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慧星:关于中国民法典编纂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87 次 更新时间:2014-12-07 14: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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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慧星 (进入专栏)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晚上是一个特殊的议题:中国民法典的编纂。中国民法典的编纂,在2002年掀起过热潮,后来又慢慢冷却。最近,因为中共中央关于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公布,所以在北京,在各地,都在举行有关民法典的研讨会。我是第一次就这个话题发言,中央的决定公布后,第一次来谈这个话题。

  

   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历史,在民法教科书上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54年开始第一次制定民法典,1962年第二次制定民法典,1979年是第三次制定民法典。通常说,三次编纂民法典。但是,请大家注意,第一次和第二次都没有叫“民法典”,而叫“民法”起草。第三次,虽然学者建议制定“民法典”,但是当时成立民法起草小组,仍然叫起草“民法”。第三次民法起草是1979年,是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当时的提法是“发展社会正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我们学民法的都知道,民法这个法律部门,是与市场经济有密切的联系。

  

   为什么第一次起草民法和第二次起草民法,都失败了呢?教科书上说,是因为政治运动,第一次起草民法,因为1956年开始的“整风反右”而中断,第二次起草民法,因为1964年开始的“四清”运动而中断。因为政治运动使民法起草工作中断,这是表面上的原因,深层次的原因、关键的原因是我国当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不存在民法作为上层建筑,所赖以存在的经济社会条件。计划经济体制,是靠行政权力、行政层次、行政手段(包括指令性计划和各种票证)来组织和安排产品的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因此不需要民法,不需要民法典。所以说,当时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是前两次起草民法失败的根本原因。

  

   刚才讲到1979年第三次起草民法,原因是实行改革开放。虽然当时改革开放的方向尚未确定,直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才正式确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要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而所谓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就是市场经济吗?一段时间叫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同义语。所以说,第三次编纂民法典有它社会经济意义上的根源,即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为什么1979年要起草民法典?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开放的方向不明确,邓小平同志说过一句话,叫“摸着石头过河”。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应当像苏联那样加强指令性计划,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只能靠经济法调整,建议按照苏联经济法学派的理论,制定一部经济法典或者经济法大纲。他们认为,民法属于资产阶级的法律,至多只能调整私人之间的关系,甚至有人主张废除民法,代之以公民权利法。在这个时候,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陶希晋同志,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建议不制定民法典。基本理由是,中国搞改革开放发展国民经济,要靠经济法,而不是民法。民法是旧法,是资产阶级的法律。

  

   这封信关系国家重大立法,中央批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是1977年成立的,当时的院长是胡乔木同志。胡乔木院长把这封信批给法学研究所进行研究。法学研究所所长孙亚明教授,把研究任务交给民法经济法研究室。民法经济法研究室主任王家福先生,组织研究室全体研究人员对陶老的信提出的建议及其理由,进行了研究、讨论,最后一致认定这封信的建议是错误的,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依靠民法,绝对不能没有民法典。在经过慎重考虑和认真研究之后,决定向中央写一个研究报告,提出相反的建议。这就是《关于制定民法典的研究报告》,这个研究报告交到社科院,经胡乔木院长上报中共中央,中央领导同志作了批示,于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立即启动民法典起草工作。1979年11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之下,由从各个大学抽调的民法老师和实际部门的专家组成,成立民法起草小组,杨秀峰同志任组长,陶希晋同志任副组长。

  

   民法起草小组于1980年8月15日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即第一稿),1981年4月10日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征求意见二稿)》(即第二稿)。1981年5月下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在北京召开民法座谈会,讨论民法草案第二稿。同年7月31日,在第二稿基础上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三稿)》。1982年5月1日,又在第三稿基础上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四稿)》。

  

   这个时候,主持立法工作的彭真同志(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员会书记、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经济生活处于急剧变动之中,有些问题实践还没有提出来,或者提出来了,还看不清楚,怎么可能一下子制定一部完毕的民法典?当时是什么情况呢?农村刚开始搞包产到户,刚开始放开个体经营,国有企业的改革还没有开始。应当说,当时制定民法典的条件还不具备。于是,彭真同志决定暂停民法典的起草,解散民法起草小组,改为先制定民事单行法,待将来条件具备的时再制定民法典。

  

   彭真同志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应当肯定,暂停民法典起草和解散民法起草小组,绝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当时真的制定了一部中国民法典,可以肯定,这部中国民法典必定是苏联模式的民法典,是反映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本质特征和要求的民法典,不可能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法制基础。应当肯定,中共中央决定解散民法起草小组、暂停民法起草,是正确的。

  

