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拥华:布迪厄的“终生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70 次 更新时间:2014-12-04 13: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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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拥华  
韦伯对“合法性”的界定是从“信仰”的角度进行的,但韦伯对于“信仰”的解说似乎是在“意识”,尤其是“理性”的层面进行的,而布迪厄则是在“无意识”的层面进行的,这种“无意识”是“社会结构”与“心智结构”之间的“本体论契合”所造成的一种政治效果。在韦伯那里的“理性化”概念,直接对应着布迪厄那里的“习性”概念,但两人在“意识”与“无意识”以及基于这一区分的政治运作的理解上存在截然的不同。这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社会学作为理性政治的有效性工具,可以为我们获得自由贡献其科学理性的力量。社会学的政治作用即在于破除一种社会性的迷雾,解脱社会性的承受,使解放成为可能。换句话说,社会学给予了我们一点机会,使我们在“信念式”状态之下,能够有机会洞察我们参与其间的游戏,使我们不至于完全受我们参与其中的游戏的力量的制约。

   布迪厄深切地关注着社会学的道德意义和政治意涵,把它作为一门唯物主义人类学,也作为一门现实关怀的政治学。他的社会学从两个层面传达了某种道德寓意。其一,在个人的层面上,他的社会学能够给我们提供界分必然和自由的各个区域,使道德行动有展现的空间和余地。通过社会学的社会分析,存在于内心深处的社会无意识就有可能被揭示“, 他们通过反思性把握他们思考和行动的各自的范围,越是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社会性存在,就越是不可能被限制着他们的外在客观性所驱使”(注12)(布迪厄、华康德,1998 :52) 。而经由此,某种理性主体的东西或许可以在历史中呈现出来。其二,社会学的任务还在于祛除“社会世界的自然性和宿命性,这就是说,粉碎遮掩着权力运作和支配维续的各种神话”(布迪厄、华康德,1998 :53) 。在这里,布迪厄将社会学的伦理向度凸显了出来。

   布迪厄继续解释道:“如果说社会学作为一门客观的科学,具有其合理性的话”,那是因为“主体不能把握其行为的总体意义,把这个总体作为意识的直接材料。他们的行动所包含的意义,总是超出他们的所知或所愿”(布迪厄、华康德,1998 :66) 。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所表达的社会学的一大职责就在于将“个人困扰”转变成“公共论题”,这一思想与布迪厄的设想有相似之处,米尔斯认为个人无法意识到宏观结构层面的问题,所产生的焦虑和淡漠即是由此而起,倘若不能意识到结构性的原因,问题实是无从解决。正是针对社会学作为社会分析的工具、作为社会解放的工具,布迪厄说“, 如果我们致力于创造一种道德政治(politics of morals) 的制度手段,那么,就有一定程度的可能性产生(遍布社会的) 道德性。”“我们必须毅然决然地承担起对科学理性中的解放品性的信念,就像哈布瓦赫曾公开宣称的那样”(布迪厄、华康德,1998 :221 - 222) 。“文化社会学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宗教社会学”(Bourdieu ,1993 :197) 。

  

   注释:

