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军:一个复杂的故事——评《被遗忘的盟友:中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7-1945)》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1 次 更新时间:2014-12-07 11:2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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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军  

    

   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拉纳·米德(Rana Mitter) 的著作《被遗忘的盟友:中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7-1945》[①]是写给美国读者的,全书份共三部[zjj1] 十九章450页。不过这本书出版后,在中国读者中也引起了一些关注。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历史在这里被重新研究和书写,而且不断有新的发展,学者们对那段历史有很多新的思考和理解,公众也保持着持续的关注热情;二是在获得自19世纪中叶以来从未有过的世界中心地位的同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却变得紧张起来,不仅中美关系陷入紧张,中国同日本的关系也几乎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本书的作者拉纳·米德[zm2] 是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牛津中日战争研究项目主任,他在开篇和结尾的论述中,清楚地表明了他写作的动力同上述引起中国读者关注的原因是契合的。

   本书首先讲了一个颇为吸引人的故事。作者从描述1939年春天日本人对重庆的一次轰炸开始,然后同“尽管躁动不安,但却还算平静”的欧洲做了比较。这种描述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世界的书写中是从德国入侵波兰爆发的,但那时在7000公里之外的中国,已经独立苦撑危局,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同日本侵略者打了四年艰苦卓绝的战争。日本空军对中国的战时陪都重庆狂轰滥炸,所造成物质和精神的破坏及摧残极为惨烈。但是,现在的欧美公众对此不是完全遗忘,便是闻所未闻。作者认为,对如此重要的一段历史的无知是导致西方未能同崛起的中国建立起足够合理关系的重要原因。这是值得思考的,尽管我不认为,了解了这段历史,西方与中国的关系就会比目前更好一些。这里顺便介绍一下,在中国学术界,很多年前就有人提出,如果以反对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战争算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甚至可以向前延伸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战争和中国的(有限的)抵抗从那时就开始了。当然,这种提法的学术影响并不是很大。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论述了21世纪中国面临的诸多问题,当然也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的问题。作者试图告诉读者,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中有不少同抗日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那段历史。毫无疑问,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将中国与世界连接起来的战争,例如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从全球趋势来制定中国的立场和反对日本侵略战争的大战略的,他们都断定中国只能坚持持久抗战,中国的最后胜利则取决于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中国也必须基于这种判断来决定与哪些国家结成战时同盟,并肩作战。

   作者认为,抗日战争巨大的历史影响在中国一直存在。正如作者描述的,在当代中国,各种与抗战有关的纪念馆到处都是,报刊上很多有关抗战的题材。事实的确如此,尤其是这些年,中国的电视节目中充满了抗战连续剧,报刊中也刊登大量有关抗战的回忆录、文学作品或评论。当然,也有对外政策方面的需要,正如作者分析的,随着中国领导人表示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的政策研究人员、外交官等都经常提到,当年中国曾经与美国和英国结成同盟,并肩作战,尽管那个时候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领导和代表着中国,严格地说,国民政府是美英等国的盟友。作者指出,中国人“往往把那时与世界其他国家一起同反动力量作战的中国与现在自我描述的成为世界新秩序不可分割、积极向上的一部分的中国进行对比。”[zjj3] [②]这是一种相当准确的描述,并足以说明作者的基本判断,即研究“中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China’s World War II)”对理解中国作为一个全球大国的崛起至关重要,而且要理解中国人自我身份界定和认同感的改变,以及中国人自认为中国应该在迅速变化的世界秩序中发挥何种作用,还是有必要了解这段历史的。

   不过,客观而言,我认为不论是在欧美还是在中国学术界,都有必要进一步界定抗日战争对战后中国对外关系的影响到底达到何种程度,尤其涉及到中美关系这类问题。如果要寻找今日中国对外关系中基本问题的主要根源,例如这本书论及的当下具有结构性矛盾的中美关系,毋宁说研究战后不久爆发的冷战、中国内战和朝鲜战争等等,可以提供更有说服力的解释,而美苏冷战和中国内战的根源并不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如果不是冷战和中国内战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美之间发生的军事、政治和其他矛盾等等,其影响和后果会有很大不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曾经根本改变了中国对外关系的走向,这同抗日战争几乎没有什么联系,至少没有直接关系。国际冷战史学界通常都将此类问题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远东政策。将抗日战争直接联想到今天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多少有些把事情简单化了。

   即使是在今天,有关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至少仍然有三个不同的故事,即美国人、欧洲人在东方的“故事”,国民党的“故事”,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这三个叙述对象都是抗日战争,但三个叙事之间有较大区别。本书显然是写给美国人(或许还包括欧洲人)读的,而且作者是针对美国历史书写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展开叙事的,作者可能希望对以往的成果有所改善或更新,并因此对美国人思考他们国家的对华政策有所启发。作者通过对中国人在战争中经历的苦难、中国军队艰苦卓绝的战斗,以及中国所面临的极为艰难困苦条件等等的细致描写,为美国和欧洲读者展示了一幅他们所不熟悉甚至完全不知道的历史画面,包括从中国人高达1400万-2000万之间的死亡数字,到诸如被称为“约瑟夫醋”[zjj4] 的美国将军史迪威(Joseph Stilwell)是如何傲慢地对待蒋介石及其下属等等。结论正如作者所说:“问题在于中国与西方透过几乎完全不同的镜头看待中国的角色。对西方同盟来说,中国是一个乞求者,一个双膝跪地、遭受重创的国家,静候英美国家将它从日本的手下拯救出来。而在蒋介石和许多中国人眼里,他们是轴心国的头号也是最为始终如一的对手。尽管有无数次从冲突中撤离的机会,中国却在外界援助似乎遥遥无期之时选择继续战斗,现在它被作为平等力量来对待,当之无愧。”[③]这是中国人的合理期待,也是后来他们感到愤懑的源头。尽管相比英国人,美国人做得好一些,但仍然可以认为他们做的是远远不够的。

