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德如:深化我国协商民主的公民认同:一种观念史的研究路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65 次 更新时间:2014-12-07 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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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德如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中国社会关于"反动"的看法以及曾经的滥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协商民主的公民认同。为了防范这一点,首先应从观念上厘清"反动"之所以然,以使合法或合理的"反对"更充分地展现出来。具体来说,从词源、词语辨析、词语自身划分以及词语滥用的根源等方面进行了考察。其次,还应采取如下举措强固公民认同:加强公民团结,巩固协商民主的精神纽带;普及公正,强固公民对协商民主的忠诚;增强公民的理性能力,使协商民主建立在科学精神之上;稳步发展民主政治,拓展和深化协商民主的共识;不断进行公民教育,改善协商民主的公民气质;加强公民社会生活中民主习惯的训练,使它成为协商民主坚固的奠基石。

关键词:"反动",反对,公民认同,协商民主


在我看来,构建和谐社会对我国协商民主 提出的首要课题,就是要深化公民认同 。但是,社会中残存或曾经流行的某些观念偏见可能成为其障碍,比如"反动"。中国社会对"反动"一词非常熟悉,也曾滥用它,尤其是将"反对"与之等量齐观。遗憾的是很少人予以省察。正如贺麟指出的那样:"(一)'反动'是被滥用来骂人的坏名词,不足重视。(二)反动二字似欠确切的含意。(三)究竟谁是反动,是非不明。" 作为重大决策之前的协商民主,显然需要广泛的政治参与,需要听取广泛的意见,需要经过充分的讨论,需要不仅重视多数人的意愿,而且还要尊重少数人的权利。简言之,协商民主必然面临各种反对的意见和声音。以往那种过激的做法,显然不足为取。为此,首先应从观念上厘清"反动"之所以然,以使合法或合理的"反对"更充分地展现出来,促进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最终形成共同的意见,以便思想统一后的共同实施;其次采取适宜举措深化协商民主的公民认同。

要知"反动"如何成了"反对"的替代品,首先就需知道"反动"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先从词源上考察。

"反动"何时连用出现在中国典籍中,很难寻绎。查阅儒道两家的代表性经典《论语》、《老子》后,发现在《论语》中"反"这个词出现了六次。比如,"举一隅不以三隅反" ,这里"反"的意思大概是"回报",这句话后来反其意而用之,就是"举一反三"。比如,"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 ,这里的"反"是"再来一次"的意思。比如"小人反是" ,这里的"反"是"相背、颠倒"的意思。比如,"吾自卫反鲁" ,这里的"反"同"返",是"回、还"的意思。比如,"偏其反而" ,这里"反"的意思却是"摇动的样子"。这些"反"的意思,都没有时人所谓的"反动"之意。不过,"反"的两种意思即"相背、颠倒"与"回"倒是常用意义。其中,"相背、颠倒"未必有不好的意思。 此外,《论语》中并不存在"反"与"动"同时出现的语句。而在《老子》第40章读到如下的话:"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这大概是我们所能查阅到的资料中最早同时出现"反"与"动"的文字记载。它们的意思当然也不是后来所言的"反动"了。它们的意思大概是:"道"是生生不息的,那是因为世间事物总是处于循环反复之中。很明显,"反"与"动"同时出现,也没有褒贬的色彩与意味,它们不过是在言说自然万物存在的状态而已 。再查阅汉代的《说文解字》,里面并没有收录"反"或"动" 。

在英语词汇中,counteraction,reaction,retroact,retroaction等均有"反动"的意思;"反动"的法文词汇是reactionaire,与英文reaction接近。我们再来看与"反动"相仿的另一个词语"反应"。含有"反应"意思的英文词汇有:feedback,reaction,reactivity,response,responses等。由此可见,"反动"与"反应"基本可以用一个英文词汇来表达,那就是reaction。而reaction本义对于刺激的回应,它本身并无好坏、是非、善恶之意。

