片散沙,我们是承认的。但是说中国人不懂自由,政治思想薄弱,我们便不承认。中国人为什么是一片散沙呢?由于什么东西弄成一片散沙呢?就是因为是各人的自由太多。……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受列强经济商战的压迫,我们现在便不能抵抗。要将来能够抵抗外国的压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结成很坚固的团体,象把士敏土参加到散沙里头,结成一块坚固石头一样。"[10]孙中山以上的分析恰当与否姑且不论。我们发现他在《民权初步》中却认为饱受专制之累的中国人之"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削夺净尽"[11],所以处于"一片散沙"状态。这显然与他说的中国人都有自由矛盾。问题的关键或许是孙中山与外国人所理解的"自由"有本质的差异:"自由的解释,简单言之,在一个团体中能够活动,来往自如,便是自由。因为中国没有这个名词,所以大家莫名其妙。但是我们有一种固有名词,是和自由相仿佛的,就是'放荡不羁'一句话。既然是放荡不羁,就是和散沙一样,各个有很大的自由。"[12]殊不知,如果人人都放荡不羁,各行其是,最后就人人自危,毫无自由可言。

   其二、孙中山认为,"今后民国前途之安危若何,则全视民权之发达如何耳。"[13]"吾国人既知民权为人类进化之极则,而民国为世界最高尚之国体,而定之以为制度矣,则行第一步之工夫万不可忽也。苟人人熟习此书,则人心自结,民力自固。如是,……吾决十年之后,必能驾欧美而上之也。"[14]

   他把未来中国的命运系于民权之发达程度,其重视民权的地位、渴望中国人享有民权的急切心情,确实值得理解与尊重。而这种急切的心理,他在"心理建设"和"物质建设"中,亦有流露。

   在《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的"自序"中说:"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庶几吾之建国方略,或不致再被国人视为理想空谈也。夫如是,乃能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以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则其成功,比较革命之破坏事业为尤速、尤易也。"[15]言下之意,只要人民的心理建设稳妥进行,建成一个世界最好的国家,就指日可待了。

   在《实业计划(物质建设)》的"自序"中认为:"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吾欲操此发展之权,则非有此知识不可。吾国人欲有此知识,则当读此书,尤当熟读此书。从此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以推求众理。庶几操纵在我,不致因噎废食,方能泛应曲当,驰骤于今日世界经济之场,以化彼族竞争之性,而达我大同之治也。"[16]在此处,"中国存亡之关键"又系于实业发展了!

应该说,孙中山的理想,实在可贵、天真。但是,他既知中国政治传统以及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法治观念、组织观念淡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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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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