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入新常态的过程中，中国经济面临两个基本任务：一是管控风险，二是培育经济新动力。后者较前者更决定了中长期经济发展的前景。要想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前提是我们必须对经济发展有哪些动力有清醒的认识。
经济发展动力是一个庞大家族，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必须说明的是，本文探讨的动力是广义动力，包括各种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严格说应为动因，为通俗起见用动力来表示。
根据一般性和特殊性分类标准，我们可以将经济发展动力分为“一般性动力”和“特殊性动力”。一般性动力是不同体制或制度的国家或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或地区都适用的动力。特殊性动力是部分国家或地区根据自身的体制特点和发展战略要求所培育和选择的动力。
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动力
先来看一般性动力。一般性动力又可分为“需求边动力”和“供给边动力”。需求边动力就是所谓“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供给边动力又包括“要素投入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两个方面。下面分别剖析一下“三驾马车”、“要素投入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三驾马车”作为经济发展动力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它们是以支出法核算的GDP的三大组成部分，即GDP＝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二是属于需求边的动力；三是为短期动力；四是发挥动力作用依赖于政府的财税、金融、消费和出口政策等；五是经常有副作用和后遗症。
“要素投入增加”作为经济发展动力可以从生产函数关系中看出。产量的增加一方面取决于要素投入的增加，另一方面取决于生产率的提高。生产要素是指经济主体可运用的资源、手段和工具，包括资本（含外资）、劳动或劳动力、自然资源（或自然力，可延伸到环境）、土地（有时可归于自然资源，但它是一种特殊而重要且被人类改造过的自然资源）、技术、知识（与技术存在交叉但侧重点不同）、信息（与技术和知识有交叉，但也具有独立性）等。有时，可将基础设施也作为一种广义的生产要素，也可将其归于资本中。以上生产要素投入增加都能带来产量和GDP的增加。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来的高速增长与土地、资源、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投入有很大的关系。
“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作为经济发展动力也可以从生产函数关系中看出。生产函数中产量增加不能被生产要素投入增加解释的部分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带来的。问题的关键是决定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又是什么。笔者多年来将决定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所有因素归纳为经济发展供给边“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对应着笔者提出的人本发展理论或“五人理论”中的制度引导人、分工安置人和资源装备人），以与需求边“三驾马车”相对应。这三大发动机与新一届中央政府强调的推进全面改革、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创新驱动是吻合的，简单说就是改革、转型和创新。
其中，“制度变革”是最重要、最根源的发动机。因为其他两大发动机——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都依赖于它，甚至“三驾马车”、“要素投入增加”等都依赖于它。制度包括规则、组织和实施机制三个基本方面：规则又包括文化（无形规则或制度）、法律、法规、标准和政策等；组织包括政党、人大或议会、政府、政协、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企业、家庭和非正式组织等，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市场也是一种特殊组织；实施机制是将规则落到实处、规范各个组织责权利关系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如自我激励和约束机制、社会激励和约束机制、司法和执法机制、政策制定和实施机制、权利分配机制、权力制衡和监督机制、考核评价机制、责任追究机制、产权确认机制、价格形成机制、市场交易机制、市场监督机制等。上述各种制度表现形式又可组合出多种多样的制度形态。古今中外的各种社会形态和发展结果都是因不同制度组合带来的。现实中的制度很可能是不合理、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故通过制度变革或制度改革或制度创新可以形成经济发展的动力。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高速发展就是制度改革带来经济发展的生动案例。同样，未来中国经济新增长点的形成也依赖于制度改革。
“结构优化”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动机”。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优化、区域结构优化、财富分配结构优化等。产业结构优化又包括非农产业比重提高（即工业化）、服务业比重提高（即经济服务化）、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比重提高、农业现代化等，也可以概括为产业转型升级，总的结果是高附加值产业比重提高，进而带来经济效率或生产率的提高。区域结构优化又包括城镇化（其实质是人口区域分布结构优化）、城乡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当人口和生产要素从较低生产率的农业和农村向较高生产率的工商业和城市转移后，国民经济效率随之提高。同时城乡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都会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建立，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提高国民经济效率。财富分配结构优化意味着收入和财富从倾斜于政府向倾斜于企业和民众转变、从主要集中于垄断行业向各个行业公平分配转型、从少数人暴富向绝大多数人共同富裕转变，这会调动更多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会有利于消费与投资的平衡，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不管是哪种结构优化，其实质是分工协作的深化，根据斯密的理论，都可以极大地提高生产率。
“要素升级”同样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动机”。要素升级是指技术进步、信息化、人力资本提升等。要素升级与要素投入增加有所不同，前者是指生产要素从低到高的提升或升级，即质的改变，后者是指生产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即量的变化。技术进步、信息化、人力资本提升等要素升级，都是理论界已深入论证、现实中都不难感受到的提高生产率的重要途径。
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动力
再来看特殊性动力。特殊性动力是部分国家根据自身的体制或制度特点，为了实现赶超发展、超常规发展、跨越式发展等战略目标，主要利用一些特殊的制度、体制、机制和政策设计，而形成的经济发展动力，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动力（经济发展动力的一部分）。特殊性动力包括“价格机制动力”、“财税政策动力”、“金融政策动力”、“土地制度动力”、“考核制度动力”等。
“价格机制动力”是通过价格形成机制设计而形成的经济增长动力。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商品和生产要素价格都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机制动力已内含在前述一般性动力中，不能成为独立的特殊性动力。但在转型国家特别是政府主导经济的国家，商品和要素价格，特别是一些重要生产要素价格是由政府决定的，政府可以出于一些特殊的理由人为压低生产要素价格（如资源能源价格、土地征用价格、劳动力价格、资金价格等），从而达到将资源等要素过度利用、形成低成本竞争优势、实现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效果。
“财税政策动力”是通过财税政策设计向经济增长倾斜而形成的动力。财税政策是规范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民众之间权利关系的制度设计，合理的财税政策是“公共财政”，即“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财政支出的主要方向是公共服务，严格控制行政事业费支出，将经济建设支出交给市场。但在政府主导经济的国家可以通过降低公共服务支出比重、增加经济建设支出比重而实现近期的经济高速增长。
“金融政策动力”是通过金融政策设计向经济增长倾斜而形成的动力。金融政策有促进经济增长、维护社会公平等多重目标。如货币政策的重点应是维护币值的稳定，因为货币是社会最重要的契约，但现实中政府可能为了促进经济高速增长而更多地发行货币。信贷政策本应主要规范金融机构与资金需求者之间的责权利关系，但政府可能为了促进经济高速增长而促使金融机构过度放贷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些国家的金融政策设计可以很好说明这一点。
“土地制度动力”是一种典型的中国特色经济增长动力。中国有城市国有和农村集体所有两种土地所有制，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两者的地位和权利是不平等的，即同地不同权、不同价，城市政府和开发区可以在只给农民很低补偿的情况下，将农村集体土地低价拿来，经过一定的土地整理后，再以数倍甚至数十倍的高价转让出去，形成“土地财政”，再通过土地财政、招商引资等手段滚动进行大规模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由此形成经济增长的特色动力。
“考核制度动力”是通过考核评价向经济增长倾斜而形成的动力。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考核评价也应全面考核这五个方面。但在“以GDP论英雄”的考核评价制度下，地方政府就会将主要精力放在促进本地的GDP、财政收入、工业增加值等指标的增长上。张五常所说的“地方竞争”带来的经济增长其实是由考核制度带来的。
上述动力家族的不同组合，可以解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效果，可以解释同一国家或地区不同阶段的发展差异，可以解释为何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所有这些都有待于另文探讨。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