现代中国何时出现、使用"反动"一词,难以确定。据《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1月第1版)可知,"反动"来自日语,是hando的读音,是"英语reaction"的意译。《新华字典》(商务印书馆1971年6月修订第1版)关于"反动"的释义为:"指思想上或行动上维护旧制度,破坏新制度,反对革命的。"列举的例词有两个:"反动阶级"与"反动行为"。《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年增补本)列举了两个意思:一是"指思想上或行动上维护旧制度,反对进步,反对革命。"举的例词是"反动阶级"和"思想反对"。二是"相反的作用"。与"反动"最为密切的还有一个词语"反动派",释义是"反对进步、反对革命事业的集团或分子"。

以上表明,从西语世界看"反动"并非是坏的、反对进步的意思,它是一个中性词。但是,在汉语世界中,"反动"的贬义却是主导性的,成了"坏"的代名词、"进步"的反面。它在我国"文革"期间被滥用到极致。当时,对"反动"的权威解释来自毛主席语录:所谓"反动"者,就是"逆时代潮流而动"者。与此相对的"革命"者,就是"顺时代潮流而动"者。姑且不追究"时代潮流"的具体内涵,"反动"与"革命"正好处于事物的两极,它将社会成员简单划分为两个对峙的群体。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它正好与我们对"人民"、"敌人"的界定相符。所谓的"人民"就是指"在有阶级的社会中,与敌人相对的社会基本成员" 。这就是说,"反动"的"敌人"正好是"革命"的"人民"的对立面。基于这种武断性的结论,在实践中极有可能把"人民内部矛盾"转换成"敌我矛盾",把"非对抗性矛盾"变成"对抗性矛盾"。事实上,众多的社会成员很难分为"人民"、"敌人"两大群体,他们也未必总是只有一种声音,有时或经常出现"反对"的情况。遗憾的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一些人将所有的"反对"都打入"反动"的冷宫。 由此不得不问:"反对"就是所谓的"反动"吗?

在英语世界,大概有这样一些词汇有"反对"之意:oppose,fight,combat,argue,against,opposition等等。从这些英文词汇得知,"反对"倒是经常伴随有斗争、对抗的味道。这或许就是,为什么一方相对于另一方有不同的"反对"意见或行为时,一方为了压制或"吃掉"另一方,都把"反动"这顶帽子"送"给对方的原因。

事实上,只要注意世间存在的现象就会发现,正相"反对"的情形是随处可见的。《老子》一书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它告诉我们,相"反对"的两种东西,不是要消灭对方才能存在,而是可以互为存在前提的。这些相"反对"的东西,都是比较而言的,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从人的态度、观点或行为来说,未必是一成不变的,前后往往是"反对"的。比如,从爱好贫穷到厌恶贫穷,从喜欢空谈到乐于务实,从顽固守旧到开拓进取,等等。这些都是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前后比较,正好是"反对"的。但是,我们能否说,"反对"就是"反动"?

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说,也未必是始终如一的,前后往往会出现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比如,从友爱变为仇恨,从团结变为分散,从合作变为对抗,从奴役变为自由,等等。这些也是从一个极端过渡到另一个极端,前后对照,正好是"反对"的。然而,我们可否说,"反对"就是"反动"?

"反对"在西方经常被用于政治过程,"意指少数派对多数派进行批评,实施控制,以及提出各种主张以谋求公众和选民支持的权利。反对的目的可能是忠诚的,它的目的是在现行宪政容许的范围内实行政治变革;反对也可能属于原教旨主义式的(即原则性的反对),以主张废除或改变政治体制的方式否定政治一致性。议会内部反动派的矛头是指向政府的,它由政党或未参加联合政府或类似协议的各党派组成。议会外反对来自于那些势力较小或无意获得议会席位的政党和运动。反对可能发生在政党或利益集团内部。反对的作用取决于其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政治文化,以及政治体制所施予的限制。……反对活动要取得成功必须具有组建政府的能力。" 不过,这里要区分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所谓的"反党集团"(Anti-party group)。欧美学者明确地指出,这个词语"是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们对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内的一个临时性联盟的称谓。该联盟反对非斯大林化的进程,反对同南斯拉夫恢复邦交及政府权力分散等政策,并在1957年6月要求赫鲁晓夫辞职。"