   作者比较详细地叙述了史迪威将军在中国的经历,他多少改变了一些20世纪美国学术界和评论界对这个深刻影响了美国与蒋介石政权的关系的人物的评价。[zjj5] 这部分的主要特点是将叙述的中心聚焦于蒋介石(而非美国人)的感受和行为。从美国读者来看,本书描述史迪威事件的视角可能比较新颖,因为给了蒋介石比以往成果中更多的同情,以及有更多对具体事务的分析。在此问题上已经有了太多的研究成果,作者聚焦于蒋介石的叙述是对以往美国出版的同类著作的一个超越。此外,对英国人在其中作用的分析也丰富了读者对这个事件的理解。

   作者的上述叙述当然有助于支持本书的基本观点,即美国的战略决定了盟国对待中国的态度,而美国的战略并不是一蹴而就和一成不变的,结果是美国对待中国的态度变得忽冷忽热。一方面,包括罗斯福总统本人在内的很多美国人同情中国人,一度强烈支持中国成为平等的同盟国,尽管英国担忧中国的复兴可能摧毁它在东南亚幅员辽阔的殖民地,首先就是香港;另一方面,中美龃龉同罗斯福在中国所用非人有关。例如,他派来一位心胸狭隘的史迪威将军,后者因为非常鄙夷蒋介石而一再与中方发生冲突,并擅自调动军队甚至计划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这些最终导致蒋介石赶走了史迪威将军,从而给美国与国民政府的关系种下祸根,其消极影响十分久远。这类观点同20世纪70年代台湾学者的一些著述有类似之处。从目前研究的发展看,这类问题的争论不会再持续下去。由于台湾的巨大变化,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美国的关系在国民党中都很难引起研究兴趣[zjj6] 了,或许美国读者会继续保持更多的新鲜感。

   有关抗战的另一部历史是国民党的故事。在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和败退到台湾后一个时期内,抗日战争一直被国民党书写为一段捍卫民族和国家权利的光荣历史。国民党人自认为领导了中国抗日战争并坚持到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这也是他们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一个重要来源。在国民党当年的历史叙述中,有伟大的“蒋委员长”坚韧不拔地领导抗战、“抵御外侮”的故事;有国军将士浴血奋战尤其是与盟军共同在缅甸打击并歼灭日军等故事。按照国民党的故事,中国战场的维持端赖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在广大的地域抵抗和挫败了日军迅速灭亡中国的图谋。在英勇抵抗的战斗中,中国军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本书在这方面的叙述同国民政府当年的主流叙述在思路上是很相像的,即凸显了中国战场对盟军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巨大贡献,也重视中国军民付出的沉痛代价这个尚不为人所知的悲剧。作者在书中指出,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中国全面开战开始,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的八年里,国民政府组织过多次大规模会战,政权被迫迁都,中国大片国土被日本占领,出现了8000万人的难民潮,还有约2000万军民死亡。国民政府方面通常会指责,中国并没有因此得到应有的尊重,或者具体的说也没有得到更多的援助。本书似乎回避了这个领域的具体矛盾,即国民政府得到多少援助是否与其贡献成比例。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使中国打下去”(keep China in the War),把尽可能多的日军牵制在亚洲大陆。客观地说,由于同盟国的全球战略是“欧洲第一”,亚太被放在打败德国之后。在亚太地区的对日战争中,太平洋美军的海空战争是主要作战形式,实际上日军的主力包括相当多的陆军主力,是在同美军作战。中国在同盟国的整体战略中发挥着重要但不是主要的作用,这对国民政府多少是有些尴尬的。但是,与军事地位差强人意相比,罗斯福政府在1943年春提出了一项更为进取的宏大设想,即所谓的美英苏中将作为“四强”在战后世界中起主导作用,其中的中国将在战后的亚洲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美国的地区战略支柱。本书所说的“抗日战争标志着中国逐步从一个全球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受害国,逐步在世界舞台上演变成为一个具有更大地区和全球责任的主权大国”,[④]这应该是基于罗斯福提出的设想,不过这在战后并没有成为事实,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因为国民政府的治理能力低下,中国军队在很长时间里都表现得战斗力不够强大,特别是在1944年日军发动的豫湘桂战役中,中国军队出现溃败。因为与盟军在欧洲、北非和太平洋战场的节节胜利形成对照而受到更多批评,国民政府的腐败和不够民主被认为是重要原因。

   其次是中共在战争中崛起,这极大地削弱了国民政府的政治影响力,以致在战争后期美国花了很大精力调处国共谈判。所以,抗战对中国世界地位的影响尽管重要但可能不是那么巨大。蒋介石就是因为过高估计了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才在战后犯了战略性错误,以为不论国民政府做什么,美国最终都会接受。虚幻的世界大国感是蒋介石的致命伤,是导致国民政府在大陆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再次是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叙事是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本书在批评西方读者几乎不知道当时中国发生的英勇抵抗与悲惨牺牲交织的历史时,也客观地指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事实,即不仅对于西方读者,“甚至对于许多现在的中国人来说,重庆大轰炸几十年来也是所知甚少的”,以致这个“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可能同时也是最少为人所知的一部分”。[⑤]几十年来,不仅外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解释中往往忽略了中国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陆很多中国人也不清楚,中国的抗战到底对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产生了何种影响。这同战后的冷战和中国发生内战有很大关系,特别是中共取得了内战的胜利,他们开始根据自己的革命史观和政治斗争的需要来叙述这段历史。

1949年10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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