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三):对“现代化范式”的批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21 次 更新时间:2005-08-11 01: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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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学者,往往接触到什么,就以为那是西洋文化的代表。譬如胡适一再强调杜威的思想是西方文化主流,是世界文化未来的取向。……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受这种思想模式的影响;”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32-233页。

  [5]罗荣渠指出,“近年来研究东方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学者大都形成一个比较明确的观点:现代化并不是一个单向的历史过程,而是外部刺激与内部回应两者相结合的过程,具体地说,就是近代西方的冲击与东方国家本身做出反响的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对于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东方国家来说,自强图存的第一个回应是强烈的民族主义的,而这一回应的具体措施就是模仿西方的先进技艺,因此,对现代化认识的最早的理论概括一般都是西方化,虽然实际的现代化过程绝非按西方国家的模样亦步亦趋。”见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毛泽东也这样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见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然而不无遗憾的是,他们都对中国“为什么”要西方化、“为什么”只有学外国的问题未做回答。

  [6]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颇丰,较具代表性的请参见费正清在“冲击-回应”模式下所做的论述:Teng and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Harvard Uni. Press, 1954; Fairbank, Reischouer and Craig, East Asia: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Boston, 1965。

  [7]参见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然而需要指出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因受到全球革命热潮的影响而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不断遭到质疑,遂形成了一种解释中国问题的新模式,即所谓“革命”模式(关于“革命”模式的讨论,较为精要的请参见阿里夫?德利克:“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5年总第10期)。在“革命”模式的影响下,不仅中国问题是围绕革命史这个中心来撰写的,甚至那些并非专门研究革命问题的论著也以革命成就为标准,据此解释和评价其他历史问题。毋庸置疑,在绝大多数的论著中,革命是依其成就而被正面评价的。因为“革命论”认为,所谓“西方冲击”只是在为帝国主义的侵略的行为做辩护;而从另一方面来看,“革命给中国引进了一种新型政治,使远比此前为多的人们得以参与政治,……它将人们从过去的被压迫状态中解放出来,并使他们摆脱了传统的思想奴役。革命使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并转变为一个现代主权国家。革命还清除了或由历史形成的,或由近代帝国主义导致的种种发展障碍,解决了发展问题。”(同上,第136页)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近代史的题域中,这一欲求替代“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的“革命”解释模式,却又于20世纪80年代在一个路向上因受全球性的对革命的否定思潮以及中国内部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否定的因素的影响而开始遭到质疑,并在另一个向度上因社会史的拓深研究而受到挑战。在后一类研究中,近年来逐渐形成了“早期现代”(early modern)的概念,持这一观念的学者不仅否定了“革命”模式而且也动摇了“停滞的中华帝国”的模式。采取此一取向的学者中最具影响的便是那些转而接受市民社会的理念、更准确地说是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的论者,他们试图建构起对中国历史经验做重新解释的“公共领域/市民社会”范式:例如,Mary Rankin 通过对晚清浙江的公共领域的精英能动主义的分析,罗威廉通过对晚清汉口地区商人的区别于“祖籍认同”(native idendity)的“本地认同”(locational idendity) 而形成的市民社会的探究,以及David Strand通过对民国时期北京种种作为参与政治的新领域的“非国家活动”的研究(这方面的论著,请参阅罗威廉,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Stanford: Stanford Univ. Press, 1984; and 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 Stanford: Stanford Univ. Press,1989; 玛丽?兰金,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1865-1911,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 Press, 1986; 斯特朗,Rickshaw Beijing: 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这些研究都倾向于认为,在清代,随着地方士绅或地方精英(local elits)日益卷入公共事务以及市民社会团体的逐渐扩张,各种地方势力业已呈现出某种独立于国家而维护社会的自主性,这种趋势到了民初更显明确,日具实力的各种社会组织在公共领域中不断声张其地方或成员的利益。这种观点以一个社会具有自身的发展逻辑为其出发点,认为明清乃至民初的中国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商品化运动,而这种商品化必定会引发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种种变化。只是这种变化的趋势后来因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对抗这种侵略的革命而被打断了。(请参见拙文:“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载拙著:《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8-182页。)

  [8]E. Shils, The Intellectual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e Indian Situation, Mouton, 1961, p.13.