第二种情况就是"反制度政党"(Anti-system party)。欧美学者认为,"此概念通常指那些在一个政治体系中拒绝接受正常的民主的政党竞争规则的政党。'反制度政党'这一概念常常用来指那些右翼或左翼的极端主义政党,这些政党会对民主的秩序构成威胁。……历史上与之有关的且十分有趣的例子就是那些否认某一特定政府或宪法秩序的合法性的政党,……与此一脉相承,那些要求独立或在某一特定的州中至少要求更大自治权的民族主义者和地方主义者政党,一旦他们拒绝遵守现行的为政党竞争而制定的宪法条款时,也会发展成为反制度政党。"

第三种情况就是"反对"转化为我们所说的"反动"。欧美学者认为,只有"在那些政治活动被期望表达一种先验的共同利益的体制中(……),反对则斥之为一种保障或非法行为。在那些宣称国家高于政党的体制中,政党和议会被斥之为分裂因素,进而反对也会被视为对政治体制自身稳定的一种威胁而遭到批判。……在那些社会经济集团或政党对于它们的主张和利益能否影响变革几乎不抱什么信心的体制中,反对原则可能升级(例如在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意大利和魏玛共和国中)。"

第四种情况,就是在西方民主体制下经常存在和活动的"反对党"。反对党在认同现有体制的前提下,展开合法的有限反对,它的目标旨在成为执政党。我国著名学者萧公权曾指出:"为了获取正常的监督起见,一个民主国家必须要有健全的,经常存在的反对党。……凡是拥护民主宪政而愿意用和平手段竞争的政党,都有资格做忠实的反对党。" 就世界范围内来看,反对党的典型存在于英美两个老牌的民主国家。

由此看来,"反对"未必是"反动","反对"可以说包括了"反动"。也就是说"反对"有"合法反对"、"非法反对",还有处于二者之间的过渡状态。其中,"非法反对"才是中国社会通常所指的"反动", 当局对于这种"反动"理应采取对策。"合法反对"要演变成真正的"反动",有一个具体的情境和过程。

在语言和生活世界中,还有一个词与"反动"、"反对"近缘,那就是"异端"。"异端"是不是"反动"、"反对"?先看看西方的说法。

"异端"最初来源于神学。"所谓神学'异端'是指在基督教内部,一些与占统治地位的正统神学观点大相径庭而受到教会权威排斥的派别。异端不同于'异教',异教是与基督教迥然相异,有自己独立的经典、理论、教规、会堂的宗教。'异端'(Heresy)一词,从希腊文'选择'一词转译而来,原指人们不依赖权威,只依靠自己的理性选择进行的自由思想活动。异端早在基督教创立时期,随着正统观念的逐渐形成,便已产生。"

由此看来,"异端"最初指的是独立思考的活动,"异端分子"指的是进行独立思考活动的人。这种人的存在,必须有赖于思想自由的土壤。反过来说,如果一个社会根本就不允许"异端"存在,那就不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关于这一点,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有过精当的议论:"在今天这个时代,只要仅仅是不屑苟同的一个例子,只要仅仅是拒绝向习俗屈膝,这本身就是一个贡献。恰恰因为意见的暴虐已达到把怪癖性做成一个谴责对象的地步,所以为了突破这种暴虐,人们的怪癖才更为可取。凡性格力量丰足的时候与地方,怪癖性也就丰足;一个社会中怪癖性的数量一般总是与那个社会中所含天才异秉、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的数量成正比的。今天独行怪癖的人如此之少,这正是这个时代主要危险的标志。"

