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德如 黄文义:论"中国梦"的政治内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5 次 更新时间:2014-12-07 18:5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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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德如 (进入专栏)   黄文义  

   摘要:"中国梦"的实质就是要实现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使每个人都有享受改革和发展成果的基本权利。因此,"中国梦"的政治内涵从根本上说就涉及政治权力如何安排才能实现和保障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结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脉络和改革亟需社会共识来看,如何保持政治权力的人民性,如何落实和平等保障人民的权益,既是继承历史未完成的任务,同时也是解决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中国梦"的政治内涵其核心是人民民主,使人民真正掌握国家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为保障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提供政治方面的根本支持。为此,还应从现代国家建构、现代政府创设和现代公民培育三方面丰富、完善"中国梦"的政治内涵。

   关键词:中国梦;政治内涵;人民民主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2013年3月17日,他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发表的讲话中又对"中国梦"进行了系统地阐述。自此,全国掀起了一股热议中国梦的浪潮。

   作为一种理想或目标,"梦"是每一个人或群体都有的;梦有不同的载体,有个人、集体和国家的;梦有不同的层次,有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由于人们在职业、立场、阶层、教育程度等方面的不同,必然会对"中国梦"有着不同的理解。那么,为什么作为一种执政理念和理想的"中国梦"在提出之后会引发全社会的关注和热议?这意味着"中国梦"有着特定的时代价值,需要对"中国梦"进行解读。

   在理论界,对"中国梦"的理论阐释主要有四种方式:一是以意识形态话语和理论来阐释; 二是对"中国梦"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精神等层面全方位阐释; 三是对"中国梦"进行古今中外的宏观比较; 四是通过汇集和整理十八大以来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在重要场合的讲话,以及在人民日报等上发表的重要报道和重要论述。 但这些理论阐释有些意识形态色彩浓厚,有些过于宏观和宽泛而难以深入挖掘"中国梦"的特定内涵及其时代价值,从而也就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何"中国梦"能引发全社会的热议。我们认为,"中国梦"不仅强调人民的物质需求,从政治学的视角看,"中国梦"更强调人民权力主体地位的实现以及个人权利的落实,满足人民驯化权力以促进公平分配社会资源的诉求,从而最终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

   一、"中国梦"的政治学分析视角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梦"所进行的全面和系统的阐述,不仅指出了"中国梦"的目标,而且也提出了实现"中国梦"所需坚持的道路、精神动力以及依靠力量。在这些对"中国梦"的阐释中,重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民的主体地位。首先,"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 如果没有"人民幸福","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就缺少根基。其次,人民是实现"中国梦"的依靠力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二是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习近平在"中国梦"的论述中指出:"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由此可见,"中国梦"的实质就是要实现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使每个人都有享受改革和发展成果的基本权利。

   权力和秩序是政治学的两个核心概念。在人类社会中,总是存在着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需求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因此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就不可避免。为了将这种矛盾和冲突控制在一定的秩序范围内,就需要依赖具有暴力性和强制性的政治权力。但社会不能总是靠暴力来维持,良好的公共生活需要以一种和谐的社会状态来实现,这就需要通过政治权力对某一社会共同体内成员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进行界定,从而规范成员之间的基本利益关系。正如迈克尔 沃尔泽所说的,"在人类某些共同体里,我们互相分配的首要问题是成员资格。我们在成员资格方面所做的一切,建构着我们所有其他的分配选择。" 这就意味着社会成员资格是社会资源分配的一个基本原则,这一原则的公平与否直接关系着社会利益结构的平衡,从而关系着社会的基本秩序。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梦"的政治内涵从根本上就涉及政治权力如何安排才能实现和保障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二、历史传承与现实需求:"中国梦"提出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要深入分析"中国梦"的政治内涵,首先需要了解它提出的背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我们先人们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 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富强,在整个二十世纪一直是时代耀眼的主题。"中国梦"既是对此的继承和延续,同时又结合新时代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赋予新的内容和要求。

   1、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传承

   近代是中国历史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近代以前,不管是政治制度、经济水平、文化繁荣,还是科技发展都一直处于世界前列。历史记载和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曾长期处于世界各国前列。以研究中国科技史而著名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J.Needham)说,中国"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 。英国另外一位著名科学史家贝尔纳(J.Bernal)认为,中国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 研究历史上大国兴衰的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也坦言:"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更发达,更先进。" 近代以后,中国在很多方面都落后于西方国家,中华民族遭受百般凌辱和挫折。可以说,中华民族的近代史就是一部饱含血泪的屈辱史,而这也正好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起点。

   今天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不是再回到李约瑟等科技史家所说的科技领先状态呢?我们认为,这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物质层面的一个重要表现,但更为重要的是在观念和制度层面。