   暂停民法典起草,改为先制定民事单行法,相继颁布了经济合同法(1981)、商标法(1982)、专利法(1984)、继承法(1985)、涉外经济合同法(1985)。采取制定民事单行法的立法方式的优点是,通过制定单行法可以及时、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一步一步地将民事立法向前推进。但是,单行法的立法方式也有其缺点。因为近现代民法是由一整套概念、原则、制度构成的逻辑严密的规范体系。适于制定单行法的,只是其中分别规范各类社会关系的特别规则,即所谓“民法分则”,而规范各类社会关系的共同规则,即所谓“民法总则”,绝对不能采取单行法的形式“各搞各的”。并且,因为缺乏这些规范各类社会关系的共同规则,例如基本原则、权利能力、行为能力、法人、代理、时效、民事责任,等等,分别制定的单行法也难于发挥作用和正确实施。

  

   到了1985年,立法机关实际已经意识到其所面对的困境: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一往直前、日益深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断扩大,民事生活越来越活跃,新的问题、新的矛盾、新的纠纷不断涌现,因缺乏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规范,法院面临无法可依的窘境,影响到法律秩序的建立和维持。客观上迫切要求一部全面调整各种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问世。但当时还不可能制定一部完备的民法典。于是,彭真同志决定,在民法典草案第四稿的基础上,先制定一部概括性的民事基本法律,这就是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

  

   民法通则,开始起草时名为“民法总则”。后来考虑到除属于民法总则的内容外,还包括民法分则的内容,因此改称民法通则。民法通则,不是民事单行法,也不同于民法典的总则编。关于民法基本原则、民事主体制度、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制度、民事法律行为、代理制度、诉讼时效制度等的规定,属于民法典总则的内容。此外,还有属于民法典分则(物权编和债权编)的内容,以及属于国际私法的内容。民法通则应属于民事基本法。就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以民法通则为基本法,由民法通则统率各民事单行法的现行民事立法体系。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有三个要点,一是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三是“姓社、姓资”不要再争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紧接着修改宪法,明确规定实行社会正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和经济体制。首先要统一市场交易规则,于是把统一合同法提上立法日程。统一合同法的制定,1993年10月开始设计立法方案,1994年1月开始起草,到1999年通过。

  

   在统一合同法还没有颁布之前,1998年1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王汉斌副委员长,邀请了五位民法学者开了一个座谈会。这五位民法学者是江平教授、王家福教授、王保树教授、我和王利明教授。在座谈会上,王汉斌同志提出一个问题:现在制定民法典的条件是否具备?五位民法教授相继表态,一致认为现时制定民法典的条件已经具备。为什么说条件已经具备呢?概括五位教授的意见,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定;第二,我们的市场经济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第三,我们的民法理论研究已经有了相当的进展,对发达国家和地区民法发展的潮流、发展趋势大体上能够把握;第四,法学教育的发展已经培养了一批人才,法院民事裁判实务也已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就根据这几条,五位学者一致认为,中国民法典编篡的条件已经具备。

  

   就在这个会议上,王汉斌副委员长作出决定:恢复民法典起草。他说,我们1982年只是宣布暂停民法典起草,而制定民法典的立法计划并没有取消,当时只是起草工作暂停,我们现在是恢复民法典起草,不需要再报党中央。因为制定民法典是党中央已经批准的,而且一直在进行当中,当时只是改为先制定民事单行法,待条件具备时制定民法典。同时,王汉斌副委员长委托九位学者专家组成民法起草工作小组。民法起草工作小组的九位成员是:参加座谈会的五位民法教授(江平、王家福、王保树、梁慧星、王利明),加上魏振瀛教授,退休法官费宗祎(曾担任最高法院经济庭副庭长),还有法工委两位退休的干部,一位是魏耀荣(曾担任经济法室副主任),另一位是肖峋(曾担任民法室副主任)。王汉斌副委员长交给民法起草工作小组的两项任务:一起草民法典草案;二是起草物权法草案。按当时的理解,物权法先制定,然后编纂民法典。

  

   民法起草工作小组第一次会议,决定了编纂民法典的计划,即所谓“三步走”。这是江平教授提出来的。民法起草工作小组有没有负责人,有没有组长?王汉斌副委员长是这样说的,拜托江平和王家福两位教授负责这个起草工作小组。并没有说哪个是组长、哪个是副组长。因此每次开会,都是江平教授和王家福教授最先说话,然后决定议程。第一次会议上,江平教授就说,这个民法典编纂我们要分为三步:第一步,我们要完成统一合同法,实现市场交易规则的统一;第二步,制定物权法,完善(有形)财产关系的基本规则;第三步,完成民法典编纂。大概用10至15年的时间。这是大家一致同意的。

  

   在民法起草工作小组第一次会上,讨论民法典编纂问题时,江平教授建议:十三个学校各搞一个民法典大纲;对各个大纲进行比较讨论,从中选出二、三个大纲再进行讨论。最后王家福教授决定:先设计民法典方案,委托法大、北大、人大和法学所设计四个民法典方案;要求6月底完成,民法起草工作小组7月开会进行讨论。实际上,1989年7月10—14日召开的民法起草工作小组第二次会议,并没有讨论民法典问题,而是讨论修改合同法草案(审议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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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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