"异端"在中国,大概最早见于《论语》。孔子曾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这里的"异端"是指"一端"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学习的时候仅仅偏向一边,这样是有害的。孔子还说过:"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从"两端"而不是从"异端"去考虑,就会获益良多。因而,《中庸》第六章还记载孔子的话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用这样的方法来处理人际关系,也是非常可行的。

不过,"异端"在中国历史上确实被打入"反动"的泥潭,主要表现有两种:一种是盛行于残酷的封建党争之中,成为某些人获取私利、满足个人野心、泄私愤的工具,往往给被打击的对象冠上"造反"名头;另一种是盛行于对士人中叛逆分子的压制,经常把他们判定为"名教罪人"。前者我们可以说是"以势杀人",后者则是"以理杀人"。客观地说,这些现象在西方中世纪也屡屡发生。

这样看来,"异端"原意未必就是"反动"、"反对"。在"异端"被卷入各种权力思想斗争漩涡的时候,它就被滥用了。它们可以说成为了互用的同义词,都是"坏"的权威性代表。

既然,"反对"、"异端"与"反动"三者未必一回事,但是有些时候却将前两者划归"反动",这就需要对"反动"本身进行区分。

一般而言,可以把"反动"分为"政治意义的反动"与"心理学意义的反动"。前者是指"政治上所谓反动分子或反动的人",后者指"心理学上所谓反动的行为,或反动的态度"。就政治意义的反动来说,"第一,总觉得反动与守旧或右倾有别,譬如西洋民主国家的国会里,永远有保守派、右倾分子,这些保守派有时得势,有时失势,但不能谓为反动。……在国会里,右倾分子,左倾分子,自由分子,互为消长,互有得失,绝不能专指右倾分子为反动。第二,反动虽多少含有趋于极端的意思,但反动分子绝不同于极端分子,我们虽可以说右倾不反动,但极端右倾便是反动。同样,极端左倾,也可以说是反动。不过,极端的自由主义者,极端爱好和平,极端爱国爱民的人,我们也无法说他们是反动分子。" 应该说,"政治意义的反动"大致与西方近代政治过程中的"反对"接近。

而"就心理事实来说,凡一刺激之来必引起反应或反感。……但同一刺激对不同的个人,则可引起多种不同的反应或反感,大约可以分为三种:第一为自然的反应,如恶恶臭,如好好色……第二为合理的顺应。即出于个人理性自主自动自由,予以适当的处理。……第三为意气的反动。反动既非麻木,亦非自然的反应。它也不合于理性,而乃是基于主观偏激的意气或感情的冲动。自然的反应,每每当下直接,不知有我,亦不自觉其自私。理性的顺应,当然无私心而合义理。惟有意气的反动具有高度的自我意识和个人私利的感觉。所以反动的行为具有主观、自私、偏激、意气用事或感情冲动、不自然、不合理性等诸种特性。因此,就字面来说,反动含有凭借感情冲动而倒行逆施的意思,倒是反,行是动,逆是反,施是动。" 对于这种由于"意气的反动"而产生的行为又可以从两方面分析:"一是对内的反动,二是对外来刺激而起的反动。对内的反动或对内在刺激而起的反动,指自己对自己反动,或自己对自己的过去的言行取反动态度。反动,顾名思义,是指与刺激相反对的方向行动。" 所谓"外来刺激的反动,亦即自己对他人或对方的行为采取反动的态度。这是指加倍地向着与刺激相反的反向发展的行为而言。……总之,根据此种事实分析起来,凡由恩到仇,由新到旧,由自由到专制,即凡由此一极端过渡到相反的另一极端,大概都是由于一连串相激相荡的反动行为所构成。反动行为乃双方相激相荡而成,决非单方面所引起的,因此每每双方都有不是之处。"