   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以前,在对政治生活的制度安排方面,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在配置公共权力和维持社会秩序方面是比较理性和有效率的。如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两大政治制度--科举制度和官僚政治制度--便是当时人类社会实现政治秩序的有效制度安排。官僚政治"几乎悠久到同中国传统文化史相始终"。 官僚政治制度是实现君主专制的有效统治工具,而科举制度能够有效实现统治阶级内部循环,以及从被统治阶级中录用政治精英,从而实现统治阶级的新陈代谢,继而为官僚政治组织和制度提供保障。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对西方国家的文官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学者通过对翔实史料的研究后认为:"英美等国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曾受到科举制的启示和影响,科举西传说可以确立。" 有西方学者就称赞:"科举制度后为西方文官制度所借鉴,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可与四大发明相媲美。"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旧有的政治权力格局已经不符合社会政治力量的变化,新的政治权力格局和政治秩序需要以新的制度来实现。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便是顺应这一历史发展潮流而得以确立和完善,标志着资本主义的政治生活已经进入到一种新的形态,即现代政治。这就意味着以维护君主专制为目的政治制度不再适应历史的发展趋势。在西方坚船利炮和政治理念的影响下,在内部新旧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下,中国传统政治向现代转型也就成为必然。近代以来,中国人为此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有以实现改朝换代为目的的太平天国运动;有以实现西方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戊戌变法;有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辛亥革命。但这些探索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政治权力结构,也未能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的新中国以及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定,才彻底改变了传统的政治权力结构和外部政治环境。

   君主专制、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三种截然不同的配置政治权力的方式。君主专制体现的是主权在君,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治都主张主权在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政治方面实现政治的现代转型,就是需要实现政治权力由私人性向公共性的转变,建立"主权在民"或"人民主权"的政治制度。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未能彻底改变政治权力的私人性质,而中国共产党则实现了政治权力的人民性。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实现政治权力由私人性向公共性的转变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一步,第二步便是如何通过政治制度建设将作为公共性的政治权力更好地落实到人民身上,从而真正实现主权在民。只有这样,才表明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对西方具有超越性,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任务自然要为"中国梦"所继承。因此,政治权力如何体现人民性必然是"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2、改革需要重新凝聚社会共识:"中国梦"的现实背景

   由于存在人类需要和欲望增加的自然本性同资源有限之间的矛盾,利益冲突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因此,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就需要一定的共识。取得共识的程度关系着社会维系的程度。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维系社会的共识也随之处于变迁过程中。

   改革开放前,由于经济体制的单一性使得整个社会的利益关系和利益结构比较单一,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并不明显,社会得以维系的方式主要体现在个人服从集体的意识形态观念,即集体利益便是个人利益的体现,个人利益离开集体便失去根基。意识形态成为当时社会的最大共识。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原有单一性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开始松动,社会出现了"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 逐渐形成了"用利益导向行为取代价值导向行为" 的趋势。个人的行为不再像以前那样受到组织或集体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单位"的高度控制,行为和价值观逐渐开始多样化。随着利益、价值观和行为的多样化和差异化,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且日益增多,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已然不能调和这些矛盾和冲突以维系社会。只有坚持改革,通过增加社会和个人物质财富才能满足人们对物质的需求。这一时期,维系社会的最大共识即改革或对改革的期望,因为这一时期的改革使得社会绝大多数人普遍受益。

当改革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取代计划经济成为调节资源的主要方式后,体制改革所能释放和增进社会物质利益的空间逐渐减小,市场经济和政府成为促进社会物质利益增进的主要方式。市场经济配置资源遵循的是"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过程,利益分化悬殊是其不可避免的一个结果;而此时,在巨大利益的刺激下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的引领下,政府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主导者,而忽视了为市场经济提供完善制度以及及时纠正和弥补市场经济缺陷的职责。在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政府不仅不能增进和维护社会利益,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侵蚀社会利益的尺蠖。在这一时期,利益关系和结构调整不是像改革开放前那样是在普遍增进利益的前提下进行,而是在缺乏完善和公平的市场机制和缺乏制约的权力干预下,对社会利益在不同社会群体间进行转移性分配。相关研究认为,"综合各方面资料,一个基本结论就是:少数人占据了多数财富,多数人只享有小部分利益,中等收入者群体比重过低,低收入者群体规模过大,分配结构严重失调,是当前中国收入分配结构的显著特征。" 利益分化和贫富悬殊迅速拉大,权钱交易和联盟、贪污腐败迅速成为社会最为关注的公共性问题。在我们看来,利益分化加剧和贫富悬殊拉大仅是一个显性的社会问题,而随之而来的更为严重的隐性社会问题则是社会流动机制的扭曲、社会阶层的固化和对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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