   * 此文由作者博士论文中的核心部分所组成,感谢田毅鹏教授以及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刘世定、刘少杰、邴正诸教授的悉心指正。北京大学的田耕、吉林大学社会理论读书小组的王建民、王庆明等对本文亦有帮助。尤其要感谢邓正来教授多年来的教诲。本文的主要观点亦曾多次与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的诸位师生做过交流,进而使得本文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能够得以改进。也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注1:布迪厄曾对权力和“正当性”(legitimacy) 概念分析道,“没有一种权力会满足于仅仅作为权力而存在,也就是说,不会满足于作为没有任何正当性理由的粗暴力量而存在,或者说,作为专断的力量而存在。相反,权力必须为自己的存在与所采取的形式寻找理由,至少必须确保权力背后的专断性得到误识,因此而被人承认为正当的存在。当然,从实际状况来看,正当性问题也是由多种权力形式并存的格局所造就的,因为通过不同权力之间的对峙,通过它们之间因相互反对而提出的对立的、经常是无法调和的辩护理由,不可避免地使它们自身存在的理由成为问题”(Bourdieu , 1996 :265) 。布迪厄对象征性实践的分析,直接涉及到了各阶级(尤其是支配阶级) 对正当化程序的控制,由此不难看出,布迪厄的象征性社会学就过渡到了政治社会学,凸显了对权力的象征性运作的关注。布迪厄指出,“社会结构与心态结构之间的相应性起着政治功用。象征系统并不单纯是知识的工具,它们也是统治的工具”(高宣扬,2005 :821) 。具体而言,政治权力的运作就是尽力使各种资本转换成象征资本,被认同和接受,以隐蔽的方式发挥其实质性效力。因此,政治权力是资本再分配的仲裁者和控制者。可以说,资本的转换斗争(炼金术意义上的转换) 是政治权力场域最复杂曲折的斗争。

   注2:布迪厄针对的是区隔行为所产生的正当化功效,区隔行为在其本源性的意义上是普遍的,“当我们使用象征符号(言语表达的和非言语表达的) 来区分不同类别的事物时,就在某一自然延续的领域创造了一个人为的界限”。界限便是对自然延续的人为中断,便是布迪厄意义上的“区隔”。“界限把社会空间和社会时间分为两个范围:一个是正常的、有时间的、明确的,位于中心的,世俗的;另一个被当作界限的空间和时间的标志,是不正常的、无时间的,模糊的,位于边缘的,神圣的”。社会当中的诸多“过渡仪式”便是为了使社会界限之间的跨越正当化而存在的。利奇认为,我们将外部世界分割成为各有其名的类别,以适合我们的社会需要,这一分割、安排的过程由以下事实决定,即,“虽然我们改变外部世界的能力极其有限,但是我们与射入自己头脑中的外部世界的内在变体进行游戏的能力却是无限的”(利奇,2000 :34 - 36) 。

   注3:“二元论”是一个在哲学理论中长期存在的认识逻辑,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二元论”,是指“任何认定两类事物之间有一不可化解的区分的理论。社会学家最感兴趣的是: (一) 伦理二元论,即事实宣称和价值判断; (二) 解释二元论,即自然事件有其原因,但解释人的行动却只能以动机和理由为参照; (三) 心灵和物质是独立存在的事项,这是一个规律; (四) 宗教和世俗是平行而独立的生活圈,是由不同的法则管制的”(Marshall ,1994) 。

   注4:belief 和doxa 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在布迪厄的文本中并没有能够做出,因而这两个概念似可都译为“信念”,但doxa 往往指更为基本的、与分类系统有关联的“信念”,而belief 则更泛化一些,指向更为一般性的接受与认可,但由于doxa 的意思可用英文表达为what2seems或者common sense ,因此,doxa 与belief 之间也存在着可通用性。需注意的是,布迪厄经常对两个概念不加区分地使用(Bourdieu ,1977 :164 ;布迪厄、华康德,1998 :107) 。

   注5:“doxa”所涵括的意涵,布迪厄有时也用“common sense”来表达,“日常感(common sense) 是被全体成员所共享的自明性所在,也即在一个社会世界的限度之内,它能够确保对世界意义的原初性的一致,也能够确保一系列的平庸之见被缄默地接受。”日常感直接与分类原则相关,分类原则是一系列结构世界感知的对立,或可称为分类图式,它发挥着结构化结构的功能(structuring structures) ,在本质上,它来源于世界基础性的分配结构,是后者的产物,后者组织了社会世界的秩序,即是被结构化的结构(structured structures) 。通过教育制度的强化,日常感在普适性的范围之内存在”(Bourdieu , 2000 :97 - 98) 。