此外,还可以从哲学上看"反动"。它指的是"逆向运动",包括"逆向思维"和"逆向行为"。与此相对的是"正动",指的是"正向运动",包括"正向思维"和"正向行动"。对于人类的思维和行动来说,只有双向的运动才能使之向健康、理性发展。

根据这些区分,现实中发生的诸如此类的"反动",就未必是中国字典里所说的"反动"。但事实上,人类曾经牺牲了"反动"的多样性,而代之以"邪恶"的"同一性"。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似乎最好不要概括地说某人反动或某政府反动。而最好是采取客观而较有分辨的态度说,某人某一行为近于反动,某政府某一措施有些反动。如是或较能促人反省自觉、迁善改过。"

这就是说,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不要轻易就给某人、某群体或某组织扣上"反动"的帽子,要理性地具体地分析 。然而,一些人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行为呢?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指出:"一个小孩听话的时候,他就是'好'的,他不听话的时候,就说他是'淘气'。小孩长大成人并且成为一个政治领袖之后,他保持着育儿室的观念,把服从他的命令的人算是'好'的,把不服他的命令的人算是'坏'的。结果,我们自己的政党是'好'人组成的,反对党是'坏'人组成的。'好'政府是我们一群人组成的政府,'坏'政府是那另一群人组成的政府。……这种观点如果是认真的,就使社会生活无法忍受。只有靠武力才能决定哪一个集团是'好',哪一个集团是'坏',而且决定作出之后,任何时候又都可能被起义者推翻。这两个集团中的任一个当权之后,不会关心另一集团的利益,除非怕引起反抗。……这就需要考虑,对哪些事情社会必须一致行动,对哪些事情不必要一致行动。" 这就是说,一些人太过于自负并确信自己的判断、偏好,并将自己的判断、偏好不加分析地、不加商量地强加于另一些人,要求与己"一致"。为了保持这种"一致",总是倾向于进行"好"的、"坏"的价值裁决,而为了使这种判断具有权威性,又往往诉诸于"单一意志"、"单一权威"。这就是一些人为什么喜欢给别人戴"反动"帽子的根源。

罗素认为,为了形成"好""坏"分明的价值判准,当局总是从儿童教育就开始了:"我们不对他们说:'有人说地球是圆的,也有人说是平的。将来你们长大了的时候,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把他们的论据检查一番而作出你们自己的结论。'我们不说这些而只说:'地球是圆的。'到了儿童成长到能够检查论据的时候,我们的宣传业已堵塞了他们的思想,因此,'地平学会'即使是最有说服力的论证,在他们心理也不能产生印象了。" 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中,塑造的道德便是"猫捉老鼠的道德",社会奉行的"信条必然只投合猫的心意,而不投合老鼠的心意,它们是用暴力强加在老鼠身上的。" 。这就是熟知的"强权即真理"的道德戒律。

尽管"反动"在某些时候被滥用到了极致,以至于合法的"反对"也难以立足,这是否表明它毫无(积极的)价值?

罗素认为:"叛逆有两种:一种是纯从个人出发的,另一种是由建立新社会的愿望引起的,这个新社会与叛逆者所处的社会是不同的。……就一般群众来说,只有事实才能判定一次叛逆事变应否认为正当;当叛逆事变已经被认为正当的时候,原来的当权者,就他自己的观点看,明智的办法是不要进行无望的抗拒。个人也许能看得出哪一种生活方式或哪一种社会组织制度比现行制度能使人类的愿望得到更多的满足。假如他看得对,而且能说服别人信从他的改革方案,那么,他就是正当的。没有叛逆,人类就会停滞不前,不公正的现象将得不到纠正。所以不服从当局的人,在一定的情况下,是有正当作用的,只要他不服从的动机是为了社会而不是为了个人。"

这就是说"反动"("叛逆"作为其极端的表现形式)是有价值的,判断的根据在于"反动"的动机。所谓动机,就要看它是否确实是"为了社会而不是为了个人"。问题是,如何能明晰地辨认它的动机呢?这种动机是功利性的还是伦理性的?仅仅考察动机而忽视效果,对"反动"来说是否失之偏颇?这些问题暗含的意思是:"反动"的价值是有限的。