  [9]J. R. Levensi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8, Vol.1, p.145.

  [10]这个方面最具典型意义的范例,乃是拉美国家知识分子在研究拉美国家发展问题时所提出的依附理论。

  [11]需要指出的是,要对本文所提出的各种问题进行全面的验证和分析,恐必须对百年来中国论者有关中国问题的种种研究予以清厘和分析,而这显然不是本文所能企及。因此,关于这些问题,请参见拙文“中国发展研究的检视:兼论中国市民社会的研究”,载《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增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134页。

  [12]参见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3]B. 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0-231页。? [14]张灏等编:“晚清思想”,载《晚清思想发展讨论——-几个基本论点的提出与检讨》,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1-33页。

  [15]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8页。

  [16]参见拙著:《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我认为,在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过程中,最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是知识界对我所说的“建构者/被建构者”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集体不意识,亦即我所谓的对西方各种流行理论的“前反思性接受”取向——它渗透在当下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以各种名目展开和固化的意识形态实践活动之中,嵌入在中国法学对社会秩序及其制度所做的各种正当性论述之中,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型构着评价中国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理想图景。毋庸置疑,通过揭示“建构者/被建构者”的同一性而获得的对这种“前反思性接受”取向本身的洞识,至少开放出了这样几个值得我们严肃思考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会存在这种“前反思性接受”的取向?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与这种取向之间究竟具有何种经验相关性?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在这种取向下所生产和再生产的知识是否能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我们生活于其间的真实的社会秩序及其制度?显而易见,只要我们试图从“前反思性”转向“反思性”的立场,亦即努力使知识重新获致它本应具有的那种批判性力量,那么一方面我们就必须对与上述问题紧密相关的中国知识生产制度及其赖以为凭的结构进行检视,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对西方论者就何种人类社会秩序及其制度更可欲这样的问题所提出的一些主要的理论解释进行详尽的研究和分析。当然,这些问题虽说与本文的讨论紧密相关,但却已然超出了本文所设定的讨论范围。

  [17]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罗荣渠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54页。

  [18]参见拙文:“社会科学生产机器的反思与批判:《研究与反思》(增订版)自序”,载《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增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19]参见阿维内里:“马克思与现代化”,载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罗荣渠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20]参见德赛:“重新评价‘现代化’概念”,载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罗荣渠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0页。

  [21]艾森斯塔特:《现代化:抗拒与变迁》,普兰蒂斯霍尔出版公司1966年版,第5-6页;转引自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罗荣渠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

  [22]详文请参见D?杜鲁贝克:“论当代美国的法律与发展研究运动”,载《比较法研究》1990年第2、3期,亦请参见奥?凯恩-弗伦德:“比较法与法律移植”,载《比较法研究》1990年3期。

  [23]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法律工具论”虽说避免了“进化论和法律移植论”所具有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但是它仍存在着若干问题。为此,一些论者对它进行了批判:第一,“法律工具论”致使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用“学术研究”的方式去奉承政府;第二,“法律工具论”会把法律降为政策工具,甚至抹杀法律的内在价值,进而有可能为暴政所利用。关于这个问题,详论请参见D?杜鲁贝克:“论当代美国的法律与发展研究运动”,载《比较法研究》1990年第2、3期。

  [24]约吉达拉?辛格曾经把不同的论者对待“现代化”的基本态度划分为这样四种:“进化的-历史的”、“进化的-组合的”、“联系的-历史的”和“联系的-组合的”;请参见德赛:“重新评价‘现代化’概念”,载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罗荣渠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3页。

  [25]T. Skocpol:“论Wallerstein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理论与历史的批判”,载萧新煌编:《低度发展与发展》,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5年版,第403页。

  [26]J. LaPalombara,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pp.38-39。尽管LaPalombara在这里主要指的是政治现代化的问题,但是我以为他的观点亦可同样适用于现代化的其他方面。

  [27]众所周知,现代化理论自20世纪60年代始遭到了来自各方的严厉批判,此方面的著述极多,汉语世界的文献请主要参见:萧新煌编:《低度发展与发展》,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5年版;伯格:《发展理论的反省:第三世界发展的困境》,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7年版;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艾恺:《世界范围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中译本),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罗荣渠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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