   注6:特定的正当化政治行为都是立基于对原初接受的社会世界如其所是的样子的基础性给定,也立基于旨在维护象征秩序的工作,这一秩序的利益与日常感紧紧连结在一起,存在于信念的原初自明性的恢复中。所以布迪厄说,政治斗争实质上不过是为了权力而进行的认知斗争,这一权力也就是一种能够强加有关社会世界的正当化观照的力量。换句话说,是为了争夺以象征资本的形式所积累起来的承认斗争(Bourdieu , 2000 :185 - 188) 。

   注7:在布迪厄看来,对教育的关注,其实是在人类学的意义上进行的对人类无意识的揭示,“在我看来,如果说教育制度和有关知识分子世界的社会学是基础性的,这是因为这一社会学以比反思性分析更为直接的方式,给我们介绍了思维的未经思虑的图式———这些图式框定着能够思虑之物和预先决定着真正被思虑之物,从而有助于增进我们对认知主体的知识的认识:在这里,我仅仅需要提及偏见歧视、压制和疏忽的社会空间这一情形,然而,每一成功的教育都可以使你接受它,使你对此没有意识”(Bourdieu , 1990b :178) 。

   注8:在19 世纪,西欧社会建立学校系统,其目的就在于为劳动力市场服务,以及培育对于民族国家的情感,建构民族国家的认同感。教育,并非在于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机会,而是在于去强化(从而也是一种区分) 群体认同,从而使区别得以自然化,而呈现出非建构性的表象,这毫无疑问就体现出了教育的政治(正当化) 功能(Robbins ,1991 :174) 。

   注9:在布迪厄对荣誉感的分析中,他认为“被称作荣誉感的不过就是被教育出来的性情倾向。习性,基于一小部分潜隐的原则,它促使每一个行动者生成与挑战和回击的逻辑原则相一致的所有行为”(Bourdieu ,1979 :116) 。同时,事实在于,经由荣誉的表象和策略所导致的经济结构的意识形态改观有助于经济结构的再生产, 并因此显得神圣和圣化(Bourdieu , 1979 :130) 。

   注10:从对阶级习性(class habitus) 的理解中我们或可洞见习性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关系,“阶级习性,亦即是客观处境的内在化,是一整套性情倾向系统的结构,这一性情倾向预设了对客观未来的实践指向。”布迪厄进一步说明,客观可能性或阶级习性等中介性概念的使用使我们可以超越主观和客观、意识和非意识等抽象对立(Bourdieu , 1979 :92) 。

   注11:罗宾斯认为,布迪厄是一个现代主义论者,对于社会或政治革命,布迪厄存在着解释上的困境,因为他是一个传统主义者,或者说一个激进的保守主义者。进而,罗宾斯又认为,布迪厄的目的在于去影响人们认识自己社会的方式,也即是去改变他们的感知和习性,“布迪厄试图去摧毁社会误识的所有支撑物”(Robbins ,1991 :176) 。尽管如此,布迪厄并不试图去成为一个强加世界的观照于其他人之上的伟大的“立法者”(Robbins ,1991 :171- 174) 。布迪厄对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或曰理论理性) 的批判就源于这两种理论并没有或无法说明真实社会当中确确实实发生的一切,而布迪厄对这一真实的关切,就导致了他所倡导的社会理论的解放功效的出场。

   注12:甚至连社会学家本人都会陷入游戏之中,“同时,毫无疑问的是,因为他们也像每个人一样,对拥有一项承认他们自己的社会使命这一幻象有深切的渴望,他们发现,去揭露被所有重要的社会认可——所有象征性的玩物、装饰品、十字架、勋章、手相或者勋带,还包括所有的至关重要的幻象的社会支持体系,如天职、职能、职业、神职和地方行政官——所运作的奢侈权力的真实基础是很困难的”(Bourdieu , 1990b :197) 。

   参考文献:

   埃德蒙·利奇,2000《, 文化与交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爱弥尔·涂尔干、马塞尔·莫斯,2005《, 原始分类》,汲 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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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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