再就"为了社会而不是为了个人"这一标准而言,也是值得深究的。"为了社会"能否完全排斥"为了个人"?实际上所谓"社会"是需要仔细考察的。科恩认为:"一般社会可以分为两类,政治的和非政治的。前者如乡镇、城市、民族国家。后者如家庭、联谊组织、宗教团体。" "为了个人"又是否完全排斥"为了社会"呢?亚当·斯密指出:"(因此,每个人都)把资本用来维持国内产业,(又必然会)指导国内产业,(自然地)各尽所能,尽量使其生产物价值达到最高程度,本来就无异各尽所能,尽量使社会的收入加大。固然,他们通常没有促进社会利益的心思。他们亦不知道他们自己会怎样促进社会利益。他们所以宁愿投资维持国内产业,而不愿投资维持国外产业,完全是为他们自己的安全;他们所以会如此指导产业,使其生产物价值达到最大程度,亦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们是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促进了他们全不放在心上的目的。" 这些也告诉人类,"反动"的价值不能无限夸大。

既然这样,对于社会成员尤其政治社会的公民而言,如何有限地使用不服从的权利,就需要认真对待了。根据罗尔斯的分析,"真正典型的'公民不服从'实际只能发生在抗议者被视作公民,拥有公民权利,他们面对的是一种法治秩序的社会里。"

由上可见,"反动"的价值有限性,主要是基于"不可能定出规章条例来"测量"反动"动机的性质 。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十年,革命年代塑造的斗争风格和两大阵营对峙带来的发展压力提供了中国社会滥用"反动"的土壤,包容精神、和谐观念、合作思想、协商意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集中的表现就是极"左"思潮泛滥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提出既要防止来自"左"的干扰又要警惕右,实际就是提醒要认真审视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反对"意见 。在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共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这一重大任务,号召全社会坚持改革创新精神,不断进行解放思想,这对于排除"反动"的历史阴影,积极展现和听取社会各阶层的各种意见,化解各种矛盾,协调各种利益,强化协商民主的公民认同,大力弘扬包容精神、和谐观念、合作思想、协商意识,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首先,积极推进先进思想文化的建设,弘扬民族精神,加强公民团结,巩固协商民主的精神纽带。正如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的那样:"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其结果是"团结精神愈弥漫、愈紧密,民主也就愈能持久,愈能经受最严重的内部冲突" 。

其次,不断推进法治建设,普及公正,强固公民对协商民主的忠诚。正如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的那样:"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只有这样,公民才会说:"如果法律是公正的,我可以引以为荣;如果法律是不公正的,我继续有义务为其改善而努力。"

第三,不断普及与深化教育,增强公民的理性能力,优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外部条件,使协商民主建立在科学精神即"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 之上。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主要是使公民充分而合法地行使言论自由。只有这样,才能如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的那样:"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

第四,稳步发展民主政治,积极应付与融合社会中存在的不同意见和不同利益群体,拓展和深化协商民主的共识。当前,贫富差距的拉大和各种利益群体的出现,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形成了严峻的挑战。我们要防止各种"非对抗性矛盾"转换成"对抗性矛盾",尤其要警惕出现"群体两极分化" 。而"群体两极分化通常是产生协商困难的根源"  。为此,中共十七大报告才明确指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第五,不断进行公民教育,培养公民更加良好的性格特点和思想习惯,改善协商民主的公民气质。基于我国曾经滥用"反动"的历史,最重要的就是告别"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使"历史性,过程性,中介性,层次性,过渡性,融合性,超越性等等,成为人们思考问题和理解问题的重要因素。" 当前要采取的举措,正如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的那样:"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

最后,不断加强公民社会生活中民主习惯的训练,使它成为协商民主坚固的奠基石。正如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的那样:"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我深信,通过观念的"拨乱反正"以及采取必要举措来强化协商民主的公民认同,全体公民才会体悟如下话语的价值:"民主精神并不一定只表现在最后的表决上,它完全可以表现在事先的充分协商和反复的讨论上。" 也才会切实理解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协商民主的重大意义。

注释:

1.2008年3月两会召开前夕,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摘要)》。《意见》深刻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这就是人民经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的民主,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的民主。也就是一个是选举民主,一个是协商民主。本文指的是后一种民主。

2."公民认同"这个概念,其内涵尚有争议,这里使用的是如下意义:公民对社会中主流制度、价值、文化等的支持或信仰。因此,本文不是直接去研究公民认同本身的内涵问题,而是围绕"反动"一词去分析如何深化协商民主的公民认同。

3.贺麟:《文化与人生》,第32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4.《论语o述而篇》。

5.《论语o述而篇》。

6.《论语o颜渊篇》。

7.《论语o子罕篇》。

8.《论语o子罕篇》。

9.在今天通用的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第34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中,依次列举有关"反"的九种含义:①颠倒的;方向相背的(跟"正"相对)。②(对立面)转换;反过来。③回;还。④反抗;反对。⑤背叛。⑥指反革命、反动派。⑦类推。⑧反而。⑨用在反切后头,表示前两字是注音用的反切。

10.有学者认为,"反动"是《庄子》一书思想和言说的特点,"反"处于不断的运动之中。"反"有"动中之反"和"静中之反",前者是指向道返归的运动态势,后者是指向道返归的虚静之心。王媛:《<庄子>的"反动"思想》,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由此可见,道家的思想充分揭示了"反、动"的表现与规律。

11.即便是今人杨树达先生的《词诠》,也仅收录"反",认为它是"表态副词,顾也"。见《词诠》,第3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12.《简明社会科学词典》,第1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

13.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不同意见的争论、讨论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讨论当中可能会出来一些错误意见,也不可怕。我们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14.《老子》第2章。

15.戴维o米勒等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主译,第547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

16.戴维o米勒等前引书,第29页。

17.戴维o米勒等前引书,第30页。

18.戴维o米勒等前引书,第547页。

19.萧公权:《宪政与民主》,第177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

20.马啸原:《西方政治思想史纲》,第119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

21.约翰o斯图尔特o密尔:《论自由》,许宝骙译,第7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22.《论语o为政篇》。

23.杨伯峻先生认为是指"不正确的议论"。《论语译注》,第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24.《论语o子罕篇》。

25.贺麟前引书,第324页。

26.贺麟前引书,第324-325页。

27.贺麟前引书,第325页。

28.贺麟前引书,第325-326页。

29.贺麟前引书,第327页。

30.邓小平重申"三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就是对滥用"反动"的抵制。《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4页。

31.罗素:《权力论--新社会分析》,吴友兰译,第19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

32.罗素前引书,第191-192页。

33.罗素前引书,第176页。

34.罗素前引书,第178-179页。

35.科恩:《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译,第4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

36.转引自约瑟夫o克罗普西:《国体与经体:对亚当o斯密原理的进一步思考》,邓文正译,第163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37.何怀宏编:《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第6-7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

38.罗素前引书,第179页。

39.邓小平指出:"建国后,从1957年到1978年,我们吃亏都在'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40.邓小平强调指出:"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5页。

41.科恩前引书,第50页。

42.科恩前引书,第233页。

43.顾准:《顾准文稿》,第364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

44."所谓群体两极分化,指的是持相同观点的人群彼此朝着越来越极端的方向发展。"参见凯斯oRo孙斯坦:《设计民主:论宪法的作用》,金朝武、刘会春译,第7-8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

45.凯斯oRo孙斯坦前引书,第8页。

46.孙正聿:《崇高的位置--世纪之交的哲学理性》,第317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

47.萧超然、晓韦主编:《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第171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来